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春秋战国开河与水战
当利用自然河流水运不能满足争霸和统一天下需要的时候，东周列国人工开凿运河时代到来，中国古代治水通运在其时发生重大质变。《史记·河渠书》综述其间各国运河开凿努力和效果有言：“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34]列国开河皆出于通运和灌溉，说得未免绝对。实际上大多数运河的开凿直接目的是服务于战争。
楚国于西周时，不过荆山脚下子爵小国。至东周逐渐强大起来，版图扩张尽有长江中游广袤土地，境内河流纵横，是开凿运河最着先鞭的诸侯。楚文王迁都于郢：“江陵西北有纪南城，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平王城之。”[35]郢位于长江北岸，对汉水流域形成进取态势。楚庄王于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即位后，任用孙叔敖为令尹，出于与晋争霸和北上会盟的需要，开凿了沟通江、汉的“荆汉运河”和连接江、淮的“巢肥运河”。
荆汉运河（见图2-2中“郢”与“潜江”之间那条横线）又称云梦通渠。开渠前从郢都到汉水边防重镇襄阳，需要先沿江东下，再由汉水西行，绕道多达千里。楚庄王在位期间凿渠于郢都东南的漳水与扬水之间，形成沟通长江与汉水的运河600里，因南临云梦泽，被称为云梦通渠。《史记·河渠书》所说“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36]。云梦通渠西端近郢都，沿渠东行可在泽口进入汉水，水程仅约顺江行至汉口的五分之一。工程的关健是在郢都附近，拦蓄沮、漳二水为湖，迫使其水东北行，循扬水进入汉水，运河所经正在云梦泽北部边缘，沟通荆江与汉水。此后，郢都成为楚国水运中心。靠云梦通渠，楚灵王才建起章华台豪华宫殿，“左丘明曰：楚筑台于章华之上。……灵王立台之日，漕运所由也”。[37]章华台在离湖东岸，建筑材料皆由船运而来。
图2-2 荆汉运河示意图
巢肥运河（见图2-3）包括肥水、施水和濡须水三段，地在今安徽中部的淮南、江北，北自寿县中经合肥、巢湖抵江，开凿时间当稍晚于云梦通渠。寿县地居淮河中游，北有汝、颍、涡、肥诸水，可以联络梁、宋、许、陈；合肥近有肥水和施水，将之沟通可以逾巢湖直达大江。工程要领是，在寿县境内遏泚水使之东入芍陂，再由芍陂引水入东肥水，开渠使东肥水接通施水，在江、淮之间形成运道。其原理近于秦人开灵渠，不过秦灵渠沟通的是湘江和漓水，巢肥运河沟通的是肥水和施水。巢肥运河开通后，起先成为楚国对付日渐强盛的吴国的军事进攻运兵水道，后来在灭越之战中也发挥了漕运之用。
图2-3 巢肥运河示意图
吴国开凿运河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先天条件优越且人的作为大，较楚国更为积极高效，对后代影响也远远大于楚国。公元前514—前477年，阖闾、夫差父子在吴国当政近40年，先后重用一个叫吴子胥的楚国人，前后开凿运河数条，配合其西伐楚国、南败越国、北与齐晋争霸中原大业，把开河运兵发挥到极致，在当时天下诸侯中称雄一时。
吴国所开第一条运河胥溪（见图2-4），又名堰渎，开凿的目的是伐楚。阖闾当政时，吴国为了替吴子胥报父仇，常常与楚国交战。吴水军攻楚，或由吴淞江出海，北上进入淮河口溯淮西进；或从笠泽出海，溯长江至濡须口穿过巢湖，进入淮南，均须出海，风险很大。阖闾九年（前506），吴子胥于溧阳、高淳间，利用已有陵水自然河道开为运河，因名胥溪。“春秋时阖闾伐楚，用伍员计开渠运粮。今尚名胥溪。镇西有固城邑遗址，则吴所筑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东南连两浙，西入大江。”[38]吴船得以由太湖经胥溪至芜湖进入长江。“芜湖中江水古不入震泽，胥溪开而后通。”[39]胥溪开成，吴人有了进攻楚国淮南的捷径。开成后，“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于汉水。楚亦发兵拒吴，夹水陈。吴王阖庐弟夫概欲战，阖庐……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楚兵大败，走。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比至郢，五战，楚五败。楚昭王亡出郢，奔郧”。[40]可见吴人经胥溪入江进兵江北的便利。
图2-4 胥溪胥浦示意图
吴国所开第二条运河叫胥浦（见图2-4）。太湖与钱塘江之间原无通道，先前吴越水军交战进兵由东海绕行。胥浦开凿目的是便于进攻越国、替父报仇。夫差元年（前495）,“吴行人伍员凿河自长泖接界泾而东，尽纳惠高、彭巷、处士、沥渎诸水，后人名曰胥浦”。[41]地在今江、浙交界，在太湖泄水入海水道基础上疏浚而成。渠成后次年，吴王悉起精兵，由胥浦出海转进钱塘江水系攻击越国，在夫椒大败越军，迫使勾践俯首称臣。勾践臣服若干年后，吴人在都城以南取捷径开百尺渎，才沟通了太湖流域与钱塘江水系。百尺渎即后来苏州、杭州运河的前身。
胥溪指震泽（太湖）以西经宜兴、溧阳、东坝、高淳到芜湖水段，胥浦指震泽以东入海水段。
