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德发

“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梁启超语）。十多年前李宗刚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既有专心精读的自觉又有广泛涉猎的兴趣，在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海洋里，不仅聚精会神、废寝忘食地精读中国现代文学的丰赡文本，也对现代中国的教育制度及其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格外关注；并逐步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教育体制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的主攻方向。他把现代中国文学与现代中国教育体制这两大各自独立而又错综交织的文教系统，置于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总系统的认知框架里，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宏观，纵横开阖，由表及里，给予透析与研究，拟破译人文科学密码，探寻文学与教育互动规律。

“学贵专门，识须坚定”（章学诚语）。宗刚无论在任何语境与条件下，始终咬住这一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与总体设计不放松，竭尽全力地遵循三个逻辑层次向前推进，致使这个“专门”学术课题的研究闪烁出耀眼的思想之光。第一个逻辑层次，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是《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经精心修改形成学术专著，由齐鲁书社2006年出版。第二个逻辑层次，赓续《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的总体思路，散发开去，扩而大之，以新视角透析新史料而设计出《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新课题，被批准为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结题后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三个逻辑层次，在结题的基础上，宗刚发扬不惧辛劳连续作战的精神，新设计的《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又被批准为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们即使不阅读上述著作，从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频率和力度上，也足见现代中国教育体制与现代中国文学互动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学术水平所可能达到的期待高度。

对于《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的问世，笔者在序言中赞曰：“本书作者围绕‘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互动关系这个中心点，充分发挥辐射思维的独特功能，从多侧面多维度展开发散以探索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发生的复杂深微关系。”“这一发现为其五四文学发生学研究选定了新角度，展开了新视域，且形成了新理路。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突破前人对五四文学发生学研究的整体框架，填补了长期被忽略的薄弱环节；而且也为五四文学发生学探讨开拓了新思路，展示出五四文学与现代教育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若说2006年出版的《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是宗刚从现代中国教育与现代中国文学互动关系这个总论题研究中磨出的也是亮出的第一剑，仅仅是初露锋芒；那么即将问世的《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则是经过10多年的焠磨而亮出的第二剑，其锋利的光芒主要是从本著作的突破点或创新点上反射而出。考察一部专著或一篇论文的突破点或创新点，既要与自己的既成著述相比较，更要与整个学术界同类或相似研究课题所问世的著述相比较，唯有从相互比照中方可发现所评述著作的突破点或创新点；只有抓住了突破点或创新点，才能断定该著述在现代学术史上有无价值或者有多大价值。虽然从比较中难以准确地发现并断定所评著述的突破点或创新点，但是为了学术研究的不断增值和永远发展，即使再难也要探察著述的突破点或创新点，哪怕对其认识不准或把握不牢也要挖掘出来。宗刚这部新著《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较之《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尽管都是着眼于教育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然而其研究的深广度却不限于某隅某角而带有全局性和整体性。它将民国教育与现代文学复杂关系的多方位考察完全纳入研究主体的学术视野，不论在逻辑框架的设计、理论观点的创新还是在资料信息的发掘、思维方法的运作方面，都有重大突破与总体创新。诚然，放眼全国学术界，热衷于民国教育与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学者大有人在，而且鸣世的学术成果也是目不暇接；但综合考之，这些学术著作主要集中于大学文化、文学教育、教育文化等维度与现代文学关系的考察与探讨，至于对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错综复杂多维关系的研究与洞察却是相当薄弱的，即使有些关注或涉及的研究课题也缺乏深入的开掘与独特的发现。基于这种研究现状，宗刚教授的新著则是全方位、整体性地聚焦于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错综复杂关系的切实而深入的探究。就其总体逻辑思路审之，新著从纵向上简略而精到地揭示了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关系的动因、态势及其所完成的既定学术目标，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主体思维的超越性与史实的牢固性相融合迸发出耀目的思想火花；然后从横向上如同扇面展开，多维度多侧面地探察并论析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综复深微关系。宗刚教授既考析了民国教育体制与现代期刊文学的发生、民国教育体制下文学课程的传授、文学认同与文学传承，以及民国教育体制与现代女作家的关系；又论述了民国教育体制内学校文学教育个案和作家影像及他者建构，从而建立起一套认知并表述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关系的新颖独到而又丰实别致的话语体系。这对于同类研究课题已问世的学术成果来说，则是带有整体性的突破与创新，这也是本书重要的学术价值所在。

