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街：城市转型中的空间意象

中国古代的“城市形象主要是由文学故事或典籍积累而成的文化遗存和历史记忆，归为一种模糊与遥远的空间想象”[4]。街，作为城市的“线性空间”，是有别于乡村的特殊公共空间，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街道，就没有城市。巨大的城市机器，正是因为街道而变成了一个有机体……街道和建筑物相互定位，它们的位置关系，构成了城市的地图指南。城市借助街道，即展开了它的理性逻辑，也展开了它的神秘想象。”[5]

街的雏形可以上溯到距今6000年前后的中国陕西临潼姜寨部落遗址。先秦时期，《周礼·考工记》记载“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6]。但是，近现代意义上富于生活气息和繁华盛况的“街”是在唐宋时期才出现，与这一时期的城市转型对街这个城市空间的塑造密切相关。

一 街何以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表征

首先，唐宋城市转型中坊市制、宵禁制度的突破是在街这个空间实现的。

唐代是古代坊市制发展的全盛时期也是衰落转型时期，坊市制是集权政治在城市管理上的体现。以都城长安为例，从城市规模上看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全城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组成，外郭城是居民住宅区和商业区，包括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由114坊构成，占地约74平方公里，占全城将近十分之九的面积，每坊短边长在500米至838米不等，长边在558米至1115米不等。长安城的街有三个层级：城坊之间及城坊内主要通行道路；具有宫廷广场性质处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宽度达到220米；外郭城以主要街道为界限进行区域划分，整个城区南北有11条大街，东西有14条大街，宽155米的朱雀大街是其中央大街，将外郭城坊市分为东西两街区，坊与坊之间有宽阔的街道，但街道两侧有高2米的坊墙，深2米的御沟划定空间界限，坚硬的边界有效地阻隔了坊与坊之间的横向联系。外郭城的主干街道面积占其总面积将近七分之一，[7]但不管是哪一个层级的街在严格的坊市制管理下，起到的都只是通道和隔离的作用，虽然宽阔但却显得荒凉寂寞。

长安城是一个由权力塑造的城市结构空间：等级森严、秩序井然，坊市制规范的空间等级布局层次丰富：宫城、皇城、郭城之间，城市道路之间，各城门门道、规模之间，城内里坊规模之间，城市区域之间，城内住宅建筑规模、形制之间，都存在等级差异。“传统城市街道的营造，主要通过空间文本的符号化，将‘不在场’的皇权的权威性传递到每个角落。”[8]这种城市空间等级布局规定了身处其间的人们活动的区域与行为模式。

从以上概述中可以看出，城市普通民众的公共空间并未在城市规划中体现出来，在宫城、皇城、郭城的三重结构中，宫城、皇城是普通民众无法涉足的禁地，在郭城的三大区域坊、市、街当中，坊、市都是“平面方形封闭式空间”，实行的是封闭式管理，而街这一线性空间尚有一定的公共性和自由度，所以唐宋城市转型在这个场域得到显性表征，因为“街道就是这样一个宽容的器皿，是一个可以不需要门票地将任何人盛装起来的慷慨而巨大的器皿。这是街道的平等精神，而平等正是人群得以在街道上聚集的前提”[9]。但是，在唐代由于严格的坊市制和宵禁制度，街道的公共性、自由度、平等精神等都受到极大的限制。

唐宋时期，城市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有自己的生长意志，这种意志很多时候和城市权力者的意志并不吻合，其发展并不完全按照城市权力者的预期进行。其中，权力者所占据的庞大空间和被统治者的狭小空间之间的拉锯竞争以及宵禁的严格管制和民众的挑战，对唐宋之间城市的塑造形成的历史轨迹就是从坊市到街市的演变。也就是说，街市的形成是国家意志与市民意志博弈平衡的结果。

中晚唐时期，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活跃的工商业活动在时间、空间上冲破了封闭坊市的局限，里坊开店，侵街、夜市日益严重，最终从坊市分离走向坊市合一，至北宋坊墙倒塌，夹街贸易与夜市已经成为常态。在这个演变对抗过程中，“街道，成为精英和民众、国家和社会之间共生和冲突的舞台”[10]。在时间、空间的争夺中，市井民众以侵街、夜市集体性实践对抗活动，再造属于自我生存的街道空间。一开始，这种民间社会生态空间形式试探性地在街道出现，但一经实践就具有顽强生命力，其动力是中下层民众的生活诉求。所以，“街”承载了城市时空从封闭到开放、从宵禁到夜市的巨大转型变革，自身也从街道变身为街市，街的公共性、自由度、平等精神得到一定程度的伸张，所以唐宋城市转型在街这个场域得到显性表征。

