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水运津渡和重镇

水运津渡和水利城市是水运发达程度的晴雨表和观察点。春秋以前，三代组织水运带有远程和跨江河性质，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和经济水平低下，水运津渡简陋，水运城邑狭小。春秋以后，周王丧失组织远程水运的资格，开发运河、组织水运转由各大侯国主导，起初带有地区性、局部性，只在一侯国内部进行；后来诸侯在兼并战争中拓土坐大，运河开挖和通运兵粮开始跨侯国、跨江河，水运津渡和水利城市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另外，由于所存三代信史资料奇缺，认知夏、商、西周津渡城邑有待于更多的考古发现，而春秋战国信史资料相对丰富得多，故而论先秦水运津渡和都市难免略于夏商而详于春秋战国。

第一，雍、梁、冀三州怀抱黄河，秦国地跨雍、梁二州，与地在冀州的晋国隔黄河相望。河西为秦国，河东为晋国。河东、河西重要津渡有蒲坂津和少梁渡。蒲坂津位于陕西省大荔县朝邑镇附近，秦时为临晋县，置临晋关，对岸为山西省的永济县，历史上曾置蒲州，境内的蒲坂津为秦晋间要渡，又称河曲。大约这里河势曲缓，便于船渡。《左传折诸》卷9“以从秦师于河曲”条：“成汤伐桀，升自陑。即河曲之南，地属蒲坂县之南。秦师自雍以伐河东，凡六百五十余里至河曲。”[11]春秋时秦晋两国攻防和交往，蒲坂津是其必经之地。鲁文公十二年（前615）,“晋人、秦人战于河曲。注云：在河东蒲坂县南，秦师夜遁，复侵晋入瑕，则瑕必在河外”。[12]上年秦人渡河袭蒲坂，发现晋人有备，连夜渡河返回河西，顺手牵羊地入侵晋在河西的瑕城，晋侯派人守桃林塞。可见当时从蒲坂津、临晋关之间渡河习以为常。少梁渡位于陕西省韩城县境，河对岸有临晋关。这一带黄河岸低水缓，易于乘船绝河而过，一直到秦末都是河东与河西的交通要道。《陕西通志》载：“少梁渡在县东南二十里。魏王豹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瓴渡军。”[13]可见少梁渡对韩信出奇制胜意义重大。蒲坂津和少梁渡连接秦晋两国都城，串联起由秦都入渭水，在二津渡过黄河入汾水至晋都的交通线。

第二，豫州位于天下之中。黄河中游从豫、冀二州接合部穿行，夏、商二朝之都多在黄河中下游的豫、冀二州境。豫州为当时天下交通便利之地。“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溪之阳，卢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14]夏桀都晋南临河处，纣都豫北临河处。

周虽都关中，然周公、召公犹营建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15]洛邑建成，成为西周控制东方的前进基地。东方有事，可从洛邑由洛水入河，利用黄河水系进军、漕运。洛水入河处，有著名渡口孟津，是武王大会诸侯然后渡河伐纣要地，“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16]武王所率是陆军，从关中出发，绕过三门之险始渡河。“颜师古曰：孟津在洛阳之北，都道所凑，故号孟津。……孔颖达曰：孟，地名；津，是所渡处水。河流至此其势稍缓，可以横舟而渡。武王伐商，渡师于此。”[17]故又有盟津之名。周军伐纣进军路线，反映了当时水运情况。

战国初期，魏国开成鸿沟后，豫州东部崛起水运要津大梁和陈，与西部的洛邑鼎足而三。魏人在荥阳开荥口引黄河水至大梁，又于大梁开沟南下至陈（今河南淮阳）以下接颍水通淮河。洛阳是东周之都，大梁是魏国之都，陈是鸿沟重镇。“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18]“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19]大梁是鸿沟中枢，魏国都城，更得水运之利。此外，战国后期的宛居韩、楚、秦三国交界，境内有沘、淯、丹等水，沘、淯二水是楚国北上中原必经水道，丹水为秦、楚之间攻防要道，处在江、河、淮三大水系水运连接点，备受司马迁赞誉：“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其任侠，交通颍川。”[20]俨然水陆都会。

