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南宋孝宗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间，是南宋中兴的重要阶段，也是两宋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时期。无论从历史、哲学，还是从文学角度来看，都有比较突出的成就。对此，宋人已有诸多言论，比如周密《武林旧事序》称：“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祐’，丰享豫大，至宝祐、景定，则几乎政、宣矣。”[1]其《癸辛杂识》论及乾、淳道学与文学，称：“尝闻吴兴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南渡以来，太学文体之变，乾、淳之文，师淳厚，时人谓之‘乾淳体’，人材淳古，亦如其文。”[2]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曾言：“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3]《瀛奎律髓》更多次谈及中兴四大诗人。东发学派创始人黄震谈道：“乾、淳之盛，晦庵、南轩、东莱称‘三先生’，独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讲学最久，尤为集大成。”[4]魏了翁《唐多令》词中亦有“人物盛乾淳，东嘉最得人”[5]之语。由此可见，在宋人观念中，孝宗乾道、淳熙时期已然是一个杰出、辉煌的历史阶段。
就文学而言，宋代的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皆大放异彩，尤其是词，被视为赵宋“一代之文学”。从词史发展来看，北宋仁宗元祐年间与南宋孝宗乾、淳时期可以说是宋词发展的两个高峰，亦为北宋、南宋词风的代表。宋孝宗赵昚在位28年，在两宋18位皇帝中执政时长位居第五，然而，就现存《全宋词》词人、词作状况来看，生活于这一阶段的词人创作，无论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在宋代各王朝中最为出众。此外，辛弃疾、姜夔这两位风格迥异的词坛巨匠也创作于这一时期。关于孝宗时期在词史上的重要地位，当代不少学者已有清晰认识。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指出：“南宋孝宗一朝，人物之盛，不下于北宋的元祐时期。”[6]陶尔夫、刘敬圻先生《南宋词史》第二章以“词史的高峰期”为标题，具体指向后南渡时期，即以孝宗朝为主的创作阶段，并把“稼轩体”作为这一高峰的标志[7]。王兆鹏教授《唐宋词史论》把宋词的发展分为六代词人群，其中第四代词人群——“中兴词人群”便集中在孝宗朝，“这个时期的词坛，大家辈出，名作纷呈，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规范并存共竞，是两宋词史上最辉煌的高峰期。此期词人阵营强大，有词集传世的知名词人就有五十多家”[8]。王兆鹏、刘学在《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一文中指出，宋词第四代词人群主要活跃在1166—1207年间，在宋词发展的六个代群中，这一时期“不仅作者和作品最多，而且出现了辛弃疾、姜夔和陆游、张孝祥、陈亮、刘过等大家、名家。有学者认为，宋词的高峰期是在辛弃疾时代，这从作者人数和词作数量上得到了印证”[9]。
很显然，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无论是从创作队伍、创作数量，还是从艺术成就上来讲，都是词学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阶段。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细化，乾、淳时期词人、词作逐渐被学界所关注，在文献整理和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客观地说，孝宗词坛的多样性、复杂性及这段时期在词体发展历程中的真实面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发掘。就宋词而言，词体发展到北宋末期已臻成熟，周邦彦是集大成者。靖康之变（1126—1127）导致北宋灭亡，文人们经历了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后，心胸、眼界与宣和时期明显不同，词坛创作境界大为改变。尤其是高宗建炎至绍兴中叶实行乐禁，加快了词体向文人化、案头化的发展进程。词的使用功能发生较大转变，赠妓演唱的娱乐功能虽仍普遍存在，但已不再是绝对主流。词体交际功能大为增强，无论是抒情言志、呈才唱和，还是亲友之间庆寿、科考、生子、乔迁等，皆可用词来表达。
