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形势大转变时期”吗？
蒋孟引
《历史研究》一九六一年第二期发表的周谷城先生的《论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一文，为整个世界史画好了轮廓，这也可说是建立世界史新体系的一个尝试。我们读了，十分兴奋，因为周先生给新的世界史提出了具体的内容大纲，一定会得到世界史工作者的重视和研究。
周先生的文章分为四节，即：（1）最早的形势；（2）15世纪以前的发展；（3）由中世到近代；（4）发展的新形势。大体是依次论述上古、中世、近代、现代。第二节一开头就这样说：“十五世纪为世界历史发展形势大转变时期。前乎此，历史的发展，主要限于大陆内部各地；后乎此，则扩大到海外各地去了。”又说：“因东航的欲求，发现许多新地，造成世界史上由中世向近代转化的开端。”第三节除了谈到郑和于一四〇五至一四三〇年间七次出使各地，还说：“十五世纪以前，亦即新大陆未发现之前……土耳其人兴起，于一四五三年攻陷东罗马帝国的首都……首先于十五世纪末叶及十六世纪初期，开辟东西航道……欧洲诸国海外活动的成功，使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发生崭新的转变。”综合起来看，周先生是因为郑和七次出海，东罗马首都陷落，尤其美洲的发现和东西航道的开辟，而肯定“十五世纪为世界历史发展形势大转变时期”的。如果这样的理解是符合周先生原意的话，我们以为或许还可商榷一下。
所谓“大转变时期”，应该是向前飞跃发展的时期。能够领导社会向前飞跃发展的，从来只是生气勃勃的新阶级，绝不会是腐朽的没落的阶级。在十五世纪，资本主义因素虽已在这里那里萌芽了，但资产阶级尚未形成为强有力的阶级，谈不上能领导整个社会向前跃进。相反，在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主义和封建主阶级，他们有的已陷入危机之中，一般也是趋向于衰微；他们只能千方百计地维持摇摇欲坠的现存局面，不能领导社会真正前进。而且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那时由封建社会只能进到资本主义社会；而封建主领导社会大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可以想象的。既然两个阶级不能领导大转变，还有哪个阶级是这个世纪的中心，能够领导大转变呢？在残酷剥削下的农民，虽是反封建的主力，但不能领导大转变以至于成功；其他革命阶级，则尚待形成。而大转变又不能自然地自发地出现。所以说十五世纪是大转变时期，找不到阶级基础。实际上，不仅十五世纪没有大转变，全世界在十六世纪还是封建时代；只是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才发生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虽然这个革命还是很不彻底的。
所谓“大转变时期”，应该就是历史分期的界限。历史要如何分期？毛主席曾一再指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2]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所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也是历史分期最适当的标志。数年前苏联历史学界对历史分期问题曾作过长期讨论，有人“把预示着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各项变化的阶级斗争之最重要表现，视作封建时代及资本主义时代分期的主要标志，这项建议为大多数参加讨论的人所支持。”[3]既然近代主要是资本主义时代，那么，它和封建时代的中世分期的适当标志，应是一个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正是“预示着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各项变化的阶级斗争之最重要表现”。根据这些理论，中世与近代的分划，已有相当一致的做法，似乎没有再提十五世纪的必要了，因为在十五世纪发生的那些重大事件，并不具有新的或单一的阶级特性，也没有造成社会发展的飞跃，历史当然不能有什么大转变。
郑和下西洋与东罗马灭亡，虽是历史上的大事，但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没有很深刻的影响，这是无须说明的了，至于“地理发现”（为了行文方便，我们仍沿用这个旧的不正确的术语），主要指美洲的发现和东西航道的开辟，从来就被认为是划时代的大事。一般称为“地理大发现”，有人更错误地尊为“伟大的地理发现”。资产阶级学者编写的近代史，大抵都从地理发现开始，说它带来了商业革命和殖民地的经营，促成了世界大转变。其实这种说法似是而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美洲以及环绕非洲航路的发现，给兴起着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工具以及一般商品的增加，给予了商业、航海事业和工业一种空前未有的刺激，因而也就使崩毁着的封建社会里所产生的革命原素迅速地发展起来。”[4]很明显，地理发现只是为先前兴起的资产阶级帮了忙，加速了革命原素的发展。如果说地理发现造成世界历史的转变，那也是量的而不是质的，是表面的而不是实质的；一句话，不是什么大转变。而且，地理发现的利益若是掌握在封建主手里，影响绝不会深远。葡萄牙和西班牙固然抢占了广大的殖民地，葡萄牙还曾垄断了对东方的贸易，可是因为它没有丰富的产品输出，黄金时代不能持久，许许多多贸易和商站都逐渐被人夺去，连它的本土也从十六世纪后期起被西班牙占据了六十年。西班牙掠地更广，它的封建武士、军人、教士、贵族和官僚，到处实行残酷掠夺，尤其对于美洲人民放肆野蛮屠杀，无耻地说是把他们的灵魂送到上帝那里去，以便尽早得救。然而掠夺既多，自然会引起其他强盗的觊觎，西班牙便为英国海盗所苦。美国海盗曾扬扬自得地歌唱道：
德列克不怕鬼，更不怕西班牙人，
他洗劫了他们的许多城镇；
他捋了天主信徒陛下[5]的虎须，
还将他的船舰劫来弄沉。
所以西班牙的黄金时代也不到一百年，它很快就日益衰落了，反之，地理发现的利益只有掌握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手里，才能繁荣贸易，并强有力地帮助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促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衡量地理发现，同观察其他历史事件一样，绝不可以孤立地“就事论事”，绝不可以被它所造成的现象所迷惑，而必须把它与人联系起来，必须用阶级观点来看。也就是说，地理发现本身没有造成历史的大转变，而是资产阶级利用了它，加上别的重要因素，才造成了世界历史的真正大转变，由封建社会飞跃到资本主义社会。
