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述评

自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对中国商会进行研究开始，学术界对商会史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至今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在近一个世纪里，学者们对商会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本书将分三个时间段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

（一）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

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发端于国外。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日本学者开始间断性地对近代中国商会进行研究。其中，根岸佶、曾田三郎和仓桥正直等人间接或直接以商会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近代中国商会产生的原因、性质。在商会产生的原因上，根岸佶认为晚清政府设立商会是团结商人来协力抵御外来侵略[1]，强调政府在商会产生中的主导作用。曾田三郎认为商会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洋务派官僚推行“新政”中的一环，也是中国商人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2]，强调洋务派官僚推动与商人需要是商会产生的原因。在近代中国商会性质诠释上，仓桥正直认为商会是官办组织[3]。日本学者开创了中国商会史的研究，但进展缓慢、零星。

国内学者对中国商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晚。1978 年，在一次《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会议上，章开沅先生指出对资产阶级已有的研究多集中于个体，存在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脱节倾向，强调对资产阶级进行群体研究，认为商会、会馆、行帮、公所都应列入研究范围[4]。在章开沅先生的倡导下，国内学者对商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商会的性质、作用，商会与行会、会馆的联系与区别，商会领导层人员构成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981年，冯崇德与曾凡桂对辛亥革命中的汉口商会进行了研究，认为汉口商会对武昌起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5]。皮明庥对武昌起义中的武汉商会及商团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会在武昌起义早期害怕革命，随着革命形式的发展又转而支持革命，到最后又投靠军政府[6]。1983年，徐鼎新对近代中国商会产生的原因、性质及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会是一个民间工商团体[7]。1988年，马敏、朱英对商会与行会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会是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资产阶级新式社团，与会馆、公所有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8]。商会领导人员是商会的核心，胡光明对天津商会领导层人员构成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天津商会的早期，盐、粮、钱业等行业的商人把持商会的领导权，后来，洋行买办、洋货商人执掌了商会的领导权，到北京政府时期，新式工商业者逐渐把持了商会的领导权[9]，强调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对商会领导人员构成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商会史的研究，无疑推动了商会史研究的进程，但这些研究成果从属于资产阶级研究范畴，并以商会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作用成果作为判断资产阶级是否进步的标准。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是商会史研究的初期阶段，国内外学者主要对商会产生的原因、性质、商会对辛亥革命的作用及态度、商会与行会、会馆的关系、商会领导层人员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探究。在商会研究的理论运用上，主要采用政治学理论范式。

（二）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史商会研究蓬勃发展时期。学界在对已有研究主题继续探究的基础上，在研究内容、理论探索、史料整理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学界继续对商会产生的原因、性质、商会与辛亥革命、商会与行会之间的关系、商会领导层人员构成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新认识、新结论不断涌现。

在商会产生的原因上，欧美学者加入了探讨，日本、中国学者继续深究。法国学者白吉尔认为近代中国商会是晚清政府联合进步的资产阶级推行现代化政策的结果[10]。美国学者陈锦江认为清政府设立商会的原因本是为了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但实际上商会产生后加速了清政府灭亡[11]。

对商会性质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与国内学者的认识存在分歧。日本学者仓桥正直认为商会是“官办机构”。国内学者邱捷认为商会是“半官方机构”。徐鼎新认为商会是“民间商人社团”。朱英认为商会是“官督商办社团”。1990年，虞和平从法学视角出发，对商会设立程序、会员、经费、组织机构、章程和职能等进行探讨，认为商会基本上是一种商办法人社团[12]。

在商会对辛亥革命的作用及态度方面，朱英对苏州商会调和党争进行了研究，认为苏州商会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到二次革命时，商会则反对革命[13]。

商会与行会、会馆之间的关系方面，在商会史研究早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它们是两种对立的组织，在商会产生后，行会、会馆退出了历史舞台，这种看法割离了行会、会馆与商会之间的历史渊源，也不符合历史事实。随着研究深入推进，学者们开始客观、辩证地看待商会与行会、会馆的区别与联系。虞和平指出公所、行会等组织具有与商会相类似的协调、管理社会事务、商事仲裁等功能，它们之间有着被包含与包含、互相依赖的关系[14]。

