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刘跃进

当前，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术研究正面临着重要转变，或者说正处在历史变局中。最近30年，学术发展狂飙猛进。首先是研究队伍逐渐扩大。据说，仅古代文学研究从业者就达3万多人。其次是研究成果异常丰富。这几年年均出版物就多达40万种，其中不乏文学研究工作者的贡献。不可否认，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的获得日益便捷，写书的人越来越多，贪多求快，急功近利，跑马圈地，造成学术生态的恶化。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历史变局。

上溯一百年，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更名《新青年》）创刊，倡导建设新文化、摧毁传统旧文化，由此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7月，《新青年》杂志第3卷第5号“通讯”一栏发表钱玄同致陈独秀信，信中说：“惟《选》学妖孽所推崇之六朝文，桐城谬种所尊崇之唐宋文，则实在不必选读。”这就是后来盛行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由来。[1]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和学术观念的变化，是其中显而易见的变化。文学、历史、哲学从此分开，中文系又分为语言、文学两大块。文学研究分为古代、现代、当代等。各种方法纷至沓来，不绝如缕。20世纪前半叶，有进化论的观念；50年代以后，有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八九十年代，有新方法论，老三论、新三论、现代派、后现代派等。问题是，由于学科壁垒的制约，学术研究越来越匠气化、越来越技术化、越来越八股化。而今，项目体、学位体造就了一代学者，读书人没有耐心读书，只有翻书的工夫。学者也是为写论文而写论文，多平面克隆自己，越做越琐碎，背离了人文学术研究本质。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二个历史变局。

历史还可以上溯到东汉前期，那时佛教刚刚以比较柔和的方式进入中土。从那以后到公元7世纪鉴真和尚数次东渡扶桑求法传法。前后700余年，佛教文化融入中国社会，改造中国文化。相比较而言，另外一个中西交融就不那么温柔敦厚了。19世纪下半叶，现代西方列强以血与火的方式强势进入中国，西方文化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不管你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进程刚刚开始。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中国近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在上述三个历史变局中，如何面对外来文化，一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上，或西化之风甚嚣尘上，或复古思潮尘渣泛起。无论哪一种思潮，都与近百年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必须认识到，“五四”运动影响下的学术研究，有“反传统”的一面，更有注重对“优秀传统”继承与发扬的主流一面。就文学研究而言，可以这样说，在“五四”精神影响下，中国文学研究已达到空前的高度，引入西方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是促成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繁荣不同于西方的根本动力。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任何极端的选择都行不通。我们只有放平心态，不仰视，不俯视，既不能食古不化，也不能食洋不化，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也许才是正途。

2015年春，在柳宏院长的支持下，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在《文选》学重镇扬州举办“《文选》·文章学·学术史”学术研讨会。同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又在桐城派发祥地安徽安庆师范学院的支持下，召开了“桐城派·文章学·方法论”学术研讨会。在同一年，两个会议把“选学”和“桐城派”联系起来，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反思近百年来的学术发展道路，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为新世纪文学研究提供思考和拓展的空间。

扬州是《文选》研究的故乡，早在隋唐时期，扬州的曹宪、李善奠定了《文选》研究的基础，清代扬州学派阮元等大儒也有《文选》相关文章，近代扬州学者刘师培、李审言等都有不少《文选》研究的经典论著。因此，本次会议在扬州召开有着非同寻常的纪念意义。

会议共收到65篇学术论文，有60多位专家学者向大会作学术报告，围绕着“《文选》·文章学·学术史”这三个议题展开研讨。会后，宋展云博士协助主编广泛听取各位专家意见，从中精选出27篇论文汇编成集。虽不免有遗珠之憾，但大体可以涵盖这次学术会议的总体面貌。论文集分为“综合研究”和“文选研究”上下两编，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是文章学及相关问题研究。当代中国学者，面对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章，还找不到合适的学术话语来评说。5篇论文努力从文章学本身入手，梳理文章概念，分析写作方法，辨析文章与政治、经学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论文材料详实，视角多样，为文章学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第二是学术史研究。这类研究论文多选取文史大家的研究成果作为研究对象，涵括文献学，文学理论，义理考据，史学与文学诸多方面。作者在纵横比较中，分析这些大家的研究方法、学术贡献及当下启示，总结前辈学者的学术特色，多有启发意义。

第三是《文选》学界研究。15篇论文涉及《文选》版本、校勘、征引文献、《文选》学史、《文选》评点以及经典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提供新的资料，体现出较高的文本细读与研究能力。这些论文对于推进《文选》研究的深入以及开辟《文选》研究新方向，皆有参考意义。

上述研究既重视古典文献整理，又能够反思近代学术名家的治学路径，诸多话题切实而不乏新意，体现出扎实的学风和较高的研究水准。由此说明，中国文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西方”、“全盘西化”。离开了中国本土优秀的文化元素，中国文学研究就会迷失自我。

那么，中国本土文化最核心的元素是什么呢？顾炎武《日知录》所倡导的，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应当可以视之为结论。两个“有益于”，首先要有益于学术，其次要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学术，就要有一种献身学术的精神。现在，很多人只是抱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写论文、报项目，评职称，很少从一个更高的学术层面上思考问题。有益于社会，就要求我们的人文研究工作者，要把所学的知识反馈给哺育我们的人民大众，更要为我们的民族认同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研究学问，理应有这样的情怀，有这样的理性。我们编选会议论文集，也是出于这样的学术目的，是否如愿，还希望广大读者给予评判。

2016年5月

[1] “妖孽”二字见于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司空曹操祖父，故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