其次，唐宋文人的城市文学书写敏感地捕捉“街”这个空间意象展开他们对城市的诗意想象。

城市的“街”很早就已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金城十二重，云气出表里。万户如不殊，千门反相似。车马若飞龙，长衢无极已。箫鼓相逢迎，信哉佳城市”（王融《望城行》）。看不到尽头的“长衢”连缀着千门万户的人家，奔驰着如飞龙一般的车马，一路箫鼓逢迎，面对如此繁华的街景，诗人由衷发出“信哉佳城市”的赞美。唐宋时期，在“街”这一空间发生了古代城市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变革，“街”必然会成为文学关注和表现的重心，在唐宋文学的书写中，街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仅就《全唐诗》进行检索，具有唐代时代特点的“九陌”出现67次，“九衢”98次，“六街”24次，“十二街”9次，如果加上描写涉及“街”的作品，那数量就更加庞大了，“街”这一时空意象在唐诗中的高频率出现意味着街对城市转型的表征意义。而在其他文体（如唐传奇）中，街成了情节展开的空间背景。到了宋代，“街”这一空间意象在不同文体中的繁复出场同样意味着其对城市生活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历史学者宁欣关于唐宋时期街的功能探讨的系列文章非常精彩，例如《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11]《诗与街——从白居易“歌钟十二街”谈起》[12]等，宁欣认为街道的多种功能与社会各方的需求密切相关，唐长安城主干街道有流动性、开放性、延伸性、公共性、公众性等特点，但文中着力分析的是街道的政治社会功能，这样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境的。这一系列文章更多的是分析唐代街道的功能特点，而对由唐至宋街道内涵的演变还未及充分展开和讨论，本节内容依据唐宋文学书写对由唐至宋街道功能意义的演变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二 从政治性的奔竞之途到城市生活舞台

街道既是物理空间，更是权力、政治空间。在唐代坊市制下，街的功能被限定于交通，虽然有着巨大的街道尺度，但由于功能的单一，有道无街，缺乏活力，街道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由于其单一的交通通道性质，在文学抒写中往往被抽象为政治性的奔竞之路，唐诗中“长安道”“洛阳道”的大量出现大多指向政治奔竞就是显例。“长安道”“洛阳道”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象喻，而实用、生活功能被弱化。因为，“坊市分离格局下的城市，工商业尚未与城市生活真正融合”[13]。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中的“大道”显然超越了街道的实用生活功能而指向的是政治通达之道。所以李孝聪认为唐宋时期城市规划由象征主义转向实用主义。[14]妹尾达彦也认为唐代城市规划布局“从宇宙之都到生活之都”[15]。

街道的政治象喻在唐诗中是常见的：“喧喧车马欲朝天，人探东堂榜已悬。万里便随金鸑鷟，三台仍借玉连钱。花浮酒影彤霞烂，日照衫光瑞色鲜。十二街前楼阁上，卷帘谁不看神仙。”（徐夤《放榜日》）放榜之日，长安十二街车马喧阗，日照彤霞，士子们衣装鲜丽，翘首以盼的是榜上荣名，走上政治通途，一举登上光耀天下的人生巅峰。“晓鼓人已行，暮鼓人未息。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不问贤与愚，但论官与职。如何贫书生，只献安边策。”（王贞白《长安道》）诗中关注的内容是帝国外交、边防等重大事件，这与“贫书生”奔走长安道的功业期许密切相关。但是，这条政治奔竞之路已是拥挤不堪，“晓鼓人已行，暮鼓人未息”，“贫书生”只能空遗浩叹。“汲汲复营营，东西连两京。关繻古若在，山岳累应成。各自有身事，不相知姓名。交驰兼众类，分散入重城。此去应无尽，万方人旋生。空余片言苦，来往觅刘桢。”（薛能《长安道》）奔走于“长安道”的士子“各自有身事，不相知姓名”。“汲汲复营营”的仍然是政治功业。该诗中“东西连两京”透露出唐代除了“长安道”是士子们的政治奔竞之道，“洛阳道”也具有同样性质。

洛阳在唐代号称东都，是长安之外的另一政治中心，也是士子举选之地，“（唐高宗永徽元年）始置两都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自大历十二年停东都举，是后不置”[16]。洛阳东都贡举大历年间暂停，但唐文宗大和年间东都又开始贡举活动。所以“洛阳道”在士子笔下与“长安道”一样成为通往政治辉煌之路，有些诗人来往两京寻求政治机遇，张继在洛阳失意后决意转战长安“贫贱非吾事，西游思自强”（《洛阳作》）。