在商会领导层成员构成的研究上，屠雪华从个案研究出发，对苏州商会领导所从事的行业进行了梳理，发现苏州商会的领导权基本上由典业、钱业、纱缎业、绸缎业四个行业的人员把持[15]。

商会史研究内容方面，学界关注商会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商会与国家的关系、商会与政治的关系、商会组织系统、商会与属地社会经济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商会与国民党政权关系方面，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史官斯对1927年以前的上海商会进行了研究，认为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原因是取缔了商民协会，失去了中小商人的支持[16]。商会与国家的关系方面，日本学者小浜正子对上海商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认为商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协调关系，而非对抗关系[17]。国内学者朱英也对商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商会与中国近代政权之间是一种依赖关系，并非对抗关系[18]。在商会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我国台湾学者李达嘉认为，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意识逐渐兴起，但是面对政治强权，最终只有无奈地被压制[19]。商会组织系统方面，马敏、朱英以个案形式，对晚清苏州商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苏州商会的组织系统包括总会、分会、分所构成的本体系统和苏州体育社、市民公社构成的从属系统。总会、分会、分所属于双向信息流柔性控制系统，在商会与其他新式商人社团的关系上，形成以苏州商务总会为核心，与其他新式社团协同联动[20]。虞和平对全国商会联合会与省商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在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后，商联会总部、商联会各省事务所、各省各级商会之间形成三个层级，且各层级间是逐级隶属关系[21]。商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方面，法国学者白吉尔认为商会产生以后，资产阶级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团体，在推动中国工商业发展，政治、社会转型中发挥了较大作用[22]。

商会史研究的理论运用上，学者们开始用其他学科理论来阐释商会。虞和平运用近代化理论来探讨商会与中国近代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商会是中国近代化的承担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近代化。近代化理论运用于中国商会史研究，给商会史研究带来新的视野、新的思路，并得出新的结论。但该学者认为商会只实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与民主政治。从实现民主政治的视角上看，认为商会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一个失败的承担者[23]。近代化开始于西方，西方国家近代化的核心是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近代中国处于数个强国联合殖民之下，面对如此强大的压迫力量，要同时实现经济工业化，获得民族独立，建立民主政治，让初生的商会来担负起完成中国近代化重任，显得不切实际。从理论运用上看，用西方近代化具有的硬性指标来分析中国的近代化，没有揭示中国近代化的特征和规律。

商会档案是研究商会的原始史料，整理商会档案就变得关键。在广大学者及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苏州商会档案、天津商会档案、上海总商会档案等相继得到整理出版。其中，《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最为显著，全书有5辑10卷，共计1000余万字。天津商会档案记录了商会的产生、发展、政治、经济活动，与其他地区商会的互动等。档案内容丰富，史料保存较为完整，是研究天津商会的重要史料。

商会档案的整理出版，为商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吸引了众多学者研究商会，促进了21世纪商会史研究的繁荣，特别是上海、天津、苏州等地商会史的专题研究成果丰硕。徐鼎新、钱小明对国民党统治之前的上海总商会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上海总商会成立的背景、性质，商会领导权的变动、商会进行的政治、经济活动等，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之前，上海商会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较大作用，但在国民党执政以后，最终走向听命于南京国民政府，丧失了独立性[24]。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商会史研究蓬勃发展时期，在商会史研究内容上，学界对商会的性质、商会与行会、会馆关系等“老问题”继续深入探究，并得出新的认识。同时，学界开始探讨商会与国家的关系、商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商会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等新内容。阐释商会的理论上，近代化理论被运用于商会史研究。在商会史研究地域上，学界对上海、天津、苏州等地商会关注较多，对其他地区的商会关注较少，这是20世纪90年代商会史研究的一个缺憾。

（三）21世纪初至今

21世纪初至今，学界对商会研究的视角和思路不断创新，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研究的时段、区域等日益理性化、全面化、深入化。

