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先秦黄河与先秦水运

第一节 夏代贡运和商末漕运

夏代始有信史，治水通运始于大禹治水。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对大禹治水概述道：

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灾衍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1]

《尚书·夏书》共两篇，其中《甘誓》内容不涉及黄河和治河，故而司马迁所谓《夏书》实即《夏书》的另一篇《禹贡》。但又和今本《禹贡》有出入，其中“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在今本《禹贡》中无原句甚至无此意，但班固《汉书·沟洫志》引用时有相近文句；“以别九州”以下内容在今本《禹贡》中有此意但非原文，疑司马迁、班固时代另有其他版本《尚书》或《禹贡》者在。

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有学者两次提出《禹贡》篇成书在战国时代，后来不少学者赞同“战国说”，但并不质疑其“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的地位，或不至于以此否定其内容的信史性，或多或少暗含那样成熟地理名著不可能产生在夏朝的意思。这种情况很像清末民初有人怀疑中国是否有五千年信史，必待1935年司母戊大鼎出土始释其疑一样。2012年，上海学者金宇飞发表《〈禹贡〉 成书年代新论》，对《禹贡》成书战国说的论据提出反质疑，指出把《禹贡》放在“夏商时期甚至是龙山时代”,“九州的排序和贡赋的分析”才合情入理，从而认定《禹贡》“恰是舜禹时期的真实反映”[2]。本书十分赞同这一观点，故而把《禹贡》及《史记》相关转述当作信史来解读。

按《河防一览》的全河图，积石在甘肃境内。按《史记·河渠书》张守节正义，龙门在同州韩城县（今属陕西）北50里，大禹凿河广80步，黄河至此稍宽。华阴，地属陕西，在陕、晋、豫交界黄河急转弯处。砥柱，即三门山。孟津，在洛州河阳县南门外，地属今河南洛阳。雒汭，在河南省巩县洛水入黄河处。大邳，地在古黎阳（今河南浚县）境内。按张守节《史记正义》，禹河下游所过大陆为泽名，在邢州、赵州界，又名广河泽、巨鹿泽。其下九河归一流入渤海。可见大禹治水历时13年，足迹遍布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四海之内几乎所有江河都被他治理过，而以治河用功为大。大禹治理过的河道，上游起积石、龙门至华阴；中游经砥柱、孟津、雒汭至大伾；过降水、大陆入海。

大禹治水，功效延续于三代。至少周定王五年改道之前，黄河一直是安澜的；尽管东周至汉初农耕区扩张日益加剧，但汉初才有黄河之名，文帝年间黄河才开始大决泛滥。大禹治水之后，沿着山体的走势砍削树木作为标记，以高山与大河来确定九州的疆界，规划各州向夏都贡运土产的水运路线。

其一，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3]当时冀州的范围，西起壶口，南至覃怀、漳水，东抵大陆、岛夷。壶口在河东屈县东南，岳阳即太岳的南坡，覃怀即河内怀县，衡漳即横流入河的漳水，大陆在巨鹿县北。冀州四境略等于今山西、河北加河南北部。夏朝都城在今晋、豫之间的黄河北岸，冀州相当于夏朝的京兆府。其进贡路线沿恒、卫、漳之水入黄河，岛夷则在接近碣石的地方入黄河。

其二，兖州。“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灉、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其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4]当时的兖州北界大河，东南跨济水，是洪水泛滥的重灾区。大禹治水分河为徒骇、太史、马颊、覆釡、胡苏、简、洁、钩槃、鬲津共九道；灉、沮二水合流入雷夏泽。治水成功后，人们下山就原，耕作13年后与他州物产同样丰富。兖州贡品是漆和丝，船运由济水、漯水进入黄河。

其三，青州。“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檿丝。浮于汶，达于济。”[5]当时青州在渤海与泰山之间。嵎夷即莱夷所居海隅，潍水北至都昌县入海，淄水东北至千乘入海。青州贡品是盐和葛布，各种海产和丝、麻、松、铅，竹筐陆运然后自汶水入济水。

其四，徐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6]当时徐州东至黄海、北至泰山、南至淮河，淮河、沂水经过治理，沂蒙之地可以耕种；大野泽收聚洪水，东平洪水得以平定。徐州贡品有五色土、桐树、磐石、珍珠、鱼、绢、绸，从淮河、泗水进入黄河。

其五，扬州（见图2-1）。“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7]当时扬州地在彭蠡以东，淮河以南，东海以西，震泽（太湖）以北。治水期间，彭蠡蓄水功能得到强化，三江入海顺畅，太湖洪水不再泛滥。扬州物产丰富，贡品有金银铜、玉石、大小竹子、象牙、犀牛皮、鸟羽、牦尾和木材，沿长江入东海，再入淮河溯泗水，进入黄河。