这种文体功能的扩大到孝宗时期达到高峰。词作主题构成发生了巨大改变：最能体现词体本色特征并一直居于词坛绝对主导地位的艳情词急剧衰减；咏物词、寿词、述怀词等各种主题的创作数量明显增加。伴随着主题构成的改变，词体风格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豪放与婉约、清雅与谐谑、当行本色与追求风骚，相互交织，各有体现。就在这个宋词创作的最高峰阶段，辛弃疾、姜夔这两位词坛巨匠相继登场，他们以成熟、鲜明的创作，确立起南宋词坛的重要风格，并且成为后代词人追慕和效仿的对象。此外，陈亮、刘过、陆游、张孝祥、韩元吉、韩淲、赵长卿、赵彦端、管鉴、袁去华、姚述尧、沈瀛、侯寊、张抡等众多词人，或沿承北宋风格，或追摹稼轩一路，或以理趣见长，共同构建起宋词的新高峰。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显赫的词坛创作阶段，历代词学家们的认识和评价却有所不同。有赞之者，如清代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认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10]；如凌廷堪，认为词“具于北宋，盛于南宋”[11]。有贬之者，如焦循，认为“南宋之词，渐远于词矣”[12]；如王世贞，认为“词至辛稼轩而变……然而秾情至语，几于尽矣”[13]。还有的干脆认为两宋词各有盛衰、各具特色，如周济，称：“两宋词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乐工。南宋盛于乐工，而衰于文士。”[14]作为孝宗词坛的代表，辛弃疾、姜夔这两位巨匠更是备受关注，对其评价亦各有褒贬。从南宋到清末，历代词学家都认识到辛、姜时代，是词史上的重要阶段，然而，各人态度却各有不同。这一现象是研究两宋乃至整个词史不容忽视的问题。具体来说，孝宗时期所体现的南宋词风、词貌究竟有哪些特点？与北宋有哪些异同？这种风尚为什么会引起后世词学者的不同评价？要想深入研究词体的发展脉络，孝宗时期是个不可回避的重点和难点。
南宋孝宗时期词风，主要是指12世纪下半叶，南宋孝宗皇帝执政时期（1162—1189）的词坛风貌。南宋孝宗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即位，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下诏传位，共执政28年，历隆兴（1163—1164）、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三个年号。
本书以南宋孝宗时期的词坛风貌为研究对象，以孝宗时期活跃的词人及其词作为基础。由于词人的生平、创作具有延续性，不可能完全以朝代、时段生硬切割，再加之许多词人的生卒年并不明晰，绝大多数词作无法编年，因此，在界定孝宗词坛范围时，本书本着宽严结合的标准：在研究范围上从宽，尽可能包罗孝宗时期的各种词学现象。因此，凡是在孝宗时期有词作存世的词人皆归为孝宗词坛研究对象，具体操作以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的《全宋词》编排顺序为参照。由于《全宋词》基本上按时间先后收录词人，本书的研究对象大致从史浩始，至俞国宝止。
史浩，生于崇宁五年（1106），卒于绍熙五年（1194），其《望海潮》“熊罴嘉梦”一阕题“庆八十”，由此可断该词作于1185年，即孝宗淳熙十二年。史浩虽生于北宋徽宗年间，但经历了整个孝宗朝，且在孝宗朝后期仍有词作，因此，本书把史浩作为《全宋词》中孝宗词坛的开端。俞国宝，生卒年不详，淳熙太学生，存词5首。《武林旧事》卷三载：“淳熙十二年（1185），太上皇高宗一日游西湖，见酒肆屏风上有《风入松》词云：‘一春长费买花钱。……’高宗驻目称赏久之，宣问何人所作，乃大学生俞国宝醉笔也。”[15]由于《全宋词》俞国宝之后的词人大多出生于孝宗朝，活跃于光宗以后，且词作系年难以辨别，故以俞国宝为孝宗词坛之终结。
在这个顺序范围基础上再进行考辨分析，史浩之前有几位词人，如杨无咎（1097—1171）、胡铨（1102—1180）、曹勋（1089—1174）等，传统上被视为南渡词人，由于可以明确他们在乾、淳年间仍有创作，因而，也作为孝宗词坛的考察对象。排序在史浩与俞国宝之间的一些词人，如崔若砺、高登、黄公度、石安民、葛立方、姚宽、汤思退、张仲宇、韦能谦等，确定卒于绍兴末隆兴初，则不被视为研究对象。另外，像高宗赵构，存世词作编年并非孝宗朝的，也排除在外。由此，大致确定属于孝宗词坛的词人共计226家，这些词人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曹勋、胡铨、杨无咎、史浩、康与之等生年较早，创作高峰期在高宗年间，在孝宗朝仍有作品的前辈词人；一种是韩元吉、陆游、张孝祥、辛弃疾、陈亮、姜夔等在孝宗时期创作十分丰富的词人；另一种是刘过、韩淲、刘仙伦、郭应祥等生年较晚，在孝宗时刚起步的词人。这些词人的作品共计6150首。其中，存词10首以上的词人有77家，词作5859首。本书围绕这些在孝宗时期有创作的词人及其词作，以现存作品为基础资料，从词作的主题内容、价值功能、创作风格、词体地位等角度对孝宗时期丰富多样的词坛风貌进行分析研究，以期厘清词体在这一时期的真实状态及嬗变过程。