但是，不管是长安道还是洛阳道，都只是少数士子政治通达之路，它们是大多数士子的政治蹉跎、生活窘迫之路，于邺在《过洛阳城》中感慨“古来利与名，俱在洛阳城。九陌鼓初起，万车轮已行”。宵禁刚解除，洛阳“九陌”上已是万车奔竞。“喧喧洛阳路，奔走争先步。唯恐著鞭迟，谁能更回顾。覆车虽在前，润屋何曾惧。贤哉只二疏，东门挂冠去。”（王贞白《洛阳道》）洛阳道上虽有“覆车”在前，依然阻挡不了满怀功业热情“唯恐著鞭迟”的士子们。奔走在这条道路上，个中的辛酸自然也是诗人书写的重要内容，“憧憧洛阳道，尘下生春草。行者岂无家，无人在家老。鸡鸣前结束，争去恐不早。百年路傍尽，白日车中晓。求富江海狭，取贵山岳小。二端立在途，奔走无由了”（任翻《洛阳道》）。背井离乡在洛阳道上求富贵，“鸡鸣前结束，争去恐不早”。但是，“求富江海狭，取贵山岳小”，成功者凤毛麟角，就连大诗人杜甫也无比屈辱地说自己在长安道上“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张乔在《延福里秋怀》诗中感慨自己奔走中的贫病交加：“终年九陌行，要路迹皆生。苦学犹难至，甘贫岂有成。病携秋卷重，闲著暑衣轻。一别林泉久，中宵御水声。”聂夷中在《住京寄同志》诗中说自己“日日无终始”的奔走于长安十二街，但因为性情“如石”，不通荣辱之理，终究无法通达显贵：“在京如在道，日日先鸡起。不离十二街，日行一百里。役役大块上，周朝复秦市。贵贱与贤愚，古今同一轨。白兔落天西，赤鸦飞海底。一日复一日，日日无终始。自嫌性如石，不达荣辱理。试问九十翁，吾今尚如此。”

中唐时期，由于坊市制和宵禁制度的松动，“长安道”“洛阳道”的功能意义逐渐丰富，不再局限于通道和隔离功能，经济、文化娱乐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凸显。德宗时期的沈既济在传奇《任氏》中有一段叙述：“郑子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郑子憩其帘下坐以候鼓。”传奇所写是天宝年间的故事，从中看出，虽然坊间仍然实行宵禁管理，但里坊内已有商业活动。历史证明，这种商业活动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一经开始，就会找寻空间溢出里坊。从相关史料中可以看出，唐代向街开门是达官贵族的府邸才可拥有的特权，《唐会要》中规定“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17]，但中晚唐时期，由于商业活动的穿透力，市民沿街开店的风气已经很难禁绝，而且坊门不再严格开闭，宵禁制度也有所松懈。据《唐会要》记载，大历年以后：“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18]沿街开店大大便利了工商业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工商业融入城市生活，“工商业与城市之间的隔阂最终消融，中国传统时期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才最终成熟”[19]。

到了宋代，坊市的管理制度被打破，坊墙被推倒后，商店沿着街道开设，百姓向街开门，茶肆酒楼、食店“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20]。即使是皇宫大门宣德楼前的御街也成为商业交易繁盛的区域：“自宣德楼一直南去，约阔二百余步，两边乃御廊，旧许市人买卖于其间。”[21]皇宫大门前都可设铺交易，更遑论其他。虽然朝廷在至道元年（995）和咸平中期（998—1003）也曾想恢复坊市制，但未能成功，仁宗时期真正实现了坊市合一，居民居住区与市场交易的界限消失。这一重大转型使得城市肌理发生了巨大变化，坊与坊之间的街、坊内的巷突破了通道、隔离功能，街、巷两侧排列着商店、住宅，街道的线性空间成为丰富蓬勃的城市生活场所，街道真正成为“人与物之间的中介”，成为“交换、商品买卖的主要场所，价值的变迁也产生于这里”[22]。虽然汴京城城市道路的数量、宽度和气派都无法和唐代长安媲美，但更加实用，更加符合市民生活和商业交易的需要，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舞台。

