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前的学术研究已经进展到了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寻求文明共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追求“和而不同”或者说“差异即对话”。如今即使国别研究都具有比较与对话的色彩，全球化已经成为任何研究的背景和方法论。拙著《东西精舍：中日文学文化比较论》所遵循和践行的就是这样的时代精神和学术理念，至于其效果如何，那只能交由同行专家和读者来评判。下面笔者首先就本书所涉及的主要概念范畴做一点儿说明和解释。
本书之所以取名“东西”，其一是因为中国位于日本之西，日本处于中国之东，即在地理意义上，“东西”分别表示日本和中国；其二是因为本书将中日文学文化研究置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性视野之中，并未完全拘泥中日两国文学文化本身，而是在中日之外另辟第三视角，即“西方”视角的使用，西方也是一个重要参照。简言之，所谓的“东西”具有双重意味：中国与日本，东方与西方。而“精舍”者也，其意本为空间概念，最初指儒家讲学的学社，后来亦指佛教中出家人修炼的场所，在本书则专指跨越东西方的研究，并兼有柏拉图“会饮”（symposium）的意趣。要之，“东西精舍”意味着对中日文学文化的世界性研究。
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可以从中先天地汲取各种综合知识的两个知识来源”，或者说，“空间和时间合起来是所有感性直观的纯形式，并由此而使先天综合命题成为可能”。[1]康德其意是说，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用来理解世界的先天条件，然而，在当今世界由于“比较”无处不在，“比较”已成为人们的无意识，即“比较无意识”，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冒险地提出，在康德的时间和空间之外，应该还存在第三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即“比较”。
在日常生活中，比较也随处可见，最常见的“比喻”就是一种比较。比喻是用与一种事物有相似点的另外一种事物来描写和说明此一事物，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也称“打比方”或者“譬喻”。中国古代经典《诗经》中所运用的“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其中的“比”可以理解为“比喻”或“类比”。类比以彼物比此物，无疑也是一种比较。关于“比喻”，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指出：“比喻把一种事物比作另一种事物（如称乔治是头驴，或者把我的爱人比作红红的玫瑰）。如此说来，比喻便是认知的一种基本方式：我们通过把一种事物看作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2] 在卡勒看来，比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然而更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方式也是通过对两种事物的比较来实现的。卡勒对比喻还有进一步的阐述，如说：“理论家们称‘我们身边’的比喻为基本的比喻手段，比如‘生活是一次航行’。这种比喻手段形成了我们对世界、对人生的思维方式：我们在生活中总是努力要‘达到某一点’，总要‘找到我们的道路’，要‘知道我们正走向哪里’，要‘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等等。”[3]毫无疑问，卡勒也认为比喻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认知手段，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导向作用。实际上，比喻作为一种比较，人们通常期望通过熟悉的事物来认识不为人所知的事物，从而也能够形成对于熟悉事物的再认识或认识的更新。
回到康德对于世界认识方式的时间和空间来看比较的话，比较可以是处于同一时间轴的比较，也可以是处于同一空间的比较，也就是说，比较被置于纵向的历史轴和横向的地理轴之中。在这一状态下审视比较，其目的便不在于求同，事物之坚硬的存在使我们无法同而化之，而在于看到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和而不同”，是在差异中寻求对话，这种“对话并不是要放弃差异，而是将差异置于对话主义的‘星丛’，在其中差异既是话语性的，也是本体性的”[4]。本书中的“比较”，即是基于这种理念的比较。
接下来笔者想重申的是文学与文化之关系问题。在讨论这两者关系之前，有必要首先阐明本书对“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关于文学概念的探讨，一直是学界关注和争议的焦点，例如中国学者金惠敏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命题[5]，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坚持的政治化文学的观念，日本学者铃木贞美的《文学的概念》（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推荐的大文学概念，美国学者勒内·韦勒克的《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发展的自足性文学定义，等等。基于对学界文学概念的思考，王向远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中提出了“涉外文学”一说。他指出，“涉外文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大于“形象学”，它包含了一国涉及另一国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包括了异国人物形象，以及异国背景、异国舞台、异国题材、异国主题等；它包括了“想象”性的、主观性的纯虚构文学，也包括了写实性的、纪实性的游记、见闻报道、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6]由此可见，这里探讨的“文学”已不再只是虚构性的纯文学文本，它还包括写实性的非纯文学文本。在本书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便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大文学”。
