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以上是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1]中对于山西“山川形胜”的描述。[2]山西东立千里太行巍峨屏障，西伏吕梁缠绕汹涌九曲黄河天堑，北临内蒙古苍茫塞外大漠，南踞汾河两岸富饶原野沃土，历来被认为是“表里山河”[3]。这一方夹峙于黄河峡谷和太行丛山之间呈桑叶形的黄土地，不仅地理位置重要，而且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就曾经生活在这里。继炎、黄二帝之后，黄河流域又先后出现了三位得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据《史记》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平阳是现在的临汾，蒲坂在运城永济，安邑在夏县，因此尧舜禹的统治中心都在今天的晋南。显然，最早的中国就在晋南。继尧舜禹之后，历史进入了夏代。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颍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从陶寺遗址年代、墓葬所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彩绘龙盘所属的族属等诸多方面，均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原大地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象征着国家形态的礼乐制度和阶级差别，陶寺遗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4]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应该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不论是从史籍记载，还是考古发掘，以及历史地理、民间传说，都印证了“中国”一词最初就是指山西“晋南”一带，而舜继位要“之（到）中国”，汉末学者刘熙就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经历了夏、商、周三代，到秦汉，此时的中国早已非五帝时代和舜“之中国”所说的中国。但是一统中国从理想到现实是距今四千年到两千年的事情，陶寺文化遗址所处的晋南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处中原黄河流域、黄土高原腹地，易于耕作，且气候湿润，这为远古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正如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说，“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七千年前到距今两千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晋南也就成为了‘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5]新石器时代，山西南部属于“中原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山西北部又属于“北方古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有着各自的文化特色，但也有相互交融的迹象，从整体来看，山西是“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两大文化区系的重要纽带。[6]因此，山西是黄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因此就晋南展开区域社会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山西区域历史、透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7]，认识黄土文明的内在发展规律都具有重要价值。
二
正是在上述学术考量下，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师生多年来将目光聚集于晋南这个具有厚重历史的区域，本着“服务地方、服务社会”的理念，在召开国际会议、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基础上，撰写了丰富的成果。[8]2010年8月10—13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同发起的“首届中国水利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临汾市召开。会议收到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大阪教育大学、长崎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暨南大学和大陆多所高校20余名学者提交的27篇论文。与会专家多为近年来在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中青年学者，学科背景多元，包括了历史学、人类学、水利学、历史地理学等多个学科。与会代表围绕“山西水利社会史专场之水环境”“山西水利社会史专场之水社会”“中国北方水利社会史”“中国南方水利社会史”“多学科视野下的中国水利社会史”五个专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和争鸣。2011年8月8—10日，由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山西区域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永济市召开，会议议题主要有五个，分别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史”“山西革命根据地社会变迁”“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蒲州历史文化与社会”。
在召开学术会议的同时，山西大学还在晋南的永济建立了教学实践基地。永济地处山西省西南端，运城盆地西南角，位于晋、秦、豫“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是山西省的南大门。永济西临黄河与陕西省大荔县、合阳县隔河相望；南依中条山与芮城县接壤；东邻运城市；北接临猗县。永济古称蒲坂，上古唐虞时代为虞舜建都之地。商属缶邦，春秋属晋，战国属魏，秦属河东郡。西汉高祖二年（前205年），建蒲反县，属河东郡。新莽改为蒲城县，属兆阳郡。东汉建武元年（25）改蒲城为蒲坂县，属河东郡。永济在南北朝时期隶属于泰州、蒲州，唐朝两建中都，蒲州成为六大雄城之一。金天会六年（1128）降河中府为蒲州，河东县属蒲州。天德元年（1149）升蒲州为河中府。明洪武二年（1369）改河中府为蒲州，省河东县，直隶于州，属平阳府。清雍正六年（1728）升州为府，置永济县，属蒲州府。民国三十六年（1947）四月二十五日解放，九月同虞乡县合并，称永虞县。先后属太岳区第三专署，晋绥区临汾工委第十一分区，陕甘宁边区晋南行署运城分区，山西省晋南专区。民国三十八年（1949）九月属山西省运城专区。1950年4月25日，永虞分治，复设永济县，属运城专区；1954年属晋南专区。1970年属运城专区。1994年1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永济撤县设市，属运城地区。
永济人文荟萃，唐多文士，宋多画家，明多官员，清多艺人。境内有五老峰之奇，王官谷之幽，唐开元铁牛，鹳雀楼等。2016年人口为45.6万，面积1208平方公里，现辖3个街道办事处、7个镇，分别为城西街道、城北街道、城东街道，虞乡镇、卿头镇、开张镇、栲栳镇、蒲州镇、韩阳镇、张营镇。