自宋末以来，孝宗词坛最受历代词学家们关注的热点，一是辛弃疾所代表的辛派词人，二是以姜夔为首的骚雅派词人。辛词与姜词，可以说是北宋苏轼、周邦彦这两种词体范式在南宋的最高发展，也可以说是词体通变过程中正、变的典型代表。姜词为正体，婉约多情、讲究音律、富于韵致；辛词乃变体，不拘声律、挥洒自如、率性而为，抒情、言志、咏物、谐谑各种风格兼而有之，把“以诗为词”推向了顶峰。这两位词坛巨匠及其后继所呈现出来的不同风貌，基本笼罩了乾、淳以后词体创作的发展方向。
从词体发展及词史演进来看，无论是在词学创作还是在词学观念上，孝宗时期都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嬗变阶段。就社会环境而言，与南渡时期的家国巨变及宁宗以后的宋金危机相比，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相对比较稳定，文人从南渡之初的颠沛流离中走出来，词体所依赖的声色娱乐场所再度昌盛，加之统治阶级的喜好，词体创作呈现出繁荣昌盛之象。然而，与北宋，尤其是周邦彦所处的徽宗时期进行比较，孝宗词坛的创作内容、创作风格明显不同。比较突出的，是词作主题构成发生很大改变。晚唐五代时期，以《花间集》为代表，确立起词体绮罗婉媚的当行本色。北宋中期，词坛创作繁荣复兴后，艳情主题与香艳婉约的词风一直作为词坛主流。南渡之后，由于国破家亡、朝廷乐禁等社会原因，艳情词创作大为衰减。到了乾、淳时期，社会繁荣稳定，歌舞娱乐不休，然而，艳情词创作却并没有重归主导地位，依然呈衰减趋势。与此同时，咏物、祝颂、述怀、说理等主题大量增加，文人以词唱和的情形也更为普遍。随着主题的改变，这一时期词作风格也呈现出多种面貌，除了传统绮罗婉媚一派外，刚劲豪放、清空骚雅、通脱旷达等各种类型皆大放光彩，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诗歌化倾向。
从客观来看，孝宗词坛的词人及词作，在继承北宋词风的同时，又确立起南宋独特的词体风尚，后世词人一直未脱窠臼。因此，探讨孝宗时期的词坛风貌及词风嬗变，对于宋词乃至整个词史的研究，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本书考察孝宗时期词风嬗变，拟从该时期词坛整体风貌及成因，传统艳情本色的衰减，词体文人化、诗歌化的增强，以及孝宗与北宋词坛的差异等四个角度进行研究。
第一，孝宗词坛整体风貌及成因。
从现存宋词来看，孝宗词坛是两宋词人、词作数量最为众多的一个阶段。提及孝宗词坛，最受人们关注的往往是以辛弃疾为首的一批爱国词人及其豪放之作。从客观来看，爱国豪放词虽然被后人赋予极高地位，但在孝宗词坛所占比重并不算大。词发展到了孝宗朝，其表现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言情”成分与娱乐功能明显减弱，述怀、言志之作大为增加，“以诗为词”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实现。词的艺术风格趋于多样，婉约、豪放、清空、闲逸、理趣、雄丽、谐谑等各种词作类型交织出现在孝宗词坛上，整体呈现出雅化格调。词体功能有所扩展，交际、记事、述怀功能大为增加，填词技巧成熟深化，次韵、联章创作较为突出。孝宗词坛之所以出现这种风貌，与当时繁荣发达的都市娱乐环境，高宗、孝宗对词体的倡导和喜爱，词体地位的提高，以及理学、佛教、道教的盛行有密切关系。
第二，孝宗时期的艳情词。
词为艳科，自花间确立起词体当行本色后，艳情词一直是词坛主流，北宋中叶词体复兴后，几乎所有重要词人皆致力于艳情词创作。南渡之初，国破家亡、朝廷乐禁，艳情词所依存的环境得到破坏。到了孝宗乾、淳盛世，都市繁华娱乐丝毫不亚于徽宗时期的东京汴梁，但是艳情词创作却大为衰减。然而，作为词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时期艳情词的绝对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除了传统应景赠妓、咏妓之外，借艳情寄托身世之感、艳情与咏物相结合的现象十分突出。纵观乾、淳时期艳情词，词人描写女性、抒发两性情感时比北宋词人显得冷静、内敛，语言表达也更含蓄、典雅，北宋那种淫亵、直露的词作已基本不见踪影。从艺术形式上看，这一时期艳情词中联章、大曲类的创作相对比较突出。随着南渡后词序的普遍使用，艳情词中的题序也明显增多，从而加强了艳情词的实指性。由于孝宗时期艳情词创作的衰减与雅化，与市井民间唱词娱乐需求产生了一定距离，为满足大众需要，坊间文人选编了歌本性质的《草堂诗余》，完全以北宋风格为主导，充分说明艳情词在南宋中期的市井娱乐层面上依然十分盛行，北宋传统之风在民间演唱时显然更受欢迎。