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说的那样，街道是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人们进行交往、互相关注的重要场所，在这里，公共和私人空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交融，虽然这种“交往表现出无组织、无目的和低层次的一面，但他是一种本钱，城市生活的富有就是从这里开始的”[23]。而“城市中移动的元素，尤其是人类的活动，与静止的物质元素是同等重要的。在场景中我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观察者，与其他的参与者一起，我们也成为场景的组成部分”[24]。街市的形成，使得城市居民从此有更多理由流连于此，在这个场景中，“人们进行交往、互相关注”，商业买卖、文化娱乐、人情交往等一幕一幕烟火味十足的生活场景在这里上演，所以“街道不仅具有表现性，而且是日常生活戏剧的展示窗口”[25]。在李清照的词作中，一对年轻夫妇在一个清晨的街市上演了一场饶有趣味的短剧：“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叫郎比并看。”（李清照《减字木兰花·卖花担上》）云鬓斜簪、花面交相映的动人画面与年轻妻子风华自赏的娇嗔与自信在街市这个场景中得到精彩呈现。

小说这种文体更便于表现街市空间的“日常生活戏剧”，成于中唐的传奇《李娃传》中荥阳郑生初涉长安街巷，为都城生活斑斓的色彩所吸引。一日，从东市游览后准备到西南方访友，其间经过平康坊，“至鸣珂曲”（坊中小巷），在一“门庭不甚广，而屋宇严邃”的大宅前偶遇一“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的女子，一见钟情，徘徊不能去，并故意掉落马鞭，“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由此开启了都市娼门骗取富家子弟财产的悲喜剧。宋话本中很多悲喜剧往往也开始于街市这一公共空间，《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富商女儿周胜仙与樊楼酒肆老板弟弟范二郎的爱恨情仇也是发端于金明池畔街市茶坊。

正因为街是“日常生活戏剧的展示窗口”，从唐代开始便产生一种特殊的建筑样式“看街楼”。“大历初，有才人张红者，本与父唱歌乞于衢路，因过将军韦青所居，青于看街窗中，闻其歌喉廖亮，仍有美色，即纳为姬。”[26]可见，唐大历初已有“看街楼”。“景让最刚正，奏弹无所避，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楼子，皆幢之，惧其纠劾也。”[27]这则材料说中唐李景让做御史大夫的时候，宰相和大臣因惧怕李景让弹劾，把家宅上的看街楼封了起来。但“看街”已然成为当时人们的消遣，一时的禁闭并不能杜绝。至宋，“看街楼”更为普遍，楼之外，还有“看街亭”：“涌金门水口通涌金池，镊子井水口通韩府看街桥，李相国井水口通井亭桥。”[28]“大街约半里许乃看街亭，寻常车驾行幸，登亭观马骑于此。”[29]吴文英词《六丑·渐新鹅映柳》中佳人“看街”成为词人寄情最深的场景：“馆娃旧游，罗襦香未灭。玉夜花节。记向留连处，看街临晚，放小帘低揭。”词作深情款款的回忆佳人于元宵、花朝佳节“小帘低揭”、纵览街市繁华的动人场景。

三 从“六街鼓绝尘埃息”到“金吾不禁六街游”

在唐宋城市转型中，街这一空间经历了时间管制上宵禁与夜市的拉锯较量，至宋则完全解除宵禁，夜市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

按照唐制，“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乙夜，街使以骑卒循行嚣謼，武官暗探；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30]。以鼓声为戒，长安十二街白昼与夜晚形成两重境界。

《唐律疏议》规定：“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注：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故，谓公事急速及吉、凶、疾病之类）。”[31]从以上可看出，若有犯夜，按律“笞二十”，但史料中有些犯夜者却因此丢了性命：“元和三年夏四月癸丑，中使郭里旻酒醉犯夜，杖杀之，金吾薛伾、巡使韦纁皆贬逐。”[32]从中可见，即使官员也不能免责。右金吾卫将军赵宜巡查六街时，发现大理丞徐逖鼓绝后仍在街中行走，遂捕捉押回，并上报有司，请求杖责二十。[33]如此严格的宵禁制度使官员不敢造次，在无法赶到住所的情况下就只能狼狈避让了：“唐天宝十二载冬，有司戈张无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跧。”[34]至于普通士子犯夜被责罚的记载就更多了：“唐有人姓崔，饮酒归犯夜，被武侯执缚，五更初，未解。长安令刘行敏，鼓声动向朝，至街首逢之，始与解缚。因咏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幞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文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35]

宵禁制度对士子官员的威慑在唐诗和传奇中也多有表现：“洛阳钟鼓至，车马系迟回。”（杜审言《夏日过郑七山斋》）“投竿跨马蹋归路，才到城门打鼓声。”（韩愈《游城南·晚雨》）“可惜登临好光景，五门须听鼓声回。”（章碣《城南偶题》），就是意气骄横的纨绔子弟也多有忌惮：“朝游冬冬鼓声发，暮游冬冬鼓声绝。”（顾况《公子行》）“谁能学公子，走马逐香车。六街尘满衣，鼓绝方还家。”（刘驾《春台》）唐传奇《李娃传》中荥阳郑生迷恋李娃，上门造访，与李娃烹茶斟酒，流连不愿离去，“久之日暮，鼓声四动。姥访其居远近。生绐之曰‘在延平门外数里。’冀其远而见留也。姥曰‘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36]。