永济市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近年来，在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历史文献保护、蒲州故城开发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探索。2013年“山西大学历史学实践教育基地”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共建方为永济市委。2014年5月26日下午，山西大学历史学校外实践教育基地（以下简称基地）挂牌仪式在永济市隆重举行。基地的建立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会促进永济市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进一步的开发与利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在校学生提供校外实践的机会，将课堂知识和课外实践结合起来，提高资料搜集、学术研究、认识社会等方面的能力。仪式活动结束后，以永济市（县）域为单位的田野调查和民间史料的搜集、整理正式启动，现将两次集体调查情况记录如下：
第一次永济集体调查是在2014年5月26日—6月1日，共有师生20人，分为五个组：第一组带队老师是胡英泽教授，学生为郭佩祥、冯玲、马红玉，调查地点为张营镇、城西街道；第二组带队老师是张俊峰教授，学生为武丽伟、高婧、郭心钢，调查地点为蒲州镇、城东街道；第三组带队老师是李嘎副教授，学生为边疆、李佩俊、王堃，调查地点为韩阳镇、卿头镇；第四组带队老师是赵中亚博士，学生为张力、张爱明、董秋伶，调查地点为开张镇、城北街道；第五组带队老师是郭永平博士，学生为陈霞、李晨阳、侯峰峰，调查地点为虞乡镇。
第二次集体调查是在2014年8月10—14日，由胡英泽、郭永平两位老师带队，参与学生为梁锐、李晨阳、张爱明、张熙、陈慧琴、任耀星、贾佩、彭玥、武学茹。在此期间，师生们奔赴永济市虞乡镇，重点对东源头村、南梯村、洗马村等村落展开了深入调查。本次调查是在五月份调查基础上的一次深度回访，通过回到历史现场，观察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感受历史现场的氛围，使时间的历史与空间的历史连接起来。研究者对“地方性知识”获取真正的认同，在体会到“同情之理解”的可能的同时，也对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
调查期间，广大师生不避酷暑，行走于永济的村落与社区，实践着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调查结束后，带队老师亲自指导学生进行田野报告的写作。因此，《永济篇》实际上也凝聚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各位老师的心血。为了不至于使得印书太厚，影响阅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选取了调查报告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文本的形成过程来讲，正文编排次序应该是田野日记、调查报告、学术论文，但是为了遵循阅读习惯，编者将顺序进行了调整，现在读者看到的是田野日记——调查报告——学术论文这样的顺序。
三
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认为，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9]。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人类学理念与方法的基础上，社会史的研究提出了“走向田野与社会”的理念，在这里“田野”“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校园和图书馆的田地与原野，也就是基层社会和农村；二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也就是参与观察实地考察的方法”。这里的社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的社会，我们必须关注现实社会，懂得从现在推延到过去或者由过去推延到现在；二是社会史意义上的社会，这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也是一个“自下而上”视角下的社会。[10]在此过程中实现了两个转变：第一，从书斋到田野的转变，从家乡资料的收集开始做起；第二，跨越了“文野之别”进行口述史访谈，以此实现了对“他者”的了解与理解。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秉持的“走向田野与社会”理念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具有较长的历史渊源与深厚的学术思考。早在20世纪50年代，历史系教授乔志强先生就倡导走出校园，走向田野。并且他自己也践行着这一理念。他的资料收集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注重对档案资料的收集，抄录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上谕、奏折、审讯的记录稿本；第二，走向田野与社会，采访当事人后人，“访问其他当地老群众”，同时也注重对民间传说文献的搜集。1991年，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被山西大学聘为荣誉教授，同年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992年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以下简称中心）; 1996年，乔志强和乔健联名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华北贱民阶层研究获准；2001年，乔健先生又申请到欧盟课题，赤桥村被定为全国七个点之一。这些都是“走向田野与社会”的实践印记。
1997年，行龙教授就任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的带领下，“走向田野与社会”向常规化发展，也成为了中心的基本理念；2002年，为庆祝山西大学建校100周年，行龙教授主编的《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11]出版；2006年下半年，中心又请乔健先生为研究生开设了文化人类学的课程，还亲自带领学生走向田野与社会；2007年，行龙教授的另一本书《走向田野与社会》[12]出版。在此情况下，走向田野与社会也被认为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13]
