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文学史定位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海外华文文学本身确是一个跨多个区域、多种文化的杂糅体，各地区的华文文学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姿，实际发展情况和创作队伍也不平衡，如果一概而论其文学史定位恐有不严谨之嫌。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将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从海外华文文学中离析出来，探讨其文学史定位问题，不仅对于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本身意义非凡，对于整个海外华文文学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综观已有研究，从已发表和出版的大量学术论文及著作来看，目前学界共有四类观照模式。

第一类，将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视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着眼的是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跨域性，受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影响，受移居国文化浸润的状态。这是目前关于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最为通行的一种文学史定位方式。在《“海外新移民文学”探源》（《江汉论坛》2013年第8期）一文中，陈瑞琳认为海外华文文学有两个重要源头：东南亚和北美。而这两个海外华文文学的发源地完全不同质。因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亚洲内部的融合，而北美华文文学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跨越。比诸上一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辗转从中国台湾去到北美留学、定居的华文作家）,“他们浓缩了两种文化的隔膜期与对抗期，在东方文明的坚守中潇洒地融入了西方文明的健康因子，……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能闻到东西融合的气息，也能观览到‘地球人’的视野与感觉”[1]。陈瑞琳认为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是海外新移民华文文学的主要代表，并总结出海外新移民华文作家文学创作的两大特点：一是“正面书写异域生活的文化冲突”，并指出正面表现异域世界的文化冲突，就是其主要的精神特征。二是“海外角度的‘中国书写’”，认为处于异国文化边缘的身份，以及离开了中国文化的土壤的状态，使得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与国内作家不尽相同，使得海外作家获得了崭新又奇妙的表达空间。

刘俊在其论文《海外华文小说：当代小说的补充、丰富和启发》中，明确表示“当代文学评论界日渐重视的主要由北美‘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所组成的‘海外华文文学/小说’，其实只是完整意义上的‘海外华文文学/小说’中的一个部分”[2]。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在目前的当代文学评论界，北美“新移民”小说基本就成了“海外华文小说”的代名词，这样的现状源自研究视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并就以北美“新移民”文学为例指出其介入为“当代小说”带来了新鲜的东西，给中国文坛注入了独特的气质。这股新鲜而独特的气质，正是北美“新移民”文学中所蕴含的异质文化或者说文学因子。在另外一篇论文《跨区域跨文化的新移民文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3月24日）中，刘俊更是斩钉截铁地表示“新移民文学”并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因为“新移民文学”的创作者们已经移居到了海外，他们的作品只能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在这里刘俊一再重点强调，尽管“新移民文学”脱胎于中国当代文学，但是它有自己新生出来的特点，是跨区域、跨文化的文学，兼具中国与海外两种文化内涵。在情感表达、文学观念、文学诉求、艺术理念、创作自由度等方面，“新移民文学”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是不同于中国本土文化和海外文化两种中任何一种的新文化，着重强调其异质性、独特性、跨区域性、跨文化性。

公仲先生在《新时代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文艺报》2018年7月20日）一文中，以地域为划分依据，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论述，认为华文文学在近几年发展十分突出，形成了遍地开花的态势。他认为北美的华人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南美华文文学起步较晚，但形成了新景观；东南亚华文文学依然鼎盛，尤其越南华文文学，老一代和较年轻一代的作家都笔耕不辍；日本和韩国的华文文学也有令人瞩目的新发展；近年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华文文学更是飞速发展。显然，按地域进行分类，北美华文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之相类似，古远清先生的一篇自由谈《台湾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吗？》（《文艺报》2017年6月12日），是以《扬子江评论》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专栏刊发了关于台湾文学的文章为契机，对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等概念进行辨析和阐释。他认为世界华文文学是由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构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中国文学又包含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文学，海外华文文学首先包括东南亚华文文学，其次还指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各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家的华文文学。更进一步，古远清先生认为，问题就出现在后者，因为它们“经常表现出与中国文学不同的创作立场、价值取向、人生思考和艺术经验。……他们对所在国意识形态与生存方式主动或被动的认同、接受，对移居国文化的吸收与思考，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时有背离的情况，都成为对固有的华文文学研究观念的挑战”[3]。

