一 问题提出：金融霸权的内生性矛盾

金融与霸权的关系存在悖论：金融既能将霸权推向“兴”，又能将霸权推向“衰”。[1]一方面，金融可能奠定霸权兴起的基础，既能为霸权国国内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赋能，又能为霸权国创造在国际上领导多边治理的信用，从而为霸权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撑；[2]另一方面，金融也可能成为霸权的“掘墓人”[3]，造成霸权国自身经济衰退，甚至侵蚀霸权国在多边行动中的领导力。[4]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成败”之间的转化机制值得探究：什么使金融变成霸权的“掘墓人”、如何使金融变成霸权的“掘墓人”？本章认为，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互动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金融的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如果协调就会助推霸权的兴起，反之则会导致霸权的衰落。而在“兴”与“衰”之间，相比于得到更多关注的金融对霸权的积极作用，本章将视线聚焦金融与霸权关系悖论中的后一面，深入分析金融对霸权的消极作用。

（一）金融牵动霸权，而非仅是金融霸权

首先需明确，本章探讨的是金融导致霸权的衰落，并非仅是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以上两个命题相互联系却也彼此区分。所谓美国金融霸权指的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位置以及美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主导地位。美国霸权的范围则远超于此，不仅包含金融霸权，还涵盖贸易、投资等其他经济治理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安全、外交等非经济领域内的强大影响力。以上领域之间还存在互补关系。延续斯特兰奇对结构性权力的理解，金融霸权仅指金融结构中的结构性权力，霸权则包括金融以及安全、生产、知识等多个维度的结构性权力。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不一定直接导致美国霸权的全盘衰落，但美国霸权的衰落最后一定包含美国金融霸权的衰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以此作为最重要的标志。当然，理解金融霸权对于廓清金融与霸权之间的悖论关系仍是非常必要的。

相比于本章关注的“金融是否及如何导致霸权衰落”这一命题，“美国金融霸权是否衰落”这一命题热度更高、争议更大。在讨论金融与霸权兴衰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简单梳理围绕美国金融霸权的两方观点：一方认为，在历次经济衰退中，美国的金融霸权都历险而不倒。斯特兰奇在20世纪美国经历第一次衰落危机时曾称，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中“仍拥有特别的权力（still an extraordinary power）”[5]。时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对美元的支持及美国承担最后贷款者角色的空前规模，似乎仍然支持斯特兰奇在上轮美国衰落危机中所做的判断。在协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没有对美元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美国政府也得以广泛指挥他国进行危机应对，从而显示出美元霸权的持续性。[6]而另一方则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多国政府纷纷表达对美元、美国金融市场乃至美国经济的失望之情。众多学者认为，美国的结构性金融权力将在此之后的中长期内遭到削弱。[7]

实际上，理解美国金融霸权离不开探究美国霸权中的其他结构性因素。赫尔曼·施瓦茨（Herman Mark Schwartz）的分析就继承了斯特兰奇对国际政治经济各类结构性因素之间联动的强调，他将金融结构同生产结构、知识结构、贸易结构等联系起来解释美国为何仍然掌握着全球金融霸权：全球范围内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8]在过去几十年间持续加剧。收入曲线底端的人口越发缺少足够的收入去“消化”不断膨胀的全球产能。而美国能够通过将收入分配曲线顶端的财富转化为全球广为接受的资产，向全球源源不断地注入美元来吸收过剩产能、填补全球需求缺口。以美元换产品从而在全球创造信用的做法就是结构性权力的体现。世界上的其他经济体尚不具备这种能力，都不能像美国这样凭借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身份创造需求和信用，因而只能结构性地依赖美国寻求经济增长。美国则能凭借兜售美元资产的收入为本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供能。[9]具体而言，有两个机制创造了美国金融霸权的结构性基础，解释了各国为何持续持有美元资产。一是经常账户盈余国家内需不足，依赖外需谋求经济增长。银行将外贸挣得的美元再次投入全球经济中，从而创造巨量的美元债务。这将它们锁定于日常使用美元和在危机中依赖美联储的境地，实质上是不断为美元信用提供背书。二是美国企业凭借知识产权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不均衡的高额利润。美式贸易规则的全球扩散将这些超额利润合法地保护起来，进一步维持了美元资产的高估价和吸引力。因此，国际社会对美元此类惯性式的依赖强化了美国在金融结构中的权力。[10]

