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特殊身份及其入史的可能性

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即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国门奔赴北美留学、求职、经商或婚嫁，并长期居住于海外，以汉语作为表达工具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代表作家有张翎、严歌苓、袁劲梅、薛忆沩、陈谦、李彦、王瑞芸、曾晓文、陈河、苏炜、查建英、陈九、少君、郁秀、吕红、黄宗之、朱雪梅伉俪、卢新华、沈宁、施雨、施玮等。这些作家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移民，基本都在中国接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后才走出国门，留学是他们主要的移居方式，因而也有论者将他们的文学创作划分到“留学生文学”中。比如张翎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于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薛忆沩1985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职深圳大学文学院，2002年移居加拿大；李彦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旋即赴加拿大留学；曾晓文，获得南开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获得锡拉丘兹大学电信与网络管理硕士学位，2003年移居加拿大；施雨，1988年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后赴美，通过了美国西医执照考试；查建英，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美留学；沈宁，1977年进入中国西北大学中文系，1983年赴美留学；少君，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声学物理，80年代赴美国德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等等。可见，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基本都在中国国内接受了完整的大学本科教育，有的甚至还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之后才赴北美，是在文化人格、价值观念定型后才走出国门留学、工作、定居，进而加入迁居国国籍。尽管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的国籍改变，“但是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真正起作用的主要不是政治身份，而是文化身份”[3]。其文化人格并不会随着移民而被完全“更新”，其文学作品传递出来的文化身份才是更重要的关于身份的确认。

此外，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大都不是全职写作，他们绝大多数都拥有能够保障其良好物质生活的一技之长，在度过了移民初期的艰辛之后，都摆脱了生存之忧。比如张翎，不仅在加拿大的卡加利大学获得了英国文学硕士的学位，更在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了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并曾在加拿大长期从事听力康复师的工作。还有陈谦、施雨、黄宗之、朱雪梅伉俪等，他们都不是学文学出身。陈谦获爱达荷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长期供职于美国硅谷的芯片设计行业；施雨学医出身，考取了美国的西医执照，并在美国的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和纽约下城医院等工作过十几年；黄宗之、朱雪梅伉俪均是医学硕士，在国内时任职于湖南某大学医学院，到美国后又长期从事生物学研究。苏炜、袁劲梅、李彦都在北美著名大学中担任教职，苏炜为耶鲁大学东亚系中文部负责人，袁劲梅是美国克瑞顿大学的哲学教授，李彦担任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他们主要出于内心情感表达的需要和个人爱好的目的进行文学创作，这种非功利性的写作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服膺于内心纯粹的审美需求，从而确保了文学创作主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样的主体精神建构如果能进入已有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观照视野的话，无疑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既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文化身份是比国籍更重要的参照系的话，那么所谓中国文学中的“中国”二字，其含义更值得做深入探讨。现代主权国家的国家观念和国家的构成形态，并不适用于古代中国，直到清朝末年，“中国”才真正作为世界主权国家的简称。荷兰政府在1907年出台所谓的《荷兰新订爪哇殖民籍新律》，以强迫当时生活在南洋的爪哇华侨改为荷兰国籍。当时的大清帝国在驳斥荷兰这一政策的时候，曾在公文中出现了“中国”的简称：“执照公理及中国国籍新律，照驳和使，略谓各国通例，除人民自愿入籍外，断无以法制强迫入籍之事，华侨在荷属相安已久，和亦久已认为中国。”[4]在中国，文学的民族文化身份与国家身份是不同的，“中国文学”中的“中国”更多是一种民族文化身份的表述。“中国”一词在《诗经》中最早出现，在《礼记》《左传》《春秋》等文献中有相对明确的表述。但其中“中国”一词大都与当时处于边缘的戎、狄、蛮、夷等作为相对的概念出现。比如《礼记·王制》:“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左传·庄公三十一年》云：“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公羊传·禧公四年》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可见，此时“中国”并非国家的简称，而是带有鲜明的民族身份特征。直至随着后世民族大融合的发展，华夏族形成，“中国”便成为华夏族的别称。在《公羊传·成公十五年》中就有记载“诸夏”与所谓蛮夷、戎狄的相互对应，其中记载道：“《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呼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言自近者始也。”这里的“诸夏”与后世形成的华夏族、“中国”等概念异曲同工。由此可见，“中国”一词一开始被赋予的就是关于民族身份的色彩。梁启超在1902年时就指出时人“知天下而不知有国家”，而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5]。