第二类，从“文化场”的角度而言，将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定位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是将中国当代文学、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都囊括在内。这样的文学史定位模式，突出了整个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场”，以“文化”为切入点，认为应该建构“文化中国”。加拿大裔学者梁燕城就认为多族裔多文化的结合本就是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而“千万计的海外华人，须要一个更为宽广的文化理念，可以用‘文化中国’，以别于政治和经济上的中国……当代文化共同体的文化理念，就是‘文化中国’，从精神上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带来文化上的多元和谐，建造中国人的骨气和灵魂。”[4]梁燕城将“文化中国”的概念看作是象征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这样的阐释基础是超越了地缘政治、经济的精神世界，是由不同色彩的价值观念所搭建而成的华语交流平台。将海外华文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都纳入这一文化体系中，超越国家、区域的限制。正如杜维明认为“文化中国”“就是为了突出价值理念，强调人文反思，使得中国也成为超越特定的族群、地域和语言含意的想象社群”[5]。

类似的观点还有马德生的论文《从异质文化冲突到融合的中国想象探源——以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张翎、虹影为例》（《当代文坛》2018年第5期）从全球化的背景展开，认为“文化中国”之概念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化心理纽带的作用，不仅在于有利于增强全世界范围内华人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吸纳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话融合中，使‘文化中国’成为超越地域、政治、阶层、宗教限定的全球华人的精神家园”[6]。因为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域的移居现象会成为常态，在这种全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动中，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会随之走向融合，这是大势所趋。马德生从异质文化带着各自的特质又越来越走向融合的视角，打破了政治和经济壁垒。

彭志恒的著作《海外中国：华文文学和新儒学》（花城出版社2005年）从“人”的根本性问题出发，认为“文化的华文文学”是关于“人”的文学，表现的是不同于中国本土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模式，继承的是“内省”的文学传统。他将“‘新儒学’的思维模式作为一个语境，试图说明，按照‘新儒学’的逻辑将‘华文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的概念之下，实际上是大中华情节的自作多情”[7]。彭志恒和另外两位学者赵顺宏、刘俊峰合力撰写的《文化的华文文学的观念及其方法论意义》一文，则直接介入“文化的华文文学”的探讨，认为“语种的华文文学”这种观念一直没有获得任何形式的理论表述，并且“不恰当地规定了华文文学作为文学现象的根本属性”。鉴于此，又因为华文文学研究的肇始与发展，都应和着转型期中国文化的内在要求，所以“文化的华文文学”跨越了“语种的华文文学”的理论迷障，形成了超越，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对未来华文文学研究的建设性期许”。因为“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的根本点在于从生命本身出发看待、批评华文文学”。三位学者不仅从整体上阐释了“文化的华文文学”的内涵与超越性，也着重梳理了认同理论及其相应的批评模式在文化的华文文学观念之下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黄万华提出的“第三元”，借用程抱一关于“第三元”的理论，将其引入关于海外华人文学经典化问题的讨论中，提醒不能用“中国现当代经典化的尺度对待海外华文文学”，因为不仅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产生于跨文化语境中，中国研究者对其解读也处于跨文化语境中。根据程抱一先生的观点，“一元的文化是死的，是没有沟通，比如大一统、专制；二元是动态的，但是对立的，西方文化是二元的；三元是动态的，超越二元，又使得二元臣服，三元是‘中’，中生于二，又超于二，两个主体交流可以创造出真与美”[8]。“第三元”揭示了“只有对话关系才能滋生出最高境界”[9]。

朱双一先生的《世界华文文学：全世界以汉字书写的具有跨境流动性的文学》一文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堪称本学科最为妥适的名称”。不过他认为中国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之间有如两个互有重叠的交叉圆，世界华文文学不必囊括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只是包括了一部分的中国文学，包括的就是中国文学中“具有跨域、跨境的流动性和能见度，进入了境外读者视野、为他们所阅读的部分”[10]。这部分既属于中国文学，也属于世界华文文学。而如果将世界华文文学全部涵盖进中国文学的范畴的话，又不能凸显世界华文文学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朱双一先生也是从文化的角度将海外华文文学、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文学等与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进行对比性梳理，但他充分认识到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涵盖的方式处理学科内涵和边界的问题。世界各国、各地区华文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有如一个个圆环，每个圆环自成一格，而将它们串在一起的那条线，就是共同的语言文字及其所含蕴的共同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11]。