吴国所开第三条、第四条运河可以合称春秋江南运河（见示意图2-5）。时间在夫差大败勾践之后，地域在长江、钱塘江之间，渠身由南北两段构成。南段自吴都至钱塘江北岸的盐官镇称百尺浦，《咸淳临安志》卷36盐官县：“百尺浦在县西四十里。《舆地志》云：越王起百尺楼于浦上望海，因以为名，今废。”[42]大概这段运河是吴人所开，而为后来勾践灭吴提供了大便利。勾践十四、十八、二十一年三次伐吴，应该都借助于百尺浦。北段自吴都至长江北岸的广陵，《越绝书》卷2载：“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43]当今学者王育考定：平门即吴国都城苏州的北门；郭池是吴城外廓的护城河；渎指下通长荡（在今苏州西十里）的射渎；巢湖当即漕湖，也就是苏州西北的蠡湖；历地即蠡地；梅亭即古梅里（今无锡市东南的梅村）；杨湖当指今常州、无锡之间的阳湖；渔浦即今江阴县西利港；广陵在今扬州市西北蜀岗上。今人考证：这条渠道（见图2-5）“当自今苏州西北行，穿过漕湖、阳湖，在常州以北、江阴以西的利港入于长江，以达扬州。……其开凿时间，当在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继续向北开凿邗沟之前”[44]，乃深入钻研加实地踏勘的深思熟虑之言。
图2-5中“吴”以南虚线为百尺渎，基本与今运河重合；“吴”以北实线为古江南河，在今运河以东。与两段虚实线并行的锯齿钱是明清运河。
吴国所开第五条运河是邗沟（见图2-6）。吴王夫差十年（前486）“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邗江是。”[45]南起长江北岸，中间接入射阳湖，终点在末口入淮，沟通了长江和淮河。关于邗沟开凿动机、后世别名、起止所经，清人胡渭解析甚明：“吴将伐齐，自广陵掘江通淮。亦曰渠水，《汉志》：江都县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阳入湖是也。又名中渎水，《水经注》：中渎水首受江于江都县县城，临江。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自广陵出山阳白马湖，迳山阳城西又东，谓之山阳浦；又东入淮，谓之山阳口是也。山阳，本汉射阳县，属临淮郡。晋义熙中改曰山阳县。射阳湖在县东南八十里，县西有山阳渎，即古邗沟。其县北五里之北神堰，即古末口也。”[46]同一条运河，《汉书·地理八》称之为渠水，《水经注》称之为中渎水、韩江、邗溟沟，胡渭本人又称它为山阳渎。
图2-5 春秋江南运河示意图
邗沟开成前，江、淮间水上交通，要出江口行经东海再入淮口，夫差七年，“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因留略地于齐鲁之南。九年，为驺伐鲁，至，与鲁盟乃去”。[47]其时，邗沟未开，吴师仍旧由江南河入长江，然后由长江出海北上黄海，至淮河口入淮西行，然后由淮水溯泗水至齐鲁间。夫差在位第十年开邗沟，“十一年，复北伐齐”。起因是“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48]。可见当年尚未完工，仍旧从海上往返。
邗沟开成后，先后成为吴越两国北上争霸的水上通道。夫差“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49]往返不再经行东海。夫差二十三年（前473），越灭吴尽有吴地后，“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50]邗沟运兵之功自在其中。
图2-6 邗沟示意图
图2-7 菏水示意图
吴国所开最后一条运河是菏水（见图2-7），又名黄沟、宋鲁运河。时在开成邗沟之后的鲁哀公十三年，地在宋国、鲁国之间。《国语·吴语》载：“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乃起师北征，阙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于是，越王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51]沂水发源于泰山，流于鲁国之境；济水从宋国流来，宋国殷商后裔，故谓之宋鲁运道。但《国语》所载并不完全确切，准确地说菏水沟通的是济水与泗水，沂水在菏水接入泗水点的下游数百里外。夫差北上黄池，黄池在陈留封丘县南，近济水。今人刘德岑考定：“黄沟西起今封丘境内的黄池；东南流经葵丘，在今旧考城东；又东经今定陶城武等县，到今沛县东而注入于泗水。当时吴王夫差自邗沟北上入淮，渡淮入泗，由泗水开黄沟以趋黄池参加会盟，这是非常便利的。”[52]将古代水利工程对应当今地名，语语中肯，拉近古今认知距离。
齐国开淄济运河（见图2-8）。进入战国时代，开挖运河的热点转移至地处中原的魏、齐两国。齐国的首都临淄位于山东半岛滨海平原，但与邻国没有直接的水路交通，国力辐射受到限制。临淄城南有一条发源于泰山东北的淄水，北面还有下游注入淄水的时水，一起东流入海。淄、时二水距离济水很近，齐国便在淄水与济水之间开淄济运河（见图2-8那条锯齿短线）。齐国的船只由淄入济、由济入河，也就可以通往中原各地。
图2-8 淄济运河示意图
淄济运河只是便利了齐国，并未给天下水运带来大的改观。促成天下运道连在一起、产生妙手一着全盘皆活效应的是魏国人开的鸿沟（见图2-9）。魏惠王九年（前361）迁都大梁，次年便着手鸿沟一期工程。开渠两道：其一北引河水南行横过济水，注入甫田泽；其二在酸枣引河水经濮渎过阳武县南行，名曰十字沟。三十一年启动二期工程，引圃田泽水东流大梁城北，绕过大梁城东折而南下，注入沙水，利用沙水河道至陈，再向南开河至项县东北注入颍水，颍水下流即入淮水，完成历史上有名的鸿沟运河水系。
鸿沟北与黄河相通，引来黄河丰富的水量，又有圃田泽调节其流量，吸收其沉沙，不仅本身航运通畅，还将河、济、淮、泗诸运道联为一体，与楚国所开巢肥运河、齐国所开淄济运河、吴国所开邗沟诸运河联通起来，相得益彰。它通过涡、颍可南入淮水，然后再通过巢肥运河、邗沟以入长江，复经堰渎、胥浦、古江南河和百尺渎，东南抵太湖、东海及钱塘江。沿济水东下经淄济运河可通齐都临淄。由济入河，由河入洛，可远及洛阳；由河入渭，可达秦都咸阳；由河入汾，可进入河东。对天下水运体系，真正起到妙棋一着、全盘皆活的作用。