应当申明，我们从不否认随着地理发现而来的殖民地掠夺狂潮的影响之深远。例如葡萄牙侵略者于一五一七年到广州，一五五七年据澳门，从此澳门成为西方侵略者侵略我国的桥头堡，各国的冒险家、传教士、走私犯、海盜、流氓、商人以及官吏，首都先蚁聚于此，无恶不作。但是，我们认为，地理发现不是殖民掠夺的最根本的关键，两者没有不可缺少的依存关系。郑和“七下西洋”，走过许多地方，直到非洲，中国却从来没有掠夺过任何人或任何地区。另一方面，荷兰没有认真搞过地理发现，英国在地理发现上的成就也不大，正如有人在十六世纪初叶哀叹的：
呵，怎样一种“伟大的”事情，
如果那是英国人，
他们曾首先在一切人之前
把那儿占领，
并以头批的建筑和殖民，
作个永恒的纪念！
可是它们却终成为殖民掠夺的典型国家。马克思指出，“荷兰（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标本国家）的殖民地经营历史‘展示了一幅破信弃义、贿赂、虐杀和卑劣的图画’，那是少有其敌的”[6]。英国殖民掠夺的狡猾残酷及其殖民帝国的庞大，更不用说了。这样，地理发现既非殖民掠夺的最根本的关键，如何可以成为中世和近代分界的标志？
就地理发现的本质看，它也不是很重大的历史事件。众所周知，那些被“发现”的地方，都早已有自己的存在，并早已有自己的文化，岂容别人来发现。就以欧洲人初到那些地方而论，也不是始于十五世纪末年，而是早已有人到了。如尼基丁航行三海，马可波罗久居中国，挪威人于公元一〇〇〇年到达北美海岸。前年报载，苏联历史学家楚凯尔尼克副教授；根据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档案原本和其他珍贵材料，论证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并非偶然，而是先已心中有数。这个新论点是很有道理的。其次，地理发现最原始的动机，是寻找黄金。恩格斯指出：“发现美洲是由于在此以前已驱使葡萄牙人跑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迷所促成的，因为十四和十五世纪极为强烈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它相适应的贸易，都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7]哥伦布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对黄金十分崇拜。他于一五〇三年从牙买加岛发出的信中说：“金是一个可惊叹的东西：谁有它，谁就能支配他所欲的一切。有了金，要把灵魂送到天堂，也是可做到的。”[8]为了寻找黄金的活动，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吗？何况哥伦布本人并不曾在美洲找到黄金，所以他虽先后去美四次（1492，1493，1498，1502），曾到达南美东北角上，但西班牙和其他欧洲人对于他的航行活动越来越冷淡，同他一起去的人越来越少，他自己终于在失望和孤寂之中抑郁而死。至于寻找黄金的活动在历史上反映了什么，恩格斯也曾指出：“在十五世纪末，金钱从内部破坏和腐蚀封建制度到了什么程度，可以从对黄金的渴求明白地看出来，这个黄金迷，当时笼罩着西欧：葡萄牙人到非洲沿岸、印度、整个远东去找寻黃金；黃金是那个迷人的字，它驱使西班牙人过渡大西洋到美洲去。”[9]可见寻找黄金或地理发现，不过促进了西欧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的成长而已。同样，它对于地中海东岸的作用，也绝不是主导性的。“例如，全部利文特贸易，曾由蒙古人和土耳其人侵入而归于衰落。一四九二年以后地理上商业上的大发现，不过加速了它的衰落过程，然后把它终结。”[10]地理发现的本质和作用只是如此，当然很难说它造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转变。
综合上述的探讨，可以肯定，无论从理论方面或历史实际方面看，十五世纪不是世界历史发展大转变时期。然而我们在解放前教世界史，却总是以十五世纪为过渡时代。其所以如此，自然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那里学来的。他们这样说，固然由于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更该引注意的是他们别有用心，故意夸大地理发现的意义，因为这个地理发现恰恰是西欧人搞的，足证西欧人与众不同；他们把掠夺殖民地说成是开发落后地区，传播优越的西欧文明，还说这是“白种人的负担”。既然地理发现如此重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历史也就重要了，从十一世纪到二十世纪，都要原原本本地全面讲述；另一方面，不仅亚、非、美的历史要到地理发现以后才值得提起，就是东欧，甚至像俄罗斯和捷克这样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都曾有过很强盛时期的国家，其历史就是被提到，也被诬蔑为野蛮的历史。所有这些做法，正是“西欧中心”这一荒谬传统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解放以来，史学界已逐步打破了一些“西欧中心”的框框，这是在党领导下我国世界史方面的进步和成绩，值得珍惜。现在我们试图建立新的具有真正世界性的世界史体系，必须在已有基础上，从历史实际出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反复讨论，慎重进行。
以上意见，十分浅陋，或者还有错误。希望同志们指正。
（原载《江海学刊》1961年第7期）
[1]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 《矛盾论》，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
[3] 参阅石父辑译的《苏联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华书局1952年版，第8—9页。
[4]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5] 指西班牙国王非力二世。
[6]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5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二卷，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492页。
[8] 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8页。
[9] 《德国农民战争》，附录。俄文本155页。
[10] 《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