关于“文化”的定义，泰勒在其《原始文化》（1871年）一书开宗明义，将“文化”视作“复合之整体”（complex whole），不仅含有传统文化观所谓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等，也添加有其于人类学意义上对“文化”的理解，即“习俗以及人类作为社会成员所可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与习惯”。[7]泰勒的定义突出了文化的物质性与整体性。雷蒙德·威廉斯也多次表述过其关于文化的定义。在其《文化与社会》（1958年）中，他提出，文化即“整体之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8]。在其《文化是普通的》（1958年）一文中，他拆分开来说：“我们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意味一种整体之生活方式——共同的意义；意味艺术与学术——发现与创新性的努力。有些作者只保留这些意义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而我则坚持二者，坚持其连接在一起的重要性。关于文化我提出的问题是深层的个人的意义。文化是普通的，不仅存在于每一社会，也存在于每一心灵。”[9]其《漫长的革命》（1961年）又有进一步的发挥：“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之描绘，这种生活方式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但不只是经由艺术和学问，而且也通过体制与日常行为。依据这样一个定义，文化分析就是对暗含和显现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即一种特殊文化之意义和价值的澄清。”[10]显而易见，威廉斯的文化观汲取了泰勒定义的精髓，即文化是“整体之生活方式”，将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生活尽行收纳其中。此外，很多文化研究的理论家都探讨过文化的定义，例如伯明翰现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始人理查德·霍格特的《识字的用途》等。
那么，文学与文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对此，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11]可见，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是从属于文化的，也正是因为文化研究“坚持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实践，坚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响并覆盖文学作品的，所以它能够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加以强化”[12]。这里强调的是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及其决定性作用，但实际上，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
卡勒进一步指出：“从理论上说，文化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但是在实际当中，既然意义是建立在区别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人们就把文化研究作为相对于其他科目的研究来对待。那么相对于什么科目呢？因为文化研究是从文学研究中生成的，所以答案常常是：‘相对于文学研究，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这种文学研究的任务是把文学作品作为作者的成就去理解，而研究文学的主要原因是那些巨著有着特殊的价值，它们无所不容，它们的美、它们的洞察力、它们的普遍意义，以及它们可能会给读者带来的什么好处。”[13]在这里，文学也包含了文化，这就是说，文学与文化是一体的。此外，文化也可以通过文学的形式再次回到文化，例如，对于信仰而言，其本身是一种文化，当这种信仰文化作为文学的内容被书写、被阅读和传播，特别是被大众化和日常生活化的时候，那么它就又回到了文化本身。例如在中国，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类文学作品与其说是文学，毋宁说更是一种文化。
文学与文化是回环式相互转换的，文化是文学的日常形式，文学是文化的理论化和精英化形式，文化可以通过文学的形式再度回归到文化，二者是循环往复的，我们姑且称此为“文学文化回环论”吧！
以上从方法论角度对本书的关键词“东西”“精舍”“比较”“文学与文化”进行了辨析和阐释，这是本研究的基本理念，也是理解本书内容的关键。对于本书所包括的“中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日本文学与中国都市意象”“中日文论与文化互系研究”这些具体研究，此处不再赘言。笔者更加希望本书能够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给读者以某种启示，若此，也就不枉费自己的一番苦心和劳作。
[1]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2]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3]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4] 金惠敏：《差异即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5] 参见金惠敏《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年第3期；金惠敏《阐释的政治学：从“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说起》，《学术研究》2019年第1期。
[6] 参见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页。
[7] See Edward Burnett Taylor，Primitive Culture：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Philosophy，Religion，Art，and Custom，Vol.1，Reprint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1871），p.1.
[8] 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London：Chatto & Windus，1959，p.xvi.
[9] Raymond Williams，Resources of Hope：Culture，Democracy，Socialism，Robin，Gable ed.，London & New York：Verso，1989，p.4.
[10] 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65（1961），p.57.
[11]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6页。
[12]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
[13] [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