鸿沟水系有两大特点：一是西北渠首从黄河引水东南行，引水口不止一处。起初开口于荥阳境内黄河，“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53]，此之为荥口。后来有阴沟口或圈口：“阴沟首受大河于卷县，故渎东南迳卷县故城，南又东迳蒙城北。”[54]卷县即今河南原阳县圈城，此可称为阴沟口或圈口。还有十字沟又名濮渎口，“又有一渎自酸枣受河，导自濮渎，历酸枣迳阳武县南出，世谓之十字沟，而属于渠。或谓是渎为梁惠之年所开”,[55]谓之十字沟或濮渎口。
二是与多个湖泊串联。引水的荥口附近有荥泽，《水经注》卷7:“荥泽在荥阳县东南，与济隧合。济隧上承河水于卷县北，河南迳卷县故城东。”[56]荥泽是个近河大湖。“泽在中牟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里许，南北二百里许。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浦，津流迳通，渊潭相接。”[57]大梁城北有圃关泽，“泽方一十五里，俗谓之蒲关泽”。[58]大梁以南有逢泽，“逢泽亦名逢池，在汴州浚仪县东南十四里”。[59]这些湖泊涵养鸿沟水源，调剂丰歉。
图2-9反映鸿沟水系，鸿沟本身仅荥阳、大梁到陈那条折线，直接沟通的是黄河、丹水、睢水、沙水、涡水、颍水。
水战的基础是水运，进军路线也即漕运路线，故从水战可观漕运。长江中下游的吴、越、楚三国凭借水运优势，互相攻防交战。吴楚之间交战互有胜负，但不至亡国。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吴军溯江而上伐楚，楚师反击，“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60]此战是典型的水运和水战较量。鲁定公四年（前506）“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吴兵之来，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夹汉水阵。吴伐败子常，子常亡奔郑。楚兵走，吴乘胜逐之，五战及郢。己卯，昭王出奔”[61]。水上决战虽少，但行军主要靠船舶。
图2-9 鸿沟示意图
吴越之间交战，吴先胜而后亡。《国语·吴语》记吴越兴亡甚详。鲁定公十四年（前496），吴伐越，战败于檇李，阖庐伤而死。三年后，“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越王勾践起师逆之江”。[62]在夫椒大败越军，吴军乘胜进军，合围越王于都城会稽。其后夫差接受越人求和，给勾践以最终翻盘的机会。夫差十四年（前482），趁夫差率军北上之机，“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泝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63]沉重地削弱了吴国实力。数年后越国又趁夫差“沿江泝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64]的机会，发动对吴国最后致命一击，“乃至于吴，越师遂入吴国，围王宫”,[65]灭了吴国。吴越之战，基本是水路进军、舟船制胜。水路进军虽不全行运河，但运河是水行要道。
楚、越先为抗吴盟友，吴亡后反目成仇、兄弟操戈。最初70多年，楚、越两国在长江交战，越国总占上风，“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越人迎流而进，顺流而退；见利进，见不利则其退速。越人因此若执函败楚人”。楚惠王五十七年（前432）公输班为楚国发明一种叫作钩强的兵器，“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量其钩强之长而制为之兵，楚之兵节，越之兵不节。楚人因此若执函败越人”。[66]楚国得以扭转不利局面。此后维持一百多年的势均力敌。直到“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67]。从此越国一蹶不振。
战国末期，越国被压缩到浙东一角。楚国在江淮中下游独领风骚，占尽水运风光。著名的《鄂君启节》铭文通过启的船队活动，反映了楚地水运四通八达，从“鄂出发，或横渡长江，西北入黄冈的武湖、白水湖、西湖进入汉水上溯，沿途经棘阳、谷城等地。途中还可转入夏水，或循江经彭泽，过枞阳，一直到淮安。或溯江西上，入湘江，经长沙到达
阳，入耒水到达郴县。也可入资水、沅水、澧水、油水。或溯江西航，到达木关，或直达郢都”[68]。尽得水运之利。
[1]《史记》卷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5页。
[2]金宇飞：《〈禹贡〉 成书年代新论》,《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25页。
[3]（汉）孔安国：《尚书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7页。
[4]（汉）孔安国：《尚书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119页。
[5]（汉）孔安国：《尚书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120页。
[6]（汉）孔安国：《尚书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121页。
