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治水通运研究成果
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现代河漕研究起步阶段。旧中国积贫积弱，分崩离析，战乱频仍。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全无文治，学术研究不受重视，学者只能根据个人学术自觉和良知爱好选择研究方向，各自为战地靠顽强毅力做成一些学术成果。当时战乱之外，国人面临的最大自然威胁是黄河决口。故而治黄史研究最先起步，进而带动运河和漕运研究也小有进展。
一 治黄史研究
民国治黄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著作上。1926年，山东省河务总局印行林修竹《历代治黄史》，总目录表明该书内容由古今黄河图和历代治黄大事年表两部分构成。前者包括历代河流流变图、豫河图、直隶河图、最近测勘鲁省下游现势图、最近测勘黄河入海尾闾图、最近黄河堤岸实测图六图，后者记历代治黄大事，分为唐虞至五代、宋、金元、明、清、中华民国六卷。总纂林修竹，是山东河务局长兼运河工程局总办，实际撰稿为局秘书徐振声，插图由局工程科长潘镒芬完成。该书用文言写成、线装竖排格式排版。唯黄河图用近代测绘技术精勘实测制出，大事表和治黄史传统纪年与西历纪元并列，透露些许现代学术气息。但整体上看，未脱《行水金鉴》窠臼，还不是完全现代意义治黄史研究著作。
1937年，国立编译馆和商务印书馆推出《治河论丛》。作者张含英任职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因“幼年饱受河惊，深知其害，因患思治，于是研究之念油然而生”[1]。后来留学国外专攻治水，学成回国后供职治河，“十余年间，业余之暇，乃专致力于黄河问题；偶有所得，辄录而存之，或发表于报章杂志，以供时人参考”[2]。由此成书。《治河论丛》收治河策略之历史观、黄河答客问、论黄河水灾与国难、黄河改道之原因、黄河之冲积、黄河最大流量之试估、民国二十三年黄河水文之研究、黄河河口及其在工程上经济上之重要、杜串沟说、黄河凌汛之根本治法、五十年黄河话沧桑、李升屯黄河决口调查记和视察黄河杂记等专题论文15篇。用铅活字竖排，有治理黄河的现时考察结论，也有历代治黄经验教训总结，该书可基本视为治河史的现代著述。
后来又有两部治河史著作问世，标志民国黄河水利研究的新成果。其一吴君勉纂辑《古今治河图说》，作为当时水利委员会水政丛书之一于1942年出版。全书分禹河、河大徙、近代大河、黄河利病及治法等11章，有插图40余幅。附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查下游三省黄河报告》、李仪祉《黄河根本法之商榷》、张一烈《黄河中牟堵口概况》等9篇文章。其二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述要》,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不仅是完全现代意义的治河史研究著作，而且部分章节言治河论及漕运。全书共十章：首章绪言，介绍著述意旨；第八章余论，论述当代治河若干要领；末章附录《防洪方略》，论述当代防治河决工程技术问题；中间六章分论中国历史上大禹、贾让、贾鲁、潘季驯、陈潢和李仪祉6位治河大家的理论建树和实践业绩，其中贾让章有“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一节，潘季驯章有“河道形势与漕运及祖陵之关系”一节。这样，全书便初露古今关联、河漕合说之端倪。
学术论文也很大程度上体现民国治黄史研究成果。“1933年的黄河洪水暴涨、下游多处决口事件又将研究推向了高潮……仅1934年发表在《黄河水利月刊》上的文章就有十余篇；1936年，《水利》杂志‘为前车借鉴计，乃有纂辑清代黄河决口史之发起’，前后刊载论文七篇。”[3]其中沈怡《黄河与治乱之关系》发表在当年《黄河水利月刊》第1卷第2期，张含英《黄河改道之原因》发表在《陕西水利月刊》当年第3卷第4期，影响为大。这些论文着眼于为消除黄河现实水患寻求历史借鉴，侧重研究黄河为害和治理规律。
二 运河和漕运研究
运河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有两文两书建树非小。汪胡桢发表在《水利》1935年8月第2期第9卷的《运河之沿革》，从工程技术进步层面把中国古代运河开发史分为四期。（1）春秋至隋代“所施工事不过就平原沮洳之区，将湖泊沟通连贯，以渡舟楫而已。遇水量易泄或水流湍急之处，则建筑堰埭以障其流，运舟至此，必须转般”。（2）唐宋两代为闸河萌芽时代，“江都之伊娄河（今瓜洲运河），淮安之末口（昔时运渠通淮之处）均有其例”。（3）元至清中叶为闸河时代，技术标志是“就水面倾斜甚巨之水道，间段设闸，分成多级，以节水量而利舟楫”。作者考证中唐宝历初，李渤在灵渠设斗门十八为其滥觞，用于东部运河则始于金代高良河，元代大用于京杭运河，至元末“于高良河置坝闸二十座”，大德初“于会通河建闸八，闸河之制始渐广”，明清两代“南北运河自淮阴至南旺，由南旺至临清，地势高下，相差最巨，自有闸河之制，舟楫始得往来”[4]。（4）晚清日益衰微，让位于海运和铁路。在此基础上把运河分为平津、津济、黄淮、淮江、镇苏、苏杭六段，分别论述其大致情形。形式虽远未达现代论文规范，但行文言简而意赅，少现代论文的铺排陋习。发表在《地学杂志》1919年第9—10期的张景贤《北运河考略》一文，学术价值不在北运河历史沿革和流域河流源流考证，而在于述评黄河决铜瓦厢以来北运河水毁灾大、修复功少，以致北京失去通航天下优势的现状。
学术著作方面，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商务印书馆版）和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史学书局版）两部学术专著，同在1944年出版，于古代运河研究有奠基之功。前者十章，绪论述评隋朝开运河对唐宋的巨大影响，在此后的600多年内变为唐宋帝国的大动脉。第二至第六章述评唐代运河，把唐代运河兴衰分为高宗武后朝、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和肃代德三宗复兴、宪宗中兴、晚唐五个阶段分别写出；第七至第九章述评两宋运河嬗变，第七章述评北宋以汴梁为中心构建运河体系，第八章述评徽、钦期间国势和运河同时衰退，第九章述评宋金运河阻隔、南荣北枯史实。第十章为全书结论，指出隋代奠定的运河体系影响唐宋，适应中国第二个大一统时期政治军事重心在北而经济中心南移的客观需求，地在运河关键点的洛阳、汴梁得以成为王朝都城。该书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堪称现代意义上的河漕研究学术专著。《中国的运河》于勾勒中国运河沿革史上与前者有大致相同建树。由于作者1988年重新研究、扩充内容、精确表述后以相同书名重新出版，所以此处不做深入介绍。
漕运研究有吴士贤《清代以前的漕运概况》（《天津益世报》食货专栏第42期，1937年5月18日）为民国时期漕运史研究开山之作。全文分秦汉漕运、隋唐漕运、宋金漕运、元代漕运和明代漕运五部分，论述各代漕运基本问题，勾勒古代漕运史的大体轮廓。尽管该文史料来源无非三通和二十四史，并无太多个人真知灼见，但各朝漕运嬗变来龙去脉言之有据，对日后相关研究有抛砖引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