“中国”在古代并不是作为国家或者朝代名称出现，既然不同的朝代具有不同的名称，为什么还能在现代来看称之为一个一以贯之的“国家”呢？原因就在于，这些朝代共享的是一套文明系统，一以贯之的文化结构。所以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人”被称为“华人”，中国的语言被称为“华语”。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这一原本就肇始自民族身份的概念，又因与世界的交往、融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也是在这一层面上，中国文学才能涵盖不同质的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也是在这一学术基点上进行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中国”也是文学的民族身份，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的文化身份而非国家身份与之对应，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便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身份的文化属性使得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即使有两段式的生活状态，但其文学创作的具体呈现依旧是“中国性”的，亦即关涉的是民族话语的言说。当然这并不是一味强调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异质性”，与迁入国文化的交流，与世界文学的对话，这些恰恰又是北美新移民文学相较于中国本土文学的闪光点，乃至重要意义所在。当然，这样的文化“混血”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会给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带来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乃至困扰，也会浸染西方的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反，这也为他们在审视母土历史、文化、观念，在观照母土现实处境的时候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在成年后从祖国迁移美国的这部分华裔作家身上基本上不存有文化身份认定的困惑。他们也常以本土中国为故事的背景。对于他们来说，中国形象是具体的、清晰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描述又是别致的，因为他们是站在大洋彼岸，在一种地理上与本土中国疏离的位置上来反思历史。”[6]中国文学也并非一个封闭空间，而是一如既往积极展开着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北美新移民文学恰好就是排头兵。“海外华文文学一下子就把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拓宽到世界的范围，它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不仅融入世界文学之中，而且还能动地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学的演变。”[7]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并非要彻底消除“民族性”，而是使不同文化身份的人共同构成这个色彩斑斓又充满趣味的世界，因而生存空间乃至国籍已不能作为牵绊，阻滞文学、文化、文明带着“民族性”与世界交融的步伐。

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的文学创作也会呈现出特殊身份造成的丰富性，而内心的“民族文化之根”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其文学作品深厚的扎根土壤。所以，陈九才会借小说道出：“中国人嘛，虽说住在纽约，那不也是美籍华人。华人跟别人不同就在这儿，别人到哪儿可以完全算哪儿的人，俄罗斯人到美国是美国人，土耳其人到美国也是美国人。中国人不同，叫美籍华人。美籍是定语，华人是主语。”[8]

吕红更是直言不讳：“我觉得，移民在迁徙异乡的漫长过程中，虽然可以跨越地域疆界，获得一个新地方的居留权或身份位置，却无法从精神上获得归属感。也就是说，移民获得‘永久居民’或‘绿卡’，并不等于建立了真正的文化归属。有时甚至感觉身份更尴尬和更模糊。即产生所谓的身份困惑：既疏离于故乡，又疏离于异乡。那么文学的特性就是在这多元而复杂，原民族性与当地本土性的交错、冲突与融合中凸显。新移民作家试图通过作品超越地域或其它精神藩篱，去重建新的文化身份。”[9]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的相关现象，中国当代文学本身既有作家身份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非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新生的现象，“五四”时期在与世界进行交流之时就曾出现。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就提出过“住在中国的人类”[10]的概念，他们尽管住在中国，但心灵向着世界开放，也有另外的中国作家不管获得怎样的外在身份，无论生活在世界上的哪个国家，始终都保持着“中国的迷思”。中国当代作家身份认同的复杂化并非这个世纪中国文学独有的现象，林语堂、张爱玲不仅被纳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成为文学史书上重点研究的现象级作家。

这种全世界范围内的移居现象及伴随其而生的文化交融状态，正好赋予了移民者从外部观察本民族文化的契机，跳出“围城”的审视或许有局内人无法看到的东西，“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也随之有了迎刃而解的可能性。北美新移民作家在成熟后自动选择移居他国，既有着明显的全球意识、世界公民意识，但同时又时刻不离自己的母体民族文化背景，“我们若考察近20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便同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然而却不无其内在规律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则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11]。当然这并不是为了夸大跨文化属性对于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也不是唯文学奖是论，但至少可以看到，异质文化的介入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视野、视角等方面，在关于文学的“人类性”“世界性”开掘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文学的游牧民族，北美新移民作家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移民，是成熟后移居他国的知识分子，实际上还是移居国的文化寄居者，中国的文学、文化土壤是他们文学创作逐水草而居的理想栖息地。“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不同文化身份，尤其在这些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维持建设性的对话关系，较之无视或夸大他们的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差异与对立，显然更为重要。”[12]更何况，已有学者做出了突破性的尝试，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在现代部分分为了三大板块：“大陆文学”“台港文学”“离散写作”，最后离散写作的部分就有了将海外华文文学纳入文文学史叙述的实践。

“由华文文学的作家身份认同、情感结构、语系转换，及其多元文化渗透等构成的自身特质，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更新。当我们关注地域文化主客体融合构成新意义的同时，地域疆界的打破，重构了文学与历史共生共存，构成了一种丰富而复杂的多重文化关系的互动形态。”[13]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而言，如何在这种复杂的文学创作主体身份变迁之中，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现实境遇中，重新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是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