第三类，以语言为切入点，打破地域限制，将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与中国文学共享同源的华语文学。21世纪初，王德威、张错等海外学者先后提出了多个关键词，以期能全面阐释各地区的华人文学创作，不过各位学者的具体理念有所差异。

2001年张错将“以话语作为母语各区域的华文文学”命名为“华文文学区域”，到了2004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华语圈”的概念，以期将“不同华语地区视作一个多元性的相互影响的整体，思考华语发展如何融入全球化的概念中”[12]。

王德威对“华语语系文学”的建构设想，通过勾勒海外华人的文学化地理学，提出了移民、夷民、遗民论，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建构以语言为基点的文学史脉络。王德威以海外华文学者的视角和立场阐述正统性、中国性的问题，提出了“三民”的观念以论述华语文学，“他从文化的承续、在地的认同、华夷的边界等方面着眼，讨论海外华人的自我定位和华语文学的话语策略，并试图建立华语文学研究的范式”[13]。2006年春，来自世界各地的多位华文作家应王德威之邀，参与主题为“文学行旅与世界想象”的讨论，这是由哈佛大学东亚系开设的工作坊。王德威称这是他们“一起参与讨论华语语系文学的可能”。王德威关于“华语语系文学”的阐发，实际是将其作为统摄世界范围内华人用汉语进行的文学创作及相关研究，是在中国与世界的对话中展开，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涵盖中国叙事的多种可能性。王德威认为可将华语语系文学视为一个辩证的起点，而不仅仅是一个整合中国大陆文学与海外其他地区华文文学的名词。并且辩证的落脚点，应该是文学本身创作和阅读的过程。“无论如何，原来以国家文学为重点的文学史研究，应该因此产生重新思考的必要。”[14]

刘登翰、刘小新认为中国文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都应当成为作为语种的华文文学的研究主体。这两位学者认为既然以“语种”为观照切入口，那么应该将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华文创作都囊括进来进行观照。关于“语种”的讨论可谓各家争鸣，但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语种”问题的提出至少给我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

第四类，把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从海外华文文学或者世界华文文学中离析出来，将其与中国当代文学做联系性考察。洪治纲先生在其论文《中国当代文学视域中的新移民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中，从论题开始就直接阐明其支持新移民文学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观点，并进一步从创作主体的建构、新移民文学审美内蕴、表现形式等方面详细论证了将新移民文学置放于中国当代文学视域进行观照的可行性、合法性。将新移民华文文学置放于中国当代文学之中，一方面“很好弥合了中国本土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审美疆域，并使之逐渐形成一种紧密互动的‘华语文学’”，另一方面，这不仅是单纯扩充中国当代文学“审美版图”的问题，也是“中国文化在全球辐射力的提升”[15]。在另外一篇论文《“人”的变迁——新时期文学四十年观察》（《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中，洪治纲先生认为因为新移民作家的崛起，使得新时期文学“人”的表达空间大大拓宽，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动向”。由此可见，其立足点确实是将新移民文学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进行观照。

刘红林在《中国属性与跨国精神——新移民文学浅谈》（《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中坦言新移民文学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国境内的当代文学，也曾被认为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个有力补充，但“时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如此断言，是因为从本质上来看，新移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光因为它们基本上是用中文写的，是写给中国人看的，读者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它们更是针对中国读者而写的，最为直接地传达出中国人眼中的西方形象，表达的是中国人在其他国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16]。

刘艳的《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叙述的兼容性问题——以严歌苓、张翎、陈河研究为例》一文，指出二者的兼容性问题并不会抵牾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的独立性与合法性，这既是深化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的需要，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及研究视域扩容的必然要求”，更是其自身发展嬗变的必然结果。而刘艳在此文中举例进行详述的严歌苓、张翎、陈河三位作家，正是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代表作家。陈福民在《向无名者敞开的历史书写——关于张翎的〈金山〉及海外华文文学写作》（《南方文坛》2010年第2期）的一开篇，就直言毫无疑问，海外华文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部分。也承认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虽然紧密相联，但也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面貌。更重点阐释了新移民作家的创作视野和文化抱负渐次拓宽，他们成了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主干，“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的状况”。毕光明更是单独就新移民文学的入史问题作文，直接论述新移民小说应该入史，且做出了具体的论证。在《中国经验与期待视野：新移民小说的入史依据》（《南方文坛》2014年第6期）一文中，毕光明从“新移民作家的特殊身份与入史的合法性”“‘中国经验’与文学写作的心理预期”“新移民文学写作与传播已经是一种文学史存在”三个方面阐释了新移民小说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合法性。