“长安大道横九天”是唐人对帝都街道的热情礼赞，但在严格的宵禁制度下，“九衢金吾夜行行，上宫玉漏遥分明。霜飙乘阴扫地起，旅鸿迷雪绕枕声，远人归梦既不成。留家惜夜欢心发，罗幕画堂深皎洁。兰烟对酒客几人，兽火扬光二三月。细腰楚姬丝竹间，白纻长袖歌闲闲，岂识苦寒损朱颜”（鲍溶《杂曲歌辞·夜寒吟》）。夜晚长安宽阔的“九衢”街道上，只有“金吾”来回巡夜，“玉漏”“霜飙”“迷雪”等意象渲染出夜晚长安街道的肃杀氛围。夜禁制度与坊市制双重管制使得长安夜晚的街道显得空旷寥落：“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九衢生人何劳劳，长安土尽槐根高”（《秋夜吟》）。该诗署名为长安中鬼，意味着在坊市制下夜晚街道死寂无人，游荡行吟在长安街道上的只能是超越宵禁限制的鬼魂在空旷的长安大道上寂寥吟唱应答。在寂寞的漫漫长夜，不甘清冷的士子官员只能退守到里坊宅院中推杯换盏、吟诗作赋：“九寺名卿才思雄，邀欢笔下与杯中。六街鼓绝尘埃息，四座筵开语笑同。焰焰兰缸明狭室，丁丁玉漏发深宫。即听鸡唱天门晓，吏事相牵西复东。”（姚合《同诸公会太府韩卿宅》）唐人表现夜宴场景的诗作大量出现当与宵禁制度有关。

宵禁管制只有在特殊的节庆才会解禁，在唐代，据韦述《西都杂记》记载：“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长期的宵禁一旦解除，城市洋溢着狂欢的氛围，盛况空前：“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驰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37]城市居民异常珍惜这偶尔的节庆开禁，所以上元诗作的氛围热烈而浪漫：“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崔液《上元夜》）唐代诗人的元宵诗作不胜枚举，灯火交错、火树银花、鱼龙狂舞、人流如潮是视觉形象：“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李商隐《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惟愁晓，周游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郭利贞《上元》）“瑶台凉景荐，银阙秋阴遍。百戏骋鱼龙，千门壮宫殿。”（杨炯《奉和上元酺宴应诏》）。而仅有视觉狂欢是不够的，节庆箫鼓、人声鼎沸、清歌入云的元宵声音景观更让人流连忘返：“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张祜《正月十五夜灯》），这是宫中万灯齐明、舞袖联翩、歌声入云的壮观声景。“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苏味道《正月十五夜》）这是民间月色灯火、丽人云集、清歌婉转的世俗景象。

节庆开禁引发了城市居民对夜生活的向往，作为民间的心理动力逐渐累积成为对抗官方管制的行动，这一点在唐诗已有迹可寻：天宝年间，个别坊间已有夜市，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写道：“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骑似云。南陌北堂连北里，五剧三条控三市。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气红尘暗天起。”至中晚唐，崇仁坊已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与之比”[38]。据史料记载坊内活动不受宵禁限制“若坊内行者，不拘此律”[39]。王谠在《唐语林》中记载武宗时，王式任京兆尹，“长安坊巷中有拦街铺，设中夜乐神，迟明未已。式因过之，驻马寓目，舞者喜贺主人，持杯跪于马前曰‘主人多福，感得达官来顾，味稍美，敢拜寿筋。’式笑取而饮”[40]。京兆尹夜逢市民坊巷夜宴，“驻马寓目”，并欣然接受献饮，其乐融融。但是，民众夜生活诉求并不甘于禁锢在坊墙之内而是具有顽强的穿透性，文宗时期京城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甚至出现了彻夜不歇的“夜市”。“贞元末，有布衣于长安中游酒肆吟咏以求酒饮，至夜，多酣醉而归。”[41]所以，开成五年（840）十二月，唐文宗下令“京夜市宜令禁断”[42]，但收效不大。