第三，青、兖二州居济渎尾闾，青州有济水通河，兖州有泗水通淮。不仅是三代文明重要发祥地，而且在先秦水运格局中也举足轻重。

先秦青、兖二州境内的运河，一为淄济运河，一为鲁宋运河（又称菏水），促成了齐都临淄和商业中心陶进一步繁荣。临淄东临淄水，淄水原不通济水，齐人开通之，由淄水进入济水，由济水进入黄河，而有连接鸿沟之利。战国前中期战场主要在韩、魏、楚与秦接壤地区，齐国境内一派歌舞升平。苏秦描述临淄的繁华和富有道：“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踏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污成雨。”[21]虽不无夸张，但本质不虚。

陶居济水之中、鲁宋运河之西。陶原本名不见经传，春秋末吴王夫差开菏水，沟通泗水和济水，以通船鲁、宋二国之间，陶成为四方货物集散中心。《史记·越世家》言范蠡灭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勠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22]。范蠡经商暴富原因固然有其善于经商，但也深得陶地的水运发达之地利。

第四，扬州、荆州水运条件优越，吴越和楚国境内拥有众多津渡和都会。

盘龙城。20世纪70年代，武汉北郊盘龙湖畔，考古发现商代古城遗址。城垣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周长1100米，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距今约3500年。城内有3座大型宫殿基址，城外有手工业作坊区，城东、西、北为墓葬区，学者推断为殷商时期建立在长江中游的方国都邑盘龙城。这说明商代统治者，已经有效控制长江中游。遗址还发现青铜器159件，青铜冶炼作坊都在滨水地带，表明铜矿石由水运而来，说明商代长江流域水运有相当规模。

楚国早期都丹阳，“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23]所都丹阳先后有二：其一扼长江三峡之尾，在今鄂西秭归；其二处峡江之东，在今宜昌与沙市之间的枝城。《湖广通志》卷27:“丹阳在今秭归。《水经》：江水又东过秭归县之南，又东迳城北。《注》云：其城北对丹阳，楚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后徙枝江，亦曰丹阳。”[24]皆在长江两岸，皆得水运之利。

楚国中期都郢。《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己，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25]。其后楚庄王在郢地开通云梦通渠，郢成为当时长江中游水运中心。司马迁称“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26]。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发掘楚国郢都遗址，1961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考古结果表明：郢都水陆城门已探明7座，其中水门至少有3座。南垣西边水门门道3个，每个净宽达3.4米。城区内发现古河道，其中3条大体上即今仍通水的朱河、新桥河、龙桥河，分别穿越北、南、东垣而过。引流入城，水运直达城内，布局独特。

扬州地在江淮下游，鲁哀公九年开通邗沟，邗城因临邗沟而地位日益重要。吴国都城姑苏，处太湖之滨，西北由胥溪至芜湖入江，东南由胥浦出海，“城厚而崇，池广以深，甲坚器选，士饱弩劲，又使明大夫守之”。[27]足见姑苏经济实力之厚。越都会稽，连钱塘而通东海，为东南水运要冲，繁荣一时。

这一地区有巨阳、寿春、合肥、彭城等临水都会。战国后期，楚人把都城从长江中游迁至淮河中游。楚考烈王十年（前269）,“楚徙都巨阳”，其地在今阜阳市北泉河与颍水会合处，扼颍水入淮咽喉。后来又由陈迁都寿春，“始皇六年，春申君用朱英策，去陈徙寿春”。[28]寿春地在肥水与淮河交会处，“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29]合肥虽不曾为楚都，然南临巢湖，北近瓦埠湖，也是货物集散地。总之，先秦水运津渡和都会，是先秦水道的筋骨和关节，支撑起先秦漕运和水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