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批评机制的评价功能与综合作用

文艺批评具有多重功能作用，包括确立文艺方向、发展目标、评价作品得失、引导作者创作、指导读者鉴赏、推动文艺传播、促进文艺交流、确立评价标准、优选经典精品、推进观念变革、推动理论更新、维护文艺规则、维持文艺秩序、引发社会影响等。这些功能作用都基于文艺批评价值观、价值取向、评价取向所确立的文艺导向，依据评价标准与原则，遵循文艺规律与批评规律，由此形成批评功能作用，产生批评价值意义，构成文艺批评价值体系。因此，文艺批评评价机制是文艺批评最为重要的功能作用，也是其价值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及基础、核心与主导。更为重要的是，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具有系统功能作用，构建文艺核心价值及核心价值观。

一 评价机制凸显批评性质特征的功能作用

对于文艺批评性质特征、功能作用、价值意义的认识，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文艺批评在文学实践中主要通过文艺评论形式以文艺评价方式表现，直接面对文艺现象及创作与作品，但并非仅仅就事论事，就作品评价作品，而是需要将作品放置在社会历史时代大背景下审视，能够举一反三、由此及彼，透过现象看本质，将文艺批评的艺术评价、思想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综合功能作用体现出来，由此拓展文艺批评的价值意义。毛泽东批评观及对文艺批评认识具备这种大视野、大观念、大批评特点。他高度重视文艺批评功能作用，认为文艺批评功能作用不仅在于对文艺创作及作品进行评价，而且需要针对文艺现象进行评价，特别是针对文艺界存在问题及一些错误倾向与模糊认识进行批评。毛泽东指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提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4] 毛泽东首先是基于“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思路将文艺批评作为“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来认识的，出发点主要是针对当时文艺界思想斗争及一些错误与模糊认识，立足点是通过文艺批评展开文艺论争、文艺争鸣以及文艺思想问题辨析，以推动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教育与改造，端正对文艺性质方向的认识。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语境下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当然，批评的“斗争”说也存在将文艺批评政治化、工具化、绝对化的某些局限性，确实也在批评实践中出现一些偏差；但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简单将文艺批评视为政治斗争、政治运动、阶级斗争的工具，因为毛泽东在强化批评功能作用的同时也高度重视批评特点。他认为“文艺批评应该发展”，但“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一方面，毛泽东针对当时延安文坛状况及文艺批评现状出现问题，勇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尖锐指出因为批评缺位与失语必然导致文艺发展出现偏差而得不到及时纠正，由此说明文艺批评具有引导文艺方向与推动文艺发展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认为“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强调文艺批评特点及复杂性与专门性。其“复杂”既在于当时革命斗争环境下政治与文艺、抗战与文艺、革命与文艺、阶级与文艺关系确实存在复杂性，又在于文艺批评应该是“文艺”的批评，应该区别于一般批评而具有“文艺”的批评特征。这是因为不仅是作为批评对象的文艺所具有的特点及特殊性，而且在于针对文艺对象的批评也应该具有批评方式、方法、动机、效果等特点及特殊性。也就是说，批评既应该充分考虑社会时代环境背景的复杂性，又应该尊重文艺规律特点及特殊性与普遍性所构成的复杂性。其“专门研究”在于文艺批评具有专业性与科学性，不能等同于其他专业以及一般性工作，因此文艺批评问题需要专门研究及针对性研究。因为文艺批评不仅应该具备文艺专业知识理论基础及批评素质与能力，而且应该具备哲学、美学、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跨学科综合理论知识，以及艺术感悟、审美感知、鉴赏经验等专业素质能力。因此，基于文艺批评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必须加强针对性的“专门研究”，才能解决“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问题，更好发挥文艺批评的功能作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毛泽东既充分重视文艺批评工作，又没有将其作运动化、政治化、阶级斗争化的简单化认识；既充分重视文艺批评在解决文艺界思想问题及纠正一些错误倾向与模糊认识上的引导作用，又没有忽略文艺批评的复杂性与专门性，充分注意到文艺批评性质特征及特殊性；既重视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在推动文艺良性健康发展上的积极作用，又没有忽略解决文艺批评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既充分尊重文艺规律及文艺批评规律，又能够将其放置在社会时代历史大背景下拓展与深化对其规律特点的认识。文艺及批评发展到新时期，邓小平提出：“我们坚持 ‘双百方针’ 和 ‘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5] 邓小平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做了很好的调整和说明，对于准确理解毛泽东《讲话》精神及正确认识文艺性质特征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也对于正确认识并充分发挥文艺批评功能作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讲话基于“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贯彻落实进一步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这不仅进一步揭示出文艺及批评规律、特征与特殊性，而且是对文艺批评功能作用认识的深化，为文艺批评正常运行与健康发展提供了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学术民主与艺术民主、积极健康与宽松和谐的制度保障、政策支撑与机制推动。

