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创新点

本书对近代贵州商会的会员、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商会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进行系统梳理，深入考察近代贵州商会对近代贵州经济社会变革的作用，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创新：

（一）本书把贵州商会放在全球化视角背景下来考察

近代贵州商会的产生是工业化在全球扩张的产物。自贵州商会产生以后，无论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教育近代化和交通建设，还是参与抗击日本的侵略活动和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中法之间的法属越南过境纠纷，都是贵州商会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具体体现。首先，近代化是历史主流，世界各国主动或被动进行近代化。近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的全面发展。贵州商会自产生后，力图推动贵州经济、教育和交通的近代化，是贵州近代化的推动者和承担者。其次，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日本侵略中国以来，近代贵州商会积极参与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力量之一。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中法之间爆发法属越南过境纠纷时，贵州商会独自或联合国内商会函电国民政府，督促国民政府与法国进行严正交涉。同时，贵州商会与法属越南的华人商会互动，函请越南华商会向法属越南总督施压。在来自国民政府的外交压力和来自法属越南的内部压力下，法国政府承担起给予中国从法属越南过境的义务，这是贵州商会争取、维护中国国际权利取得胜利的表现，也是近代贵州商会参与国际事务的具体体现。

（二）把商会领导群体的人员构成与商会的职能联系起来考察

近代贵州领导群体的人员构成历经了绅商、工商业者、国民党党员的变化。商会领导人左右着商会的职能、活动内容。社会身份不同的人员把持商会领导权使得商会的职能不同，活动内容也不同。在商会建立初期，绅商执掌贵州商会领导权，商会的主要职能是为当地政府筹款，职能单一。北京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执政早期，工商业者执掌商会领导权，商会在为政府筹款的同时，采取措施发展地区经济，参与地区慈善救济，参与交通、教育建设。商会职能由为政府筹款扩展到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但重在发挥经济职能。在抗战末期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党员执掌商会领导权，商会继续发挥经济、文化、社会等职能，也积极在商会内部发展党员、贯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意图和负责组织各种培训。总体来看，商会为政治服务的职能强于经济职能。

（三）运用规模组织理论来分析商会的作用

根据规模经济理论，组织的管理成本与组织规模大小呈反比。当组织规模扩大时，管理及运行成本降低，组织的经济效率和收益提高，产生“规模效应”。在商会产生以前，贵州已有行会和会馆等商人组织，这些传统的商人组织尽管都推动了贵州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作用远不及商会。究其原因，行会或会馆把工商业者分散在数个不同的组织内，一个城市或市镇常常有数个行会或会馆。行会或会馆相互之间各有势力范围，界限分明。然而，每个行会或会馆，都会产生运行成本。因会员数量较少，行会或会馆的组织规模也较小，分摊到的成本较高，导致传统商人组织的收益较小。商会则是跨行业和籍贯的联合组织，从横向上把属地各个行业的工商业者联络和凝集在一个组织内，会员人数众多，组织规模空前扩大，运行成本必然下降，而且可以运用商会网络来进一步降低收集信息，化解经济纠纷，督促政府执行有利于工商业者的经济政策等产生的成本。商会运行成本降低，带来的收益却是增长的，从而产生了“组织规模效应”，这也是近代商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及作用远比行会、会馆大得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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