其六，荆州（见图2-1）。“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上梦作。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纁玑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8]当时荆州在荆山以南、衡山南坡以北。治水后，长江、汉水东入大海，九江得其当行之道。水自江出为沱，自汉出为潜，长江和汉水得到疏导，云梦泽四周有了农业耕作。荆州贡品有羽毛、旄牛尾、象牙、犀牛皮、金银铜三金、椿柘桧柏四木、磨刀石、石镞、朱砂、箘竹、楉条、大龟，船载经长江、沱水、潜水、汉水，由陆路达洛水，由洛水入黄河。

其七，豫州。“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纻，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9]当时豫州南抵荆山、北接黄河，境内河流伊、瀍、涧三河入洛，洛入河。济水上源称沇水。治水期间沇水入河溢为荥泽，疏导了济阴的菏泽，睢阳附近的孟渚，三湖的蓄水功能得到强化。豫州贡品有漆、麻、细葛布、麻布、绸、细棉絮，由洛水入黄河。

其八，梁州（见图2-1）。“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罴、狐、貍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10]梁州地在华山和墨水之间，境内沱水、潜江发源于岷山、嶓冢二山，而至荆州入江。治水期间蔡、蒙二山水患平定，西南夷人安居乐业。梁州贡品有美玉、铁、银、镂器、石镞、石磬、熊罴、狐狸、山猫、毛织品，装船沿潜水入沔水，经陆路转运渭水入黄河。

其九，雍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鸟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11]当时雍州西起黑水、东至西河，治水期间境内河流都得到治理，弱水向西流，泾水、漆水、沮水、沣水都入渭进而入河；重要山脉荆、岐、终南都有路相通；高原湿地和猪野泽也得到治理。这一带贡品美玉、宝石，从积石下黄河至龙门，与渭水来船会合后沿河东下。

图2-1反映夏代荆扬梁三州贡运水道。夏代梁州相当于今陕南、四川之地，夏都先在今晋南后在今豫西黄河岸边。梁地贡物由长江逆嘉陵江北上，然后陆运过秦岭西端再进入黄渭水道。夏代荆州相当于今湖南湖北，其贡物由长江水系集中，再溯汉水北上，陆运过秦岭东端入黄渭水道。夏代扬州在今长江下游，贡物沿江东出江口，然后由海道北上再入淮河口西进，由泗水北上进入黄河。虚线上端小箭头表示经过陆运入黄河。

夏代所行是贡运，而不是漕运。因为虽然以土产定所运，但所运物品中没有粮食。其一，夏都所在汾河下游是天下粮食高产区，不需要其他地区粮食支援。有学者分析《禹贡》对天下土壤的划分道：“以壤、坟、涂泥三种类型为主，基本上涵盖了我国湿润地区、半干旱地区、干旱地区三种主要气候区域类型的土壤。如雍州包含了黄土高原大部，其土黄壤，质地疏松而肥沃。冀州多为山前冲积平原，黄河多次在此改道泛滥，湖沼斥卤之地较多，盐碱含量大，地呈白色，为白壤。兖、豫、徐州多处黄河中下游冲积地带，淤积层厚，富含腐殖质，肥沃而松软，壤称坟。荆、扬等南方地处水乡，土壤水分含量大，以泥称之。”[12]可知被列入“壤”的唯有雍、冀二州，冀州虽然被称白壤，明显不如雍州黄壤，但汾河下游邻近雍州，应该是黄、白壤过渡地带，土地肥沃而无盐碱之害。其二，夏代水运都是利用自然江河，穿插近距离陆运，没有运河开凿，与后世所言漕运有明显区别。

中国古代真正意义的漕运萌芽，应该确定出现在商末。殷商统治中心东移，岑仲勉《黄河变迁史》论商之迁都，“比较显著的为商丘、亳、相和北蒙”[13]，并将之分为邻近安阳和邻近归德两个中心，较夏都确实东移数百里，但都离黄河不远。其贡运不会完全沿袭夏人衣钵，肯定有自己的特色。如积极开拓海外，《诗经·商颂·长发》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早期商王，比较重视海路开拓。又如逐渐从四方运粮到都城，《史记·殷本纪》：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14]。《史记·周本纪》：灭商后武王“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15]。都说明纣钱粮积聚规模之大。钱粮积聚过程就是运输，运输依赖舟河就是原始漕运。前人解巨桥为有巨鹿水之桥，纣立仓于桥旁，粮食从巨鹿水运来。巨鹿水就是运道，可视为漕运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