在商会史研究内容上，学界关注焦点从商会性质、商会与国家的关系、商会组织系统、商会与行会、会馆的关系上转向商会与中国近代法制、商会与税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商会与抗日战争等。

商会与中国近代法制方面，学界对商会与中国司法近代化的关系、商会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关系、商会与法律贯彻执行之间的关系、商会与近代中国法律建设与完善之间的关系、商会参与法制活动的原因等进行了考察。虞和平对商会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事公断处和商事仲裁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司法制度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25]。王红梅对商会与新法律的贯彻执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会在协助国家贯彻、执行法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推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民间力量[26]。郑成林、李卫东对商会与近代中国商法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商会在近代中国商业法制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27]。张学军、孙炳芳以个案形式，对直隶商会的法制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直隶商会通过参与立法、仲裁商事纠纷、培育工商业者的法律意识、引导工商业者用法律来维权等，促进了近代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28]。朱英对商会与1929年《商会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会主动参与《商会法》的修订及自身依法改组，是争取合法存在的表现[29]。

商会与税收是21世纪商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学界对商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现代税制的关系、商会与日伪政权征税的关系、商会对北京政府税收的作用、商会对南京国民政府税收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考察。魏文享对商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税制建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会与地方政府联合抵制营业税的征收，导致南京国民政府的税制现代化建设遭到挫败[30]。魏文享对天津商会与日伪政府征税之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天津沦陷后，商会在辅助日伪政府征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出于保护商人利益以及受会员之民意驱动，商会又积极向日伪政府申请减税[31]。柯伟明对商会与南京政府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在《特种营业税》的贯彻、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与商会的互动使得中央政府难以建立科学规范的营业税制，也使南京中央政府难以建立现代集权税收体制[32]。

商会与区域经济社会方面，学界对商会与乡村经济社会、商会与工业化、商会活动的空间范围等方面进行了考察。近代商会自产生后，在振兴乡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商会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被学者关注。张学军、孙炳芳对直隶商会与直隶乡村经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会在乡村手工业兴起、商业繁荣、农业市场化、市镇勃兴、新兴精英阶层崛起、城乡互动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为20世纪前半叶直隶乡村社会转型的助推器[33]。陈征平对商会与云南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商会是云南工业近代化的推动者和承担者[34]。郑成林对抗战胜利后商会的活动空间进行了研究，认为抗战胜利后商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空间范围缩小[35]。

商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方面，学界关注商会参与政治的原因和目的、商会与抗日战争、商会与国共两党的关系等。在商会参与政治的原因上，冯筱才以浙江商人的政治参与作为考察对象，对商会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动态考察，认为只有政治活动危及工商业者的财产、经营安全时，商会才会参与政治活动，参与政治的目的是维护产权[36]。日本侵略中国，导致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学界对商会是否参加抗战、以何种方式参与抗战等进行了考察。宋美云考察了沦陷期的天津商会，认为日本在控制、整顿天津商会后，它的组织和行为发生嬗变，成为日本调控华北市场的工具[37]。魏文享对商会与国民政府经济统制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会、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在经济统制政策的贯彻、执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支持了抗战[38]。

理论探索是促进商会史研究的关键因素之一。进入21世纪后，学者们把交易成本理论、制度理论运用于商会史研究。宋美云、应莉雅都用交易成本理论对近代天津商会的产生进行了研究。张东刚运用制度学理论来探讨近代中国商会产生的原因，认为商会是国家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39]。彭南生运用制度理论对行会转变成同业公会的历程及方式进行了研究，认为行会转变成同业公会是南京国民政府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结果[40]。邱澎生运用制度理论考察商人组织从会馆、公所转变到商会的历程，认为政府用法律制度推动了商人组织的转变[41]。张东刚、彭南生、邱澎生等学者仅从制度供给的视角来分析商人组织的产生或商人组织的变迁。张芳霖则从制度供给与需求的视角对近代南昌商会的产生进行探讨，认为清末民初南昌商会既是应特定市场环境需要而产生，也是制度安排的产物[42]。