[7]（汉）孔安国：《尚书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122页。
[8]（汉）孔安国：《尚书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125页。
[9]（汉）孔安国：《尚书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10]（汉）孔安国：《尚书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126页。
[11]（汉）孔安国：《尚书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8页。
[12]黄富成：《先秦时代黄河流域洪灾与农田环境治理》,《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85页。
[13]岑仲勉：《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9页。
[14]《史记》卷3，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6页。
[15]《史记》卷4，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2页。
[16]葛培岭注译：《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06页。
[17]（宋）李昉：《太平御览》,《四库全书》，子部，第9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18]（清）李锴：《尚史》,《四库全书》，史部，第4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
[19]葛培岭注译：《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页。
[20]赵全鹏：《先秦时期南海海洋物产向中原的流通》,《南海学刊》2015年第2期，第85页。
[21]房仲甫、李二和：《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22]（清）朱鹤龄：《尚书埤传》,《四库全书》，经部，第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41页。
[23]（宋）沈括：《梦溪笔谈》,《四库全书》，子部，第8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32页。
[24]〔美〕雷纳德：《古代美洲》，高瑞武译，纽约时代公司1979年版，第83页。
[25]葛培岭注译：《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23页。
[26]《史记》卷32，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44页。
[27]（元）刘瑾：《诗传通释》,《四库全书》，经部，第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34页。
[28]（宋）张虑：《月令解》,《四库全书》，经部，第1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3页。
[29]杨钊：《先秦时期舟船暨水战》,《人文杂志》1998年第6期，第98页。
[30]葛培岭注译：《诗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31]（宋）魏了翁：《春秋左传要义》,《四库全书》，经部，第1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424页。
[32]《御定渊监类函》,《四库全书》，史部，第99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7页。
[33]（汉）王充：《论衡》,《四库全书》，子部，第8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页。
[34]《史记》卷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6页。
[3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四库全书》，史部，第5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0页。
[36]《史记》卷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6页。
[37]（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四库全书》，史部，第5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1页。
[38]《江南通志》,《四库全书》，史部，第5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38页。
[39]（清）胡渭：《禹贡锥指》,《四库全书》，经部，第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00页。
