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图》

《华夷图》，刘豫阜昌七年（1136）即南宋绍兴六年刻石。绘制时间当在政和七年至宣和七年（1117—1125年）之间，绘制者不详。其与《禹跡图》分别刻在同一块石版的阴阳两面，《华夷图》位于阴面，上下倒置。石板长约90厘米，宽88厘米。《华夷图》图幅为纵79厘米，横78厘米。图中上部正中写有“华夷图”三字，在图的四周用大量的文字注记说明四方番夷的历史沿革以及历代疆域的变迁。该图绘制范围：东抵朝鲜，西至葱岭，北达长城以北，南到南海和印度洋，图中长城用城墙象形符号表示，从其走向来看比较长的一段应为秦长城，西侧较短的一段应为汉长城；山峰及山脉用“人”形符号表示；河流长江、黄河用粗线表示，其余河流用较窄的线段表示。图石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

以往研究《华夷图》的学者，根据图名《华夷图》，以及图中文字注记“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和图中黄河下游河道的走势认为这幅地图很有可能来自唐代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但从图中内容来看，四周的文字注记大部分应当是宋人所写，图中的行政建置都是宋代的建置，此外对某些河道表述的也是宋代的情况，最为典型的就是东京（开封）附近的河道，其东南的两支在唐代是没有的，应该是宋代开凿的惠民河和金水河。因此，该图即使以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为底图，那么其采用也只有地图轮廓和部分河道的走势。

而且，黄河下游河道的走势并不能作为该图来自贾耽的《海内华夷图》的证据。宋代的《九域守令图》对黄河的绘制也没有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按照以往的观点，认为改绘河道比较困难的话，但已经有清晰地表达了当时河道的《禹跡图》可以使用，同时《华夷图》本身的绘制又很不精确，况且那么多地名都改绘了，这种河道粗略走向的改绘应当是并不太困难的事情。因此，黄河河道的改绘与否可能基于绘图者个人的选择，并不能作为证明《华夷图》与《海内华夷图》之间关系的证据。而图中文字注记“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只是提到采用贾耽图中的国名，从图中实际绘制的内容和文字注记来看，这种采用确实仅仅是在文字注记中罗列名字，文字注记中提到的地名大都没有绘制在图中。因此，《华夷图》与贾耽《海内华夷图》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在宋代除了这幅《华夷图》外，还有其他一些《华夷图》，如乐史所编的《掌上华夷图》一卷。[2]又何薳在《春渚纪闻》卷九“赵水曹书画八砚”中记“水曹赵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见重于前辈。薳先博士为徐州学官日，赵献状开凿吕梁百步之崄，置局城下，最为周旋。其《重定华夷图》，方一尺有半，字如蝇头，而体制精楷。苏州张珙妙于刊镵，三年而后成，甚自秘惜，不易以与人”[3]。关于何薳和赵竦的生平记载不多，何薳的父亲，也就是文中提到的“薳先博士”何去非，任徐州学官的时间是在元祐年间（1086—1093年）或者之后不久；赵竦，按照《宋史·河渠志》中的一条记载，其在绍圣四年（1097）曾任水部员外郎[4]，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四记“（元祐六年［1091］正月）戊寅，京东转运司言宣徳郎赵竦请修徐州百步吕梁”[5]，正与《春渚纪闻》所记相合。因此这一《重定华夷图》当绘制于哲宗时期无疑。由于这些《华夷图》都已经散佚了，它们与我们今日所见《华夷图》的关系，难以进行判断。

根据研究，《华夷图》与《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应当或有着共同的祖本，或《华夷图》可能来源于比现存《历代地理指掌图》版本更早的某一版本中的“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具体参见本书第三部分《浅析 〈华夷图〉与 〈历代地理指掌图〉中“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之间的关系》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