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先秦的生态和水情
先秦时期自然植被尚好，森林覆盖率和水面覆盖率尚高，黄河水含沙量尚低，江河湖泊数量尚多。
先秦农耕区，前期仅局限于黄河中下游，集中在今天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境内；后期逐渐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其他地区都是游牧区。有学者考证：“当时森林资源丰富，草原广阔……今天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在战国时期曾是一片‘卧马草地’，并有相当数量森林分布。据史书记载，直到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楼兰、且末……若羌等地仍是人口兴旺的绿洲。内蒙古、河西走廊都是广阔的草原。”[49]按中央电视台文化专题片《森林之歌》第二集《绿满天涯》的解说词，公元前两千年时中国森林覆盖率高达64%，东南丘陵地带高达80%—90%；夏朝建立时中国森林覆盖率下降到60%；夏朝建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人口从140万左右增加到2000万，森林覆盖率由60%下降到46%左右；从秦至隋唐，中国人口由2000万增加到8300万，森林覆盖率由46%下降到33%。伴随着农耕区扩张、人口膨胀，森林、草原覆盖率下降，江河泥沙量剧增。古代中国生态状况的确是今不如昔，而先秦时期是最好的。
黄河含沙量尚小，且河道相对稳定，不至危害运道。清人胡渭有“黄河五大徙”之说，说的是大禹治水之后至清末咸丰年间河决铜瓦厢夺济入海之前，有五次大改道。第一大徙为“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至长寿津与漯别，行而东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第二大徙为“王莽始建国三年，河徙魏郡，泛清河、平原、济南，至千乘入海”[50]。此前虽有西汉文帝、武帝年间多次大决口，但最终都堵决复归旧道。春秋战国开凿运河时，正处于黄河两次大改道之间的相对稳定期。况且，河到汉代始有黄河之名，春秋战国时期河水含沙量尚小，故菏水、淄济运河虽通黄河，鸿沟虽引河水而不闻有黄河淤塞运道之事。
湖泊众多，使运河广得水柜之利。《尔雅·释地》有言：“鲁有大野，晋有大陆，秦有杨陓，宋有孟诸，楚有云梦，吴越之间有具区，齐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郑有圃田。”[51]大野在鲁地巨野境，大陆又名广河泽在巨鹿境，杨陓在扶风郡汧县西，孟诸在睢阳县东北，云梦在南郡华容县东南，具区又名震泽即今太湖，海隅又名营州薮在胶东半岛，昭余祁在并州，圃田在荥阳中牟县西，皆先秦大湖。此外，还有无数规模较小湖泊，这为运河开凿提供了减小工程量和水柜调节之便。如楚国的云梦通渠就开在云梦泽北边，巢肥运河衔接了巢湖；吴国的胥溪衔接了震泽和固城湖，古江南河衔接了古阳湖、古漕湖等，邗沟衔接了射阳湖、古陆阳等。
自然河流密集，使运河开掘有画龙点睛、点石成金之妙。先秦运河无不开凿于自然河流之间，开河短而通运广，尤以鸿沟为典型。魏国境内一马平川、河流众多，比较著名的有汴水（又名汳水、卞水），在先秦是自然河流，发源于荥阳而东流入泗；睢水发源陈留，东流入泗；涣水发源于陈留境，东南入淮；涡水经淮阳入淮；颍水发源于颍川阳乾山，东流入淮；此外还有鲁沟水、沙水，鸿沟就开凿于其间，将众河沟通起来，形成覆盖广大地域的水运网络。
上述先秦时期生态和水情，为运河开凿和运道保持提供了良好环境，与明清时期治河通漕面临的恶劣生态、水情有如天壤。
[1]《汉书》卷2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44页。
[2]（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四库全书》，子部，第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3]《汉书》卷2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57页。
[4]（汉）赵岐：《孟子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1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
[5]（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1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页。
[6]（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14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294页。
[7]（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1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页。
[8]《史记》卷7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893页。
[9]《汉书》卷2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48页。
[10]《汉书》卷2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49页。
[11]（清）张尚瑗：《左传折诸》,《四库全书》，经部，第1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0页。
[12]（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四库全书》，经部，第1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6页。
[13]《陕西通志》,《四库全书》，史部，第5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86页。
[14]《战国策》,《四库全书》，史部，第4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8页。
[15]《史记》卷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7页。
[16]《史记》卷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8页。
[17]（宋）毛晃：《禹贡指南》,《四库全书》，经部，第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18]《史记》卷1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69页。
[19]《史记》卷1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70页。
[20]《史记》卷1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72页。
[21]《战国策》,《四库全书》，史部，第4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02页。
[22]《史记》卷4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30页。
[23]《史记》卷40，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89页。
[24]《湖广通志》,《四库全书》，史部，5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25]《史记》卷40，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91页。
[26]《史记》卷1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70页。
[27]（汉）赵煜：《吴越春秋》,《四库全书》，史部，第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28]（宋）吕祖谦：《大事记》,《四库全书》，史部，第3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8页。
[29]《史记》卷1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71页。
[30]（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四库全书》，子部，第10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页。
[31]（明）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四库全书》，经部，第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32]芦金峰：《从甲骨文游、泳、舟、鱼的构形看商代的水上运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第44页。
[33]《史记》卷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8页。
[34]（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四库全书》，子部，第8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10页。
[35]（汉）郑玄：《礼记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1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36]（晋）郭璞：《尔雅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2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2页。
[37]葛培岭注译：《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23页。
[38]葛培岭注译：《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页。
[39]马茂元选注：《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40]马茂元选注：《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41]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第443页。
[42]（东汉）《越绝书》,《四库全书》，史部，第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1页。
[43]（东汉）《越绝书》,《四库全书》，史部，第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44]（东汉）《越绝书》,《四库全书》，史部，第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页。
[45]（东汉）《越绝书》,《四库全书》，史部，第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107页。
[46]（清）马骕：《绎史》,《四库全书》，史部，第3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47]（清）陈厚耀：《春秋战国异辞》,《四库全书》，史部，第4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4页。
[48]（宋）李昉：《太平御览》,《四库全书》，子部，第89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13页。
[49]樊宝敏：《先秦时期的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学术研究》2007年第12期，第116页。
[50]（清）胡渭：《禹贡锥指》,《四库全书》，经部，第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51]（晋）郭璞：《尔雅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2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