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汉运道及其治理

第一节 两汉近畿运道治理

西汉定都长安。张良为刘邦定策，“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1]可知河渭漕挽是西汉立国命脉，长安是西汉的漕运终点。定都长安，还因为长安有优越的水利条件。司马相如《上林赋》写道：“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产，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2]这段话被后人概括为“八川分流”，用以形容长安城水利水运之便。八川，即泾、渭、灞、浐、沣、潦、滈、潏8条河流，其中渭水是干流，其他七川皆渭之支流；泾渭二河在长安城北，其他六川皆在城南。

西汉漕运函谷关以东粮食到长安，以黄河、渭水为干道。三门之险和渭水梗阻严重制约着漕运量，西汉治河通运首先要解决的是三门之险，其次是渭水梗阻。文、景以前，长安需要漕运数量有限，这问题不突出。汉武帝年间，漕运既满足京师官民食用，又支持西部、北部对匈奴作战，关中粮食需要量剧增。开拓京畿运道、改善关中粮食供应成为日益紧迫的要务。

第一，开关中漕渠。汉时长安离潼关黄河直线距离只有300里，而其间渭水河道距离却是这一距离的3倍。渭水不仅弯曲异常，而且深浅不一、浅滩众多，极易搁浅漕船，武帝以前漕船出黄入渭后到达长安需要6个月时间。开长安至潼关漕渠代替渭水自然河道，成为日益急迫的任务。有鉴于此，武帝元光年间，大司农郑当时提议：“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工程目标是减少三分之二的行船距离和一半行船时间。经水利专家徐伯实地勘测取线，元光六年动工，“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3]历时3年，元朔三年工竣，取名漕渠。新渠投入使用比预期效果还好。多年之后，又开凿昆明池，作为漕渠水柜。

第二，开河东漕渠，引黄、汾二水溉田输粟。山东粮食漕运关中困于黄河三门之险，解困途径之一是加强三门以西农业生产。武帝前期，河东太守番系建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石，更砥柱之限，败亡甚多，而亦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五千顷故尽河壖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砥柱之东可无复漕。”西汉河东郡隶24县，在今晋西南靠近黄河转弯处，其中皮氏、汾阴、蒲坂等县尤多荒地。郡太守番系建议开渠，分别引黄河和汾水灌溉，变抛荒弃地为水浇良田，迁移越人开垦栽稻其间，每年可增加200万石粮食，不经三门而由新开渠过黄入渭输长安，计划是很诱人的。于是“发卒数万人作渠田”。但渠成后“数岁，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黄河大溜滚动，新渠不得来水，种稻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4]只好把原来期望的水田当作旱田交给越人来种，应纳田租由少府收取和支配。

第三，汾渭运道的重新利用。宣帝五凤年间，“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漕运量加大但投入也大，而三辅和河东地区粮价便宜，“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在此背景下，大司农耿寿昌建议“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所籴河东、上党、太原粮食西运长安，唯一现成运道只能是汾、渭水道。这实际上是要反向复制春秋时秦晋的泛舟之役，御史大夫萧望之以“筑仓治船，费值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为由加以反对，宣帝不为所动，仍然批准动工。实施后“漕事果便”[5]。解决长安用粮问题之后，耿寿昌又在边郡推行常平法，“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6]通过官方粮价调控和改革漕运，尽量缩短漕运距离、压缩漕运规模。

第四，开褒斜道以通漕汉、沔。秦岭的褒水河谷和斜水河谷三代就是秦、蜀二地交通要道，褒水属于汉水水系，向南流；斜水属于渭水水系，向北流。二水发源处有数百里山地需要打通。工程基本思路为：“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如此，汉中谷可致，而山东从沔无限，便于底柱之漕。”前景十分诱人。武帝任命张卬为汉中太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7]失败原因，是工程主持人张卬改原议车盘百里为全程水运行船，结果难以通漕。东汉顺帝末，虞诩开渠自陕南的沮水至陇南的下辩，“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辩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佣者，于是水运通利，岁省四千余万”。[8]褒斜通运梦想得到变相实现。

第五，开灌溉渠道（主要是六辅渠和白渠），发展关中农业，减少对山东漕粮依赖。武帝元鼎六年开六辅渠，“儿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9]可知六辅渠是对秦人所开郑国渠的拾遗补阙，郑国渠主要引泾水淤灌低洼，而六辅渠是要引泾水灌溉高燥之地。二渠之开相隔136年，但于发展农业有异曲同工之妙。六辅渠开成后，儿宽“定水令以广溉田”，颜师古注水令：“为用水之次具立法令，令皆得其所也。”[10]用法令的形式规定合理用水次序，提高六辅渠灌溉效率，预防用水中的矛盾纠纷甚至争斗，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史上的佳话。

16年后，武帝“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所开渠被称作白渠。实际上也是对秦人遗留郑国渠的拾遗补阙，工程实施要领是“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引泾注渭，二百里白渠开成后，谷口、栎阳之间土地4500顷，成为旱涝保收的高产田，给国计民生带来巨大实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11]此渠至明清两朝还有使用。

总之，西汉武帝至宣帝年间，是治水通运、治水兴利的筑梦多成期。其间“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渠引诸川……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12]。史家称之为武宣盛世，于治水兴利领域也为不虚。

东汉都洛阳。当年周公营建雒邑，以其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13]。由伊、洛出入大河，易于安抚诸侯、控制东方。东汉定都洛阳，大概也出于同样考虑。洛阳地理险要不如长安，但漕运便利非长安可比。东汉张衡《东京赋》写道：“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东门于旋。盟津达其后，太谷通其前。”[14]附近虽有河、伊、谷、涧、洛五水，但真正让它们承担漕运，还须施加人工。所以定都之初即大力营建京畿运道。

图5-1 开阳渠示意图

开阳渠（见图5-1），畅通京城到黄河运道。洛阳与黄河之间有伊、洛水，但洛水水浅，通漕效果不理想，需要对其加以人工改造，辅之以水利设施，才能畅通漕船。这一工程被史家称为开阳渠。光武帝建武五年（29），王梁“为河南尹。梁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15]。此次开渠是引谷水注巩川，增加运道水量。河成而水流不过来，说明之前测量之术不精。

建武二十四年（48），大司空张纯“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16]。此次河工利用了王梁所开渠道，既引谷水也引洛水济运，所以水量较大，满足了通漕需要。这次工程解决问题很彻底，“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赡”。[17]至顺帝年间还运营良好，“阳嘉四年乙酉壬申诏书：以城下漕渠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18]，下诏在建春桥建立石柱，刻石志皇帝赞赏之意。

今人曹尔琴据《水经注》所记考证王梁、张纯所开新旧阳渠关系：“王梁开的旧渠，流过洛阳城北，在东北城角再南流，至建春门石桥下。张纯开的新渠经过城西白马寺之东，南流从西南城角折向东，再东南城角折北，也至石桥下。两渠汇合，再东经偃师城南，东注于渠水。”[19]由此可知，张纯所开阳渠整合了王梁引谷水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