二 批评评价机制引领文艺发展方向的功能作用

文艺发展方向目标是由文艺作为人类精神文明创造及人文价值创造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顺应社会历史时代发展趋向而确立人民性、先进性、进步性目标的。文艺工作者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承担起塑造人类灵魂、净化人类心灵、满足人类精神需要、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责任。习近平讲话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既落实在文艺创作所提供的能够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精品力作上，又需要落实在文艺批评所产生的评价功能作用及效果上。文艺批评性质特征与评价机制功能作用基于批评价值观、价值取向、评价取向、评价导向及评价标准的设定，集中体现在对文艺核心价值取向及发展方向目标的正确引导上，其中重要指向就是对文艺发展方向问题上出现的错误思潮、误区以及模糊认识的正确引导。先秦春秋时期，国家分裂、社会混乱、诸侯纷争，礼崩乐坏，孔子愤斥“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以期“正名”而“正乐”，旨在重建礼乐制度纲纪秩序，试图确立文艺发展正道。齐梁时期，文坛萎靡奢华之风盛行，刘勰严厉批评：“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6] 旨在遵循“原道”“宗经”“征圣”的“文之枢纽”以“正体”，以期通过拨乱反正、纠偏解蔽重建文学规矩，重构文学发展正确方向。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其动机也在于澄清文坛上的错误倾向与模糊认识，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 ‘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其目的在于端正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正确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及文艺繁荣发展，以“二为”方向、“双百”方针作为文艺指导思想、理论基础与目标方向。习近平讲话重申：“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这一方面是党和国家从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层面对文艺工作与文艺发展所提出方向路线的要求，符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及文艺需求，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社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是对文艺规律及文艺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与高度概括，充分揭示出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特征、功能作用与价值意义，是文艺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根本利益所在。如何通过文艺内部自身建设及内在机制贯彻落实“二为”方向、“双百”方针，文艺批评不仅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而且是文艺评价机制功能作用的内在逻辑。由此可见，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具有引领文艺发展方向的功能作用。