具体论之，本书的亮点之一是，论者革新了既往的作品论、作家论乃至文学史书写的范式，自觉地将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文本、作家纳入民国教育体制内予以审视与分析，获取一些耳目一新之见或者一些原创性论断。如对徐枕亚及其《玉梨魂》的探讨，突破原先“通俗文学”的研究框架，纳入民国教育视野进行重读重解，得出许多新认知新见识新判断；对茅盾的研究也是这样，突破了一般现代小说研究模式而将其置于民国教育体制加以考察，得出许多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亮点之二是，论者并不热衷于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一般化的缺乏新意的泛泛而论，乃是将两者的错综纠葛关系融入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探赜发微的透视，从人文、人性、人情的密码的破译中获取新颖独到的叙述见解。如以叶圣陶《倪焕之》为个案对民国教育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的阐释，以冰心及其文学创作为例对民国体制下的现代女性作家的探讨，颇有些精彩的分析与理论判断，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亮点之三是，宗刚通过对五四新文学发生缘由的深入研究，发现文学革命先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氏二兄弟等都是父权缺失者，正是这种特殊的人生遭遇，促使他们通过新式教育或民国教育的渠道完成了自我人格从传统向现代的蜕变，以时代先锋的姿态充当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弄潮儿。这一新鲜见解，曾获得不少学人的点赞。亮点之四是，论者以民国教育体制为视野窥探中国现代文学主将鲁迅是民国教育体制中人，既是教育部的佥事又兼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并把小说创作和翻译文学纳入中华民国的政权诉求中，这就从体制上或理论上为新小说创作实践提供了保障。这不仅说明鲁迅创作首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既有《新青年》指派钱玄同的催稿，又表明鲁迅创作通俗白话小说是其就职于民国教育部的责任感所致；此种新发现，就能增加著作的新亮点。亮点之五是，论者极其重视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梳理，且通过民国教育体制的理论视野将其激活并给出有新意的逻辑阐释，决不放空炮发空论，让扎扎实实的史料讲话，言之有根论之有据，事实胜过空泛的雄辩；从而勘探出一些学界既往习焉不察的新论，甚至通过对真伪难辨的史料的层层剥离，将隐藏于历史乱象背后的本真面目展示出来或者把规律性的东西寻找出来，以形成一家之言。亮点之六是，论者总是以辩证思维来看待并辨析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没有在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画上等号，又没有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发展完全归因于民国教育体制，更没有无原则地美化民国教育体制，过度拔高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并从中体现出研究主体的一种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论析复杂关系的难能可贵的分寸感。总之，从宏观的总体把握到微观的具体认知，全书显示出宗刚教授对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关系的探讨与理解已达到一个新的学术层次。