[40]《史记》卷3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35—1236页。
[41]《江南通志》,《四库全书》，史部，第5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95页。
[42]（元）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四库全书》，史部，第49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页。
[43]（东汉）《越绝书》,《四库全书》，史部，第46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页。
[44]王育：《先秦时期运河考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第117页。
[45]（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1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20页。
[46]（清）胡渭：《禹贡锥指》,《四库全书》，经部，第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420页。
[47]《史记》卷3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39页。
[48]《史记》卷3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40页。
[49]《史记》卷3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241页。
[50]《史记》卷4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26页。
[51]《国语》,《四库全书》，史部，第4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52]刘德岑：《先秦时代运河沿革初探》,《西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第123页。
[53]《史记》卷29，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96页。
[5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四库全书》，史部，第5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页。
[5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四库全书》，史部，第5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4页。
[5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四库全书》，史部，第5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57]（清）张尚瑗：《三传折诸》,《四库全书》，经部，第1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58]（清）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四库全书》，史部，第57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页。
[59]（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四库全书》，史部，第2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60]（晋）杜预：《春秋左传注疏》,《四库全书》，经部，第1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1页。
[61]《史记》卷40，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04页。
[62]《国语》,《四库全书》，史部，第4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66页。
[63]《国语》,《四库全书》，史部，第4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64]《国语》,《四库全书》，史部，第4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3页。
[65]《国语》,《四库全书》，史部，第4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
[66]《墨子》,《四库全书》，子部，第8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页。
[67]《史记》卷41，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29页。
[68]罗传栋主编：《长江航运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