在21世纪初，中国商会史不仅在研究内容、理论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还在研究地域和时段上取得重大进展。在商会史研究地域上，学界对天津、上海、苏州等地商会的研究继续推进，出现了多部专著和多篇论文。《近代天津商会》《天津商会组织网络研究（1903—1928）》《直隶商会与直隶社会变迁1903—1928》等专著和《保定商会研究（1907—1945）》《南京国民政府后期上海市商会研究（1945—1949）》等论文。同时，学界开始关注内地及海外华商会，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西南地区商会的研究上，陈征平对云南商会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会推动了云南工业化的进程[43]。李柏槐对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进行了研究，认为同业公会、商会实际上是一种披着现代制度外衣的传统组织[44]。在华南地区商会的研究上，朱英、夏巨富对20世纪30年代广州市商会与营业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会对政府强制推行损害商人利益不合理的税收进行了抵制[45]。在东北地区商会的研究上，佟银霞对商会与城市近代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商会是城市近代化的推动者与承担者[46]。

21世纪以来，商会史研究在地域方面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学界关注海外华商会，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其中，有多篇论文对南洋商会进行了专门研究。王日根探讨了菲律宾华商联总会在谋求华人自我发展、融入主流社会及向外拓展方面的作为[47]。石沧金考察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发展状况[48]。杨宏云研究了印度尼西亚棉兰的华人社团[49]。

商会史研究时段上，学界开始关注商会在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的活动。21世纪前的商会史研究，在时段上主要集中在抗战开始之前，主要原因是大多数商会研究者认为，抗战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强化政治统治，对商会等人民团体的控制增强，商会逐渐演变成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工具，丧失了独立性。这种经验论性认识导致学界认为对抗战开始后的商会研究没有价值。因此，以往的商会史研究成果在时段上主要集中在清末至抗战前。进入21世纪后，一些学者开始对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的商会，甚至当代商会都进行了研究。宋美云对沦陷时期的天津商会进行了研究[50]。任云兰对抗战胜利后的天津商会进行了研究[51]。郑成林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进行了研究[52]。魏文享对抗战期间国统区的商会进行了探讨[53]。

21世纪商会史研究在时段上取得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对近代商会的产生、发展、演变、消亡作系统考察。2015年6月，马敏主编的《中国近代商会通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商会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大问题为主线，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商会制度演进、商会的组织与运作原则、商会与政府关系、商会的政治参与、商会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商会与国家间的复杂关系等种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54]，突破了商会史研究长期以来以某一时段进行研究的缺陷。

21世纪至今，在商会史研究关注的内容上，学界在继续深入推进对商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同时，开拓了商会与立法、商会与乡村经济发展、商会与抗争战争、商会与税收等新的研究主题。在理论运用上，学者们将交易成本理论、制度理论等运用于商会史研究。商会史研究在地域和时段上也得到全面重视。

（四）贵州商会研究概况

通过对商会史研究动态的梳理发现，尽管学界对近代中国商会进行了约一个世纪的研究，但有关贵州商会的研究成果较为稀少。到目前为止，仅有几篇论文及一部专著涉及贵州商会。1986年，王勺对贵阳商会的产生及名称演变进行了研究[55]。1987年，张子正对遵义商会的产生、领导层人员构成变动以及商会政治、经济活动进行了梳理[56]。1998年，王勺对贵阳市商会的沿革及贵阳地区的同业公会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研究[57]。2009年，蒋婵对抗战期间及战后的贵阳商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进行了研究[58]。2015年，马敏等人编著《中国近代商会通史》第三卷中[59]，简要介绍了1927年后的贵阳商会。

已有的研究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商会史还有许多问题尚需学界深入探讨：一方面，学界对大后方商会与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间的关系，商会对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作用、影响，商会与近代中法之间的过境纠纷解决等问题鲜有涉及。另一方面，学界对贵州商会的关注度不够。在研究时段上，学界主要关注国民党执政之后的贵州商会，对清末民初的贵州商会没有涉及。在研究区域上，学界主要关注贵阳商会，没有对贵州商会进行系统、整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