由于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不可能在一两个研究课题中或者一两部专著里将其论析透彻，更不可能将其奥秘洞见清楚；宗刚的新著尽管有不少的突破与创新，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下良好基础，甚至提供了值得借用的宝贵史料、逻辑架构和方法论，然而不可忽略的却是遗留下一些不该遗留的缺憾与问题：一是全书由六章构成，每章可以独立成篇，章与章之间若有几条主线联结起来，那就能形成无懈可击的严密的逻辑结构；况且本书对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考察主要从横断面展开，也就是从多个维面来探询两者之间的关系，若在探察过程中能够厘清各维面之间的层层推进的逻辑关系，那研究成果会给读者以厚重感或立体感，要是横向研究的各维面之间的逻辑关系理不顺、联不严，那给人的感觉则是“各自为政”的互不相关。二是民国教育体制与传统教育方式相比，它的根本特质是现代化的教育体制，即使它与传统教育模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难能改变其本质规定；正是这种本质规定决定了民国教育体制具有与中华民国政体国体相适应的民主性、科学性、平等性、独立性和自由性的功能特征或主要机制。这些现代性的功能机制通过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同质同构的联系，既培养了现代化的作家群又培养了现代化的读者群，为了适应读者的审美诉求，作家群以现代审美意识和审美形式营造了现代型的各体文学。如果认同这是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内在本质联系，那就应该在新著中充分地深入地挖掘出这种联系，以作为全书的主线。三是民国教育体制应包括留学教育制度，正是留学生教育制度的坚持，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发展，造就了新文学的先驱者和重要的缔造者，而且使留学生所在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策源地或者诸多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发祥地。宗刚教授在新著中虽然也触及留学生教育问题，但没有设专章以民国教育体制的视野来集中论述留学生教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上述三点，只是我所感的不足，仅供进一步修改时参考。

近10年，在我看来是宗刚取得博士学位后最忙碌的10年，也是最有成就感的10年。所谓最忙碌的10年，主要是因为扮演了多种角色，在多条战线上拼搏。作为研究生导师，他既要亲自指导硕士生又要指导博士生，并为其开设必修课和选修课；作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主编，除了做好约稿、编稿、定稿等工作外，还承担着把学报提升到CSSCI来源期刊所要求的总体学术水平，这个压力够重了；作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且不说其承担的省部级研究课题，单就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来说他便先后主持两项，一项刚完成，新的一项又批下来。若是缺乏持之以恒的拼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那怎能出色地完成如此繁重忙碌的艰难任务？所谓最有成就感的10年，且不说宗刚晋升为正教授，遴选为博士生导师，指导出数量可观的优秀的硕博研究生，其所主编的学报也被评为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重要的是，这10年宗刚的科学研究进入生命创造力的爆发期，他并没有总是把全部精力与时间投入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主攻目标，而是以此为研究轴心发散开去，从学术理论研究与文学史料汇编两个相辅相成的维面同时发力，收获颇丰。学术专著出版了《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2012年，花木兰文化出版社）、《中国现代文学史论》（201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中国当代文学史论》（2014年，山东人民出版社）、《行走于文学边缘》（201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2015年，人民出版社）、《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即将出版）等6部之多；编选的资料汇编出版了《炮声与弦歌——国统区校园文学文献史料辑》（2014年，人民出版社）、《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201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2016年，山东人民出版社）、《郭澄清研究资料》（201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等，他还重新校订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文艺运动资料汇编》（201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在《文学评论》《文史哲》等刊物上所发表的百多篇学术论文，有20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这期间不只宗刚独撰的论著三次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二、三等奖，他参编的《现代中国文学通鉴》既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又获得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宗刚教授志存高远，追求更高的学术目标。因此，他并不满足已取得的骄人学术成就，更不在意已有的学术地位；而是以“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尽期”[1]的人生格言，自觉地以虚怀若谷、学无止境的精神，以勤思苦钻、自成其学、师人之长、补己之短、勇于探索、求实求新的风范，去汲取浩茫无际的学问，去攀登无限风光的人文科学险峰。由于宗刚具有这种“学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崇之，不倦以终之”[2]的好学勤研态度，又能持之以恒坚持下去，永远进击下去；故而他不仅可以在更高的学术层级上完成新批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使第三个逻辑层次的《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成果达到预期的高度，而且也可以实现其竭诚所追求的高远的学术理想，在不久的将来使之变成众人注目的光辉现实！是为序。

草于2017年8月上旬酷暑

[1] （明）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2] （汉）扬雄：《扬子法言·学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