从以上梳理中可以发现，关于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文学史定位问题，不同的划分方式实际体现着学者们持有不同的文学史观。“外在客观事物能否被人认识，关键不在于客观与主观自身的属性如何，而在于人所建构的认识框架如何。”[17]将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定位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重点考察其呈现出的异质文化特质，这样的观照模式忽视了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与文化、文学母土的血肉联系。而以“文化”为切入点，世界华文文学的定位模式看似统摄了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实有浑水摸鱼之嫌，避开了二者边界的纷争，并且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展示，缺乏相应的方法论支撑。以语言为定位依据，打破地域的限制，着实具有突破性意义，但这一观照模式本身就众声喧哗，“华语语系文学”概念提出者内部本身就有分歧，“语种的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等概念层出不穷，但是没有落到具体实处的畅所欲言并没有实质性、建设性的意义。可操作性不强。

此外，宏观的文学史观是必要的，但海外华文文学内部本身情况就比较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重面貌，大而化之的论述不利于理清其本来面貌。第四类把北美新移民文学从海外华文文学或者世界华文文学中离析出来，将其与中国当代文学做联系性考察。这样的文学史定位既考虑到了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新质，更注意到了其与大陆母体文学、文化之间的血肉渊源，而其新质也正是它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意义。中国当代文学也并不是拒绝新质生成的僵化体，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着，中国文学正是在坚守传统又吸收异质的开放性态势中发展壮大的。华文文学在时间上历经多个代际，在空间上几乎遍布全球，无论是历时性的发展，还是共时性的延展都呈现出不同的特质。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从原生母国带来的“民族性”[18]。不过，我们也应据实考虑到不同空间区域、不同历史阶段的海外华文文学具有不同的特质，无论是从创作主体，还是作品本身的特质，抑或作品的传播、读者的接受等方面，都不尽相同，而对于这一点的已有研究，或是做高屋建瓴式的统一性阐释，或是从单一的作家、作品入手，没能进行系统、全面的辨析。

将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从海外华文文学，或者说世界华文文学的定位中离析出来，论述其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可兼容性问题，正是本着严谨、负责任的态度，从海外华文文学自身内部的审美特质入手，对其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合理性问题进行探究。北美新移民华文小说中的“民族性”或者说“中国风骨”正是其闪光点，是对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是对同处转型期的“五四”文学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文学特质的接续与发展，在融合了世界文学特质之后的创新转化。更进一步，这并非忽视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异质文化特征，相反，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新质正是其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建构体系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创作主体的精神建构，凸显出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相融的可能性。北美新移民华文小说大多数都是中西文化、文学交流的产物，其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并非全盘接受，也融合了世界文学的特质，是对中国文学传统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转化。这也是中国现代小说走到今天，需要思考和面对的迫切现实。从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同源性和相互生发的角度来看，二者的发展具有同构、并行的关系。不能机械、僵化、绝对地以国籍为甄别标准，因为在这样的尺度框架下，无法客观、完整地描述文学的运行状况。从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具体的文学实践的角度进行观照，即具体地考虑到在文本生产、文本接受、文学品评、传播范围、影响场域等方面，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是否能够融入中国文学之中，才是更为科学、合理，更符合文学本身发展实际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因此，吴俊先生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呼号，便显得尤为珍贵。他对这一概念的设想或许给北美新移民文学乃至整个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兼容性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提示性意义。“一个没有国家中心的‘世界华文文学’概念，一个不受对立政治牵扯的‘世界华文文学’概念，一个超越了现实利益冲突的‘世界华文文学’概念，一个没有等级意识和身份歧视的‘世界华文文学’概念，一个无所谓‘世界华文文学’还是‘华语语系文学’之类名实之辨的全球一体的‘华文文学’概念，就成为华文文学的一种理想。”[19]这不仅对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建构提出了要求，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现有的建构模式也有建设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