第三，孝宗词坛的文人化、诗歌化倾向。
作为宋词史上的创作高峰，孝宗词坛一方面表现出传统艳情词创作的衰退；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咏物、祝颂、节序、唱和、说理、述怀等各种主题的显著增长。词人心态、词风格调从北宋的幽婉、缠绵变得开阔、丰富，词体功能从较为单一的娱乐、抒情，扩展到酬赠、述怀、说理等许多领域。词中的女性色彩及脂粉气息大为减弱，文人、志士的形象越来越突出，从而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创作风貌，确立起南宋词坛的特有风格。综观孝宗词坛，无论是在主题内容还是艺术技巧上，词体都表现出明显的文人化、诗歌化倾向。从主题内容上看，咏物、述怀、说理之类文人色彩浓郁的作品数量、比例大为增加；从艺术技巧上看，文人之间次韵唱和现象十分突出，议论、用典这两种极具宋诗特色的写作手法，在乾、淳时期词作中亦有集中体现。此外，陶潜、李白和苏轼这三位文人形象时常出现在孝宗时期词人笔下，同样折射出这一时期词体创作的文人化、诗歌化倾向。
第四，从两宋词风异同看孝宗词坛的嬗变。
词源自民间，用于佐欢，被视为诗余、小道，本属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然而，从整个词史来看，词的发展史同时也是词的诗化史、雅化史，这个历程在孝宗时期极为明显。以诗为词，追求风骚传统，是词体提升的具体表现，然而，偏离了自身的文体本色，越来越具有诗化性格的词，其到达顶峰的结局自然是走向衰落。从宋末开始，词学家们便围绕南北宋词风差异及盛衰提出许多相关论断，有赞孝宗时期为词坛之盛世，有斥其为词体衰落之开始。本书以盛衰之辨为视角，对相关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并通过对两宋登临词及苏轼、辛弃疾这两位极具代表性的词人进行对比分析，从词史角度对孝宗词坛进行客观定位。
[1]（宋）周密：《武林旧事》，西湖书社1981年版，序言。
[2]（宋）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9、65页。
[3]（宋）方回：《桐江集》,《续修四库全书》13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4]（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清）永瑢、纪昀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7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0页。
[5]（宋）魏了翁：《唐多令》，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083页。下文所引宋词皆出自《全宋词》。
[6]吴熊和：《唐宋词通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5页。
[7]陶尔夫、刘敬圻：《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8]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9]王兆鹏、刘学：《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文艺研究》2003年第6期，第54—59页。
[10]（清）朱彝尊：《词宗·发凡》，朱彝尊、汪森《词综》，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1]（清）凌廷堪：《梅边吹笛谱》，刘荣平《赌棋山庄词话校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05页。
[12]（清）焦循：《董晋卿綝雅词跋》,《雕菰集》卷十八，道光四年阮福刻本。
[13]（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1页。
[14]（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29页。
[15]（宋）周密：《武林旧事》，西湖书社1981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