不过，各类结构性因素之间的联动是处于变化中的，其他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美国的金融霸权。就生产结构而言，由于美国政府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形势下大行保护主义，以及各国普遍引导供应链在岸和近岸发展，以美元换取全球产品和吸收全球需求的可持续性受到影响。就知识结构而言，美国企业虽常年凭借其知识产权优势维持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但在美国政府近年来阻碍技术扩散的知识垄断做法之下，其攫取高额利润的这一优势在被弱化。就安全结构而言，在俄乌冲突导致国际安全形势骤然紧张的背景下，美国冻结俄在美资产、干预全球金融秩序的决定，以及全球能源供应和粮食供应扰动等事态，也都对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产生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多国或为避免被美元“武器化”和信用“政治化”殃及，或为确保油气等大宗商品的供给安全，纷纷寻求进一步多样化货币储备构成和国际结算手段。总体而言，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在未来可能并不会被持续削弱，甚至可能在某些时候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乘势回升。但在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并渐进塑造新型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去美元化（de-dollarization）”将随着国际结构的变迁对美国的金融霸权形成越来越强的冲击。

简单梳理金融霸权的相关研究能为探究金融如何影响霸权提供诸多启发。首先，金融的核心在于信用，如不能创造信用则将霸权推向衰落。霸权国在“二战”结束后依赖一套治理体系规制国家、企业和个人等各类国际行为体。支撑这套治理体系的是来自行为体的信任。金融总体稳定意味着治理体系运转的可置信，否则会使霸权国丧失信用。其次，金融若要侵蚀霸权，需联同其他国际政经结构发挥作用。金融无法为霸权国创造信用的具体表现是，金融系统缺乏安全性稳定性，或是不能有效支撑全球发展，提供必要公共产品。再次，金融导致霸权衰落也可以是出于内生原因的，源自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失衡。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国内利益集团阻滞资源合理配置是国家衰落的内部原因，[11]霸权国内分利集团的博弈能够影响到霸权国对金融结构的认知和运用，进而成为霸权护持的内部掣肘。金融能为全球创造需求，却也以牺牲霸权国内生产为代价。美元霸权的内在矛盾是，以美元换产品的模式会抑制国内产能特别是低附加值制造业的发展。这会给霸权国内的就业形势、收入分配和社会流动带去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冲击霸权的社会基础。最后，金融导致霸权衰落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金融能“影响世界财富分配和流动的方向，为美国霸权提供财富支撑，分摊美国维持霸权的成本”[12]，但同时也能在国内阻滞用于支撑权力的财富积累，以及在国际上导致霸权信誉丧失、进而削弱其对世界财富分配和流动的影响力，最终导致霸权的衰落。本章接下来就将集中探讨金融牵动霸权兴衰的具体发生机制。

（二）分析的关键：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两种逻辑中，国家逻辑强调等级秩序中的权力，而市场逻辑强调开放环境中的利益。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目标不同，但也共享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即利益最大化，只是两种逻辑对利益的定义不同。两种逻辑的平衡构成了霸权稳定的基础，但两者的关系却往往是彼此消长与矛盾互动的。施瓦茨认为，英美两国的霸权都建立在国家确保能创造和控制市场的基础上，只是这两种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各有消长。[13]