中晚唐诗歌中对夜市的描写丰富多彩：“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王建《夜看扬州市》）“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秋日梁王池阁好，新歌散入管弦声。”（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韦庄诗中也有“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秦妇吟》）的吟咏。商业交易突破了时间限制，城中夜行也逐渐松懈，五代词人孙光宪的《风流子》描述一次冶游经历：“金络玉衔嘶马，系向绿杨阴下。朱户掩，绣帘垂，曲院水流花谢。欢罢，归也，犹在九衢深夜。”“欢罢”归来已是深夜，在城市九衢大道行走已无人查问。

宋代仁宗朝后，夜禁之制彻底废除：“二纪（宋仁宗庆历、皇祐年间），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43]从此以后，夜晚的街市不再是空旷寂静的管制通道，而是充满了喧腾活力的世俗空间：“金吾不饬六街禁，少年追逐乘大宛。呼庖索醑斗丰美，东市憧憧西市喧。持钱下数买歌笑，玉杓注饮琉璃盆。”（梅尧臣《和宋中道元夕十一韵》）柳永的《玉楼春·皇都今夕知何夕》生动呈现夜晚皇都街市的热闹景象：“皇都今夕知何夕，特地风光盈绮陌。金丝玉管咽春空，蜡炬兰灯晓夜色。凤楼十二神仙宅，珠履三千鹓鹭客。金吾不禁六街游，狂杀云踪并雨迹。”东京的夜晚，街市不再有金吾巡夜管制，歌管喧天、游人如织，“蜡炬兰灯”照耀出如同晓色一般的绚烂色彩，城市夜生活弥漫着诗酒宴乐、躁动不安的享乐氛围。

只要对比同属古代浪子才人的柳永与温庭筠的遭遇就可看出宵禁对文人精神的巨大影响：温庭筠“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醉而犯夜，为虞侯所击，败面折齿”[44]。同样是夜间醉酒而归，温庭筠引来的是“败面折齿”的耻辱狼狈，而柳永在《御街行·前时小饮春庭院》中说自己“归来中夜酒醺醺”，后悔夜饮未能尽兴，“悔放笙歌散”“惹起旧愁无限”。作为“才子词人”的柳永可谓生逢其时，可以抛却“浮名”，不分昏昼流连“烟花巷陌”而不受拘限，在其词中，北宋新型街市是其浪子生活不可或缺的恣意空间：“九衢三市风光丽，正万家、急管繁弦。”（柳永《看花回·玉墄金阶舞舜干》）“是处小街斜巷，烂游花馆，连醉瑶卮。”（柳永《玉蝴蝶·是处小街斜巷》）“有笙歌巷陌，绮罗庭院。”（柳永《洞仙歌·佳景留心惯》）“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柳永《透碧霄·月华边》）

夜禁废除后，商业交易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特别是服务业因为城市夜生活的需求通宵达旦营业，北宋汴京“夜市骈阒，至于通晓”，“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45]。南宋临安夜市“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面食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46]，夜市已延至四更。陆游深情回忆临安夜晚的“笙歌灯火”：“随计当时入帝京，笙歌灯火夜连明。宁知六十余年后，老眼重来看太平。”（陆游《绍兴癸亥余以进士来临安年十九明年上元从舅光州通守唐公仲俊招观灯后六十年嘉泰壬戌被命起造朝明年癸亥复见灯夕游人之盛感叹有作》）“忆昔入京都，宝马摇香鬃。酣饮青楼夜，歌声在半空。”（《寒夜遣怀》）“灯火都城夜，风雨湖上秋。”（陆游《送韩梓秀才十八韵》）“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陆游《夜归砖街巷书事》）

帝都如此，其他城市亦然。在唐代就有“扬一益二”之称的成都“城中繁雄千万户，朱门甲第何峥嵘！锦机玉功不知数，深夜穷巷闻吹笙”（陆游《晚登子城》）。城市不仅聚集了“繁雄十万户”，而且城中“锦机玉工”无数，工商业发达，服务业兴盛，“深夜穷巷”笙歌不歇。“南市夜夜上元灯，西邻日日是清明。”（陆游《感旧绝句》其三）成都的街市夜夜灯火煌煌，璀璨夺目，已不限于三五元宵。夜晚的锦官城，不管是南市还是西楼都是红烛高照，充满娱情适性的享乐氛围：“尚想锦官城，花时乐事稠。金鞭过南市，红烛宴西楼。”（陆游《海棠》）夜生活的浪漫旖旎成为陆游成都生活追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农耕自然审美与街市欲望审美