三 批评评价机制推动经典精品生成与建构的功能作用

习近平讲话指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经典精品不仅是文艺发展及人民群众对文艺的迫切要求，而且是人类文明及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与必然选择。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及社会发展主要依靠两种内在机制驱动，一是创造机制，一是评价机制。价值创造有赖于价值评价，价值评价有利于价值创造，构成创造—评价—再创造—再评价不断循环的螺旋形上升的发展规律与特征。因此，创造—评价机制构成可谓人类活动及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与价值源。文学活动及文学发展也是基于创造—评价机制构成的动力源与价值源，形成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双向共生、双向同构、二维一体的动力机制，推动创作与批评在交流互动中共同发展，也以其创造—评价机制共同推动文艺发展。从这一角度而论，创作不仅需要创造机制推动，而且需要评价机制推动，使其创造的价值通过评价得以实现，并为文艺创造与再创造提供更为有利的创新、跨越与超越的基础与条件。批评基于创作需求及文艺发展需要，不仅提供评价机制的推动力，而且提供促进创作进一步提高的推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进一步激发了创作的创造力。同时，批评评价机制能够真正推动创作提高及文学发展，可谓创造性评价，也就是说评价中蕴含创造，由此证明文艺批评也是一种创造性行为活动，评价机制的功能作用也具有创造性价值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说，文艺批评对于作品评价不仅推动文艺经典产生及作品经典性生成，而且其创造与评价构成机制也推动文艺经典化发展方向及批评经典形成。习近平讲话阐释“精品”含义为“精品之所以 ‘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这与中国古代文论批评阐释“经典”含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刘勰《文心雕龙·宗经》阐释“经典”之义为：“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指出“经典”历时永恒性与共时扩展性及典型性、模范性、示范性价值意义，为文艺经典创造与生成奠定理论基础，同时也揭示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在经典生成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中国古代文艺经典产生过程莫不如此。相传孔子删编“诗经”，以“诗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子路》）作为评价准则，后经汉代经学将《诗经》经典化，并通过以《诗》为经还是以《诗》为诗的辨析与争论，最后形成《诗经》文学经典及“风雅”文学传统。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坛关于屈原及其《离骚》的文学论争，无论是刘安、司马迁等誉为“与日月争光”[7] 的评价，还是班固等批为“露才扬己”[8] 的评价，无形中都推动了屈原及其《离骚》的广泛传播与影响，后经刘勰对其做出“金相玉式”（《辨骚》）的评价，肯定“变乎骚”（《序志》）价值意义所在，确立了屈原的《离骚》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形成“风骚”并举的中国文学优秀传统。文艺经典形成又为文艺批评提供评价标准及典范，往往以经典作为准则进行文艺评价，从而确立文艺经典化发展方向。刘勰评价屈原及其《离骚》以“虽取镕经义，亦自铸伟辞”为标准进行评价：“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以《诗经》为基准，揭示屈原及其《离骚》依《经》创义的意义。钟嵘《诗品》评价作家作品追根溯源，衡量标准亦在经典，评李陵“其源出于《楚辞》”，评曹植“其源出于《国风》”，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评阮籍“其源出于《小雅》”等。更重要的是，经典评价取向极大地影响了文艺发展取向，同时也成就了批评经典的建构。这在古今中外批评史中屡见不鲜。西方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诗学》提出“理式”说、“摹仿”说，既可谓对古希腊文艺创作及其经典作品评价结果，也可谓以其评价理念及评价机制影响和推动了西方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及其文艺思潮发展。中国先秦时期儒家孔子提出“诗教”说，《论语》基于对《诗》的评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等评论，不仅在于通过对《诗》的评价以揭示文艺价值意义，而且在于奠定中国古代文艺创作及其文艺发展方向。毫无疑问，无论是德国批评家莱辛《拉奥孔》《汉堡剧评》等批评经典，还是俄罗斯批评家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由果戈理的 〈死魂灵〉 而引起的解释的解释》等批评经典；也无论是刘勰《文心雕龙》文论批评经典，还是王国维《人间词话》诗学批评经典，都不仅在于凸显文艺批评对推动创作及其作品创造的评价功能作用，而且在于体现文艺批评的创造价值及通过评价机制对经典作品建构与生成作用。这不能不说文艺批评在推动文艺经典精品生成与建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也不能不说文艺评价机制本质上也是一种文艺创造机制及推动批评经典建构机制。

四 批评评价机制推动文学自律与自觉发展的功能作用

文艺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动力机制推动，以批评为主导和核心的文艺评价机制是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重要机制。文艺评价机制推动文学自律与自觉发展的功能作用及意义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艺评价对于文艺价值而言，具有推动价值生成、价值实现以及价值增值、价值再创造的功能作用。因为只有通过评价，文艺价值才能从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才能使价值作用得以实现与体现。同时文艺评价所具备的评价力与创造力，也作为再创造、再生产促进文艺价值得以升值与增值，产生更大影响与作用。二是文艺评价机制不仅在于推动文艺价值实现与检验衡量价值效果，而且在于推动文艺作品朝向更为完善完美的经典精品发展，对作者创作质量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对文艺发展趋向做出前瞻性的预测，对文艺活动运行规则秩序提供支撑与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批评自觉性与目的性而体现出批评意向性、定向性、导向性所产生的批评前置、批评预设、批评先行的引导与指导作用，无形中对文学活动与文学发展起到规划、策划、设计的作用，有利于更好推动文学自觉发展与自律发展。三是文艺发展无疑应该是创作机制与批评机制构成的双核驱动，创作与批评形成相辅相成辩证关系才能推动文艺又好又快发展。创作如果缺失批评的评价机制引擎，其动力明显不足；批评如果缺失创作的创造机制引擎，其动力也明显不足。新时期开端的20 世纪80 年代曾被誉为当代文艺黄金时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作与批评同步发展，甚至批评前置，以改革开放新观念以及对外引进西方现代批评思潮及理论方法，为引领文艺创作及文艺发展的先锋与前卫。当时活跃于文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文艺思潮以及朦胧诗、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实验电影、抽象主义绘画、现代派舞蹈等现代主义流派，无疑是文艺与批评遥相呼应的结果。其后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及大众传播兴起的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网络文学、新媒体艺术、视觉文化尽管呈现新潮时尚之势，但免不了某些市场化、商品化、世俗化影响痕迹，因此有关文艺复制性与世俗性问题仍然经常引发社会争议与学界诟病。究其原因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批评缺失及其批评明显滞后于创作发展无疑是共识。如果文坛缺失批评评价机制的指导、引导、监督、检验、保障、规范作用，缺乏文艺评价机制的驱动力与推动力，必然导致创作动力不足，方向不明，原创力、创造力、创新力减弱。这足以说明创作与批评并非两股道上跑的车，而是车之两轮，驱动文艺朝着共同方向目标发展。四是文艺评价机制本质上也是文艺交流机制，文艺交流机制才能更好地推动文艺发展。文艺评价机制不仅是推动文学发展的机制，而且是推动文学接受、传播、传承的机制；批评不仅是批评家与作家、作品与读者、作者与读者交流沟通的桥梁，而且是文艺与社会交流沟通的桥梁。因此，文艺批评评价机制作为文艺交流机制，推动文艺四要素整体构成及构建双向与多向交流的系统关系，形成推动文艺发展的整体合力。五是在文艺评价机制推动下建立起评价标准、评价原则、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评价制度等构成的文艺评价体系，建立起真善美评价标准、公平公正的评价原则、合情合理的评价方式、公平正义的评价程序、正确健康的评价导向、专业化与科学化的批评队伍、优良净化的评价环境等评价基础和条件。更为重要的是，文艺评价体系立足于核心价值观培育及核心价值体系构建，不仅通过文艺评价机制推动文艺发展，而且通过文艺评价体系推动文艺传播与接受，对社会产生作用和影响，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这一意义而论，文艺评价机制不仅推动文艺发展，而且作为社会评价机制推动社会发展。