金融究竟是遵循国家逻辑，还是市场逻辑呢？答案是既遵循国家逻辑，又遵循市场逻辑。金融的国家逻辑是为国家所用、为霸权护持服务，金融的市场逻辑是为市场所用、为资本扩张服务。一方面，金融能放大霸权国的权力资源，但是，霸权国政府并不能完全掌控金融，金融利益集团反过来也能有力地影响政府政策；另一方面，金融的复杂性使其具有一定的市场独立性，但是，金融又无法完全依赖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因而金融全球化的市场行为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监管。[14]金融的角色是双重的，既包含逐利的资本利益，又包括称霸的国家利益。在霸权护持的思路下，金融受国家逻辑驱动，帮助霸权国积累权力资源和维系国际影响力；而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金融也遵循市场逻辑，将霸权国的权力最大化并不是其优先目标。

金融的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容易陷入失衡。如果市场逻辑压倒国家逻辑，资本逐利将以霸权消耗为代价。其他条件不变，如果金融资本不受国家约束，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天平失衡，重心从国家逻辑一端移向市场逻辑一端，霸权国可能因此逐渐丧失维持霸权的能力。维持霸权意味着，对内要积累大量可动用的金融资源以维持生产与安全，对外要具备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维持国际秩序的能力，即维持等级秩序并保证系统的安全与稳定，否则霸权衰落。因此，当国家逻辑被市场逻辑压倒，二者失衡恰是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上导致霸权的衰落：在国内层面，金融会对霸权国的社会财富进行掠夺；在国际层面，霸权国会难以有效履行治理义务而丧失国际信誉。

综上，金融的国家逻辑（S）在国内层面追求维持霸权国的实力和国内秩序，在国际层面则追求维持国家间等级秩序和霸权影响力；金融的市场逻辑（M）在国内层面并不关心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在国际层面则并不重视安全因素，而是支持自由化和全球化，因此可能淡化国际秩序中的等级结构。国家逻辑的承载主体是国家政府，市场逻辑的承载主体是金融资本。前者追求权力，后者追求利益。作为内生于美国霸权却不受国界约束的资本，金融既在国家逻辑下扮演美国霸权“奠基人”的角色，又在市场逻辑下扮演美国霸权“掘墓人”的角色。只有市场逻辑充分发挥在全球资本市场的扩张力，霸权的影响力才得以渗透至全球各国。然而，在市场逻辑压倒国家逻辑的情况下，金融则可能破坏霸权基础。这一矛盾塑造的过程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展开，共同塑造霸权兴盛，也共同导致霸权衰落。（见表1-1）

表1-1 金融的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

表1-1 金融的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续表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1-1中关于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四种追求都能在霸权国近年的政治生态中找到对应：不受约束的金融部门长期放任资本扩张，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自由化、收割世界财富（M2）的同时也掠夺霸权国国内的社会财富，造成霸权国国内的贫富分化加剧和经济动荡频仍（M1），越发激化国内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特朗普政府试图专注美国社会内部问题、通过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政策迎合美国社会中的民粹主义（S1），但这种内顾倾向却又势必对既成霸权的国际基础（S2）——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造成冲击。例如，在相关国际金融机构或机制中降低本应承担的治理义务[15]，企图通过将国内矛盾向国外转移来赢得国内支持，但此举降低了霸权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信誉，导致霸权消耗。当然，有些治理义务的减少是霸权国主观意愿下降造成的，而有些减少则与霸权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息息相关。综上，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矛盾互动是理解霸权衰落根源的重要依据，而两者之间的失衡在金融领域尤为明显。

基于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分析效力，并对照本书总论中提出的权力博弈的分析体系，可形成两个基本假设：（1）在国内层面，当金融的市场逻辑压倒国家逻辑，金融为霸权积累资源性权力的能力下降，进而导致霸权衰落；（2）在国际层面，当金融的市场逻辑压倒国家逻辑，金融为霸权维系联系性权力的能力下降，进而导致霸权衰落。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金融的国家逻辑压倒市场逻辑，也就是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失衡的另一种情形发生时，霸权也将受到威胁，本书的后面章节将对这一情形冲击霸权的作用机制进行专门分析，此处不做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