城市景观虽然是产生于城乡分离后迥异于乡野的人文景观，但在中国传统农耕时代，城市与乡村有着血肉相依的关系，城市并不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生产功能，还要依赖广大乡村的物质或精神上给养，特别是文人对乡村怀有永恒的乡愁，所以唐宋以后的文人虽然大多生活在城市，但他们还是会敏感的捕捉容易勾起他们对乡野怀想的自然景观，形成乡土审美的迁延。

韩愈的绝句《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对皇都街道是这样描摹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有论者指出：“我们从这样的诗句中完全看不到都市的意象，更不必说都市应有的一派繁华，我们所感觉到的，仿佛一卷水墨，是早春朦胧的绿意，街巷、城市的轮廓含蕴于其中，天地的大美掩盖了人类的工巧。”[47]与韩愈诗相类的作品还有很多，王维诗中的“雨中春树千万家”“俯十二兮通衢，绿槐参差兮车马”，白居易诗中“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下视十二街，绿树间红尘”“春风十二街，轩骑暂不停”，都是在对帝都长安恢宏壮丽发出由衷的赞美之辞中遗留着农耕文明的痕迹。于邺《过洛阳城》中洛阳城的街景也是一派草长莺飞的自然景观：“周秦时几变，伊洛水犹清。二月中桥路，鸟啼春草生。”苏轼笔下东京街道亦然：“槐街绿暗雨初匀，瑞雾香风满后尘”（《次韵曾子开从驾二首》）。以上诗作虽然表现的是城市街景，但其间的主要意象是“菜畦”“绿树”“春风”“鸟啼”等自然农耕风貌的景观。所以说“中央集权和宗法礼制背景下，历代都城的空间结构和形态，都深深烙上了农田形制的印痕”[48]。斯宾格勒认为乡村文化是“植物性的”，和大地、自然环境保持着天然的关系，城市则切断了文明和土地的联系，是自我生长的生命体。[49]所以，作家如果以乡村文化或者农耕文化的立场对城市进行审视，城市这个自我生长的生命体特有的肌质就必然淹没在自然景观之中，只有等到城市崭新的生活模式成型后，新的城市审美意识——街市欲望审美才能够显现出来。

在严格的坊市制管理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并无太大的差异。但是，中晚唐至北宋，随着侵街、夜市的常态化，街成为一个居住、经商、娱乐、人际交往等多功能聚合的空间，特别是宋代的汴京、临安，沿街设铺，夜市通宵，街的活力得到有效释放。“城市街道的活力，来自居住空间、生产空间、消费空间等在街道中高度叠合与互动下生成的生活共同体，并呈现出丰富的生活内容、对文化多样性的包容，以及邻里身份的认同。”[50]

经唐入宋，新型街市的出现，突破了人们农耕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律，形成新的城市生活方式。赵崇祚在《花间集序》所描绘的晚唐五代城市生活的图景是这样的：“有唐已降，率土之滨，家家之香径春风，宁寻越艳；处处之红楼夜月，自锁嫦娥。”文学表现也应该吻合这样的生活图景，花间词应运而生：“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之应制《清平乐》词四首，近代温飞卿复有《金筌集》，迩来作者，无愧前人。”[51]《东京梦华录》自序中描绘的北宋街市是这样的景观：“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天街”“御路”上奔驰的是宝马雕车，两旁密布的是“青楼画阁”“绣户珠帘”，穿行于都城街市，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的感官印象，富足的物质生活源于城市对天下财富的吸纳：“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厄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52]。街市“集四海之珍奇”，游人如织，“街”这一空间已然成为物欲审美的走廊，奢侈成为市井风尚也就在所难免。

“道路是观察者习惯、偶然或是潜在的移动通道……对许多人来说，它是意象中的主导元素。人们正是在道路上移动的同时观察着城市，其他的环境元素也是沿着道路展开布局，因此与之密切相关的。”[53]新的街市景观呼唤着新的城市审美意识的产生。中晚唐以后，城市书写突破传统清雅自守的审美情趣，以富艳为美的审美趣味广为流行，这与街市的形成关系甚密。从中晚唐、北宋以后的城市书写中就不难发现街道审美的物质化、欲望化。

街市欲望审美首先表现为夸示性街市物质审美，“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成为文学城市书写的主流，士大夫对此显然是鄙视的，以晏殊关于“富贵气象”的论述为代表：

晏元献公虽起田里，而文章富贵，出于天然。尝览李庆孙《富贵曲》云：“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公曰：“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故公每吟咏富贵，不言金玉锦绣，而唯说其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儿家有这景致也无？”[54]

晏元献喜评诗，尝日：“‘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55]