历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资料学，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不例外，而研究的前提是占有资料，这就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资料”。在走向田野与社会理念的指导下，挖掘乡土社会资源，大量收集第一手的、独具个性的原始资料成为中心老师到学生的基本功。每年的寒假和暑假，中心老师带领学生走向田野与社会，亲身实践着这样的理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今天，在这30年的时间里，中心一直践行着社会史研究资料的收集，形成了水利、晋商、灾荒、秧歌、贱民等专题特色。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收集了大量的渠册、碑刻、秧歌剧本、契约文书和民事诉状、晋商商号账册及生意经、村史、家史等山西民间资料。中心许多学生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就是依靠这些资料完成的。这数千万件的基层资料来之不易，这是中心三代师生心情积累的结果。而“走向田野，深入乡野，身临其境，在特定的环境中，文献知识中有关历史场景的信息被激活，作为研究者，我们也仿佛回到过去，感受到具体研究的历史氛围，在叙述历史，解释历史时才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向田野与社会，可以说是史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三位一体”，相互依赖，相互包含，紧密关联。有时先确定研究内容，然后在田野中有意识地搜集资料；有时是无预设地搜集资料，在田野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启发了思路，然后确定研究内容；有时仅仅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就激发了新的灵感与问题意识，有时甚至就是三者的结合”[14]。
实际上，档案资料也是一种信息。在全球化的今天，要得到巨量的信息除了坚持不懈地走向田野与社会之外，如何去呈现、使用和传播这些信息无疑更是一种智慧。在收集到这些档案资料后，进行分类、整理，入档本就是一件相当费时、费苦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信息共享毕竟只局限在小范围之内。这些年来，中心一直在探讨怎样将这些资料以数字化的形式呈现，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山西、了解基层社会，了解集体化时代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真实生活，为更好地为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提供便利。正是在此种考量下，中心开始了“集体化时代基层档案数据库”的建设，计划利用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将这数百万件档案资料扫描，上网，实现共享，这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由此可见，在对“走向田野与社会”的过程中，中心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过程。如今，这样的理念已经成为了中心三代学人从事社会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学术追求与实践。在此过程中，山西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镇。[15]
在调查与书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永济市委、市政府，各乡镇领导、相关单位和同志的认可与支持。没有他们的切实帮助和引导，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对永济有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与了解，谢谢他们给予我们的照顾与关怀！
最后，谨以永济调查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名义，向所有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永济各位领导、各相关单位，以及老师、同仁、朋友，特别是各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们，表示真诚感谢！同时，还要感谢永济市的普通民众，我们的调查与访谈经常打乱他们正常的生活，没有他们的帮助与支持，调查不可能如期完成。他们是文化的持有者与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最应该被铭记的群体！
总之，社会史的研究只有走进“他者”、关怀“他者”、体贴“他者”、倾听“他者”、欣赏“他者”，秉持“我者”和“他者”平等的理念，尽量为“他者”服务，才能实现学科的终极关怀！《永济篇》是中心学生实践篇，也是中心发展、壮大的成长篇，同时也是一个阶段性小结，而这样阶段性小结体现的是社会史中心师生一段学术实践，一份人文关怀。面对三晋大地这样一个学术“富矿”，还需要我们迈开坚定的步伐不断走向田野与社会，以此来回报勤劳、朴素的山西人民，而这不正是人文学科的终极关怀吗？!
编者
2015年11月于山西大学鉴知楼
[1]顾祖禹：《山西方舆纪要·序》，见《读史方舆纪要》。
[2]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今天山西省省界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的过程。关于“山西”这一地域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可参见安介生《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的山西路》，《晋阳学刊》1977年第2期。
[3]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4]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5]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1页。
[6]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载《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44—45页。
[7]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费孝通全集》（第十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47页。
[8]例如，胡英泽：《流动的土地——明清以来黄河小北干流区域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周亚：《集体化时期的乡村水利与社会变迁——以晋南龙子祠泉域为例》，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9][法]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0页。
[10]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
[11]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13]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追求与实践》，《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3期。
[14]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8页。
[15]李金铮：《社会史重镇何以炼成？》，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风华正茂：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成立2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7—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