五 批评评价机制推动文艺制度体制改革创新的功能作用

随着现代社会法制化与制度化建设步伐加快，制度文化正如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一样越来越引发社会关注，应加大制度文化建设及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的力度。基于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审美制度等制度形态和形式，文艺制度显然也是社会制度构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对“文学制度”概念进行解释：“这个术语要理解为一些被承认和已确立的机构，在决定文学生活和文学经典中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对这些机构的兴趣，伴随着近来将文学视为一个生产、传播、接受、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社会体系的观点。”[9] 由此可见，文艺制度是提供文艺良性健康发展的保障与规范的思想体系、规章制度、团体组织、管理机构以及文艺活动、创作、生产、传播、传承、评价等构成形态与运行机制，主要提供文艺发展的思想基础、社会保障、组织形式、运行规则、行为规范与环境条件支撑。文艺制度发生、生成与建构是人类文明及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的产物，也是社会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具备其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中国当代文艺制度建立在“五四”以来现代文艺制度及延安文艺制度发展基础上，具有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型制度形态及意识形态的性质特征，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实践探索与经验证明建立起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艺批评评价机制无疑是文艺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艺制度对文艺的保障与规范作用及更为内在功能看，文艺批评至关重要，通过文艺评价机制及评价标准与评价导向直接体现文艺制度要求，直接体现文艺制度保障与规范的功能作用。因此，文艺批评评价机制理所当然成为文艺制度功能作用的集中表现，成为实现制度功能作用的内在驱动机制。当前，随着改革开放深化与市场经济发展，不可否认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一些制度体制弊端成为社会发展及文艺发展障碍，文艺制度创新、文艺体制改革、文艺机制转换成为必然。我们应该遵循习近平讲话指出的“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的指导思想，深化文艺制度体制改革机制的改革创新。一方面，需要通过改革创新机制加大文艺批评转型发展的力度，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激活文艺批评评价机制的活力与动力，以其评价机制更好推动文艺发展；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文艺批评评价机制推动文艺制度创新、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的功能作用，推动文艺制度体制建设与不断完善，净化优化文艺生态环境，为文艺健康有序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机制保障；再一方面，文艺制度作为文艺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需要通过文艺批评评价机制实现其功能作用，这既表现在文艺评价机制作为内驱力推动文艺制度内部建设及增强内在“自律”性，又表现在文学评价机制能够将推动文学发展的社会综合力量的外推力转化为内驱力，使“他律”内化为“自律”，形成推动文学创新发展的内驱力与外推力的合力。因此，必须建构文艺发展制度化建设的长效机制与推动机制，使文艺评价体系与文艺制度保障体系相统一，达到文艺评价机制与文艺制度良性互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