从以上两则材料中可看出当时文学书写中流行浓重的金玉富贵类的物欲审美风潮，晏殊并不否认以富艳为美的审美趣味，而只是要求融入士大夫阶层的清雅，仅仅以金玉锦绣写富贵表象，显露出的只是作者的“乞儿相”，真正善写富贵者是要传达出“富贵气象”，是在富足的物质生活之上闲雅的精神气度，这就是为什么温庭筠被王国维嘲笑其词品是“画屏金鹧鸪”[56]的浓艳、柳永被士大夫视为“都下富儿”[57]的原因。

文学中“竞豪奢”的街市欲望审美风尚在唐宋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商业的发展在中晚唐时期就“产生了一个富裕、自觉并对自己的鲜明特征和特殊文化有强烈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58]。到了宋代，商品经济更为发达，论者多提及的是太祖“杯酒释兵权”对官员士大夫阶层形成的奢侈生活风尚的影响，但在宋代，这种畸形的奢华消费方式已不限于王公贵族，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习。仁宗一次内宴，“一下箸为钱二十八千”[59]，帝王生活奢华惊人尚能理解，但中下层百姓日常生活中也以奢华相尚：“以至于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60]宋人服饰流行以金银装饰，“不惟士大夫家崇尚不已，市井闾里以华靡相胜”，致使朝廷诏令“非命妇不得以金为首饰”[61]，但收效不大。《东京梦华录》在叙及街市商家买卖时多次出现“都人侈纵”“大抵都人风俗奢侈”一类感慨，这也就难怪城市文学书写中夸示性街市物质审美大量涌现了。周邦彦在《汴都赋》中由衷赞叹北宋汴京街市豪富有序：“顾中国之阛阓，丛赀币而为市，议轻重以奠贾，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瑰富，备九州之货贿，何朝满而夕除，盖趋赢而去匮。萃驵侩于五均，扰贩夫于百隧，次先后而置叙，迁有无而化滞，抑强贾之乘时，摧素封之专利。售无诡物，陈无窳器。欲商贾之阜通，乃有廛而不税。销卓、郑、猗、陶之殖货，禁乘坚策肥之拟贵。道无游食以无为，矧敢婆娑而为戏。”周邦彦不厌其烦地罗列街市上琳琅满目的精美商品：“其中则有安邑之枣，江陵之橘，陈、夏之漆，齐、鲁之麻，姜桂藳谷，丝帛布缕，鲐鮆鲰鲍，酿盐醯豉。或居肆以鼓炉槖，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医无闾之珣玗，会稽之竹箭，华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与夫沈沙栖陆，异域所至，殊形妙状，目不给视。无所不有，不可殚纪。”[62]此类描写虽为赋体铺采摛文，多有溢美，但也不失为当时街市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和都城物质生活富足的写照。

其次表现为街市情色审美。中晚唐五代时，街市已充满情色诱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张祜《纵游淮南》）“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杜牧《赠别》）韦庄在江南水乡街曲流连时，更是“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菩萨蛮》）到柳永词中，街市的情色欲望审美可谓进入高峰时期。[63]而且，很多时候，街市夸示性物质审美与情色审美结合，渲染出都市生活的豪奢浪漫：“帝城三五，灯光花市盈路，天街游处。此时方信，凤阙都民，奢华豪富。纱笼才过处，喝道转身，一壁小来且住。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东来西往谁家女，买玉梅争戴，缓步香风度，北观南顾。见画烛影里，神仙无数。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月归去。这一双情眼，怎生禁得，许多胡觑。”（李邴《女冠子·上元》）帝城天街，灯光花市，“凤阙都民，奢华豪富”是漫步天街的作者的深切感受，而豪富仅只是帝都生活的面相，“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画烛影里，神仙无数”的情色审美更能传达出在帝都富足物质生活之上的浪漫旖旎，街市空间中的“情眼”“胡觑”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男女看与被看的关系。看与被看在福科理论中是一种权力关系，[64]在中国古代男权社会中，女性往往处于被看的卑微地位，而只有在元宵、金明池开禁的节日狂欢中，这种权力关系才被突破，王安石《临津》一诗精彩的呈现节庆街市男女对看与被看关系的突破：“临津艳艳花千树，夹径斜斜柳数行。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正如巴赫金所说：“在狂欢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关系同非狂欢是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65]在节日狂欢中，女性也能从情色视角享受平日被压抑的男性审美。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虽然中晚唐以后，街的物质、情色欲望展示功能被大大开发出来，但在文学表现中农耕自然审美与街市欲望审美并不形成对立关系，而是并行不悖甚至相融相生的，这也符合城市发展的终极目的，城市园林景观的大量营造就是农耕审美意识的顽强延续，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另辟章节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