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文化政治与当代西方文论的政治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文论发生了“范式”转换，即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向了文学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来，论述权力、历史、意识形态、文学研究的‘惯例’，阶级斗争，妇女受压迫的问题，男人女人在社会上的真实生活情况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我们还可以重新问关于文学在人生中和社会里的用途这类实用主义问题。”[1]文学理论的关键词不再是传统文论所关注的“审美”“价值”“经验”和“作品有机体”，而是“符号系统”“意识形态”“性别”“身份/认同”“主体位置”“他者”和“机构/制度”[2]。以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精神分析主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散居族裔批评乃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为主体的当代西方文论，颠覆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20世纪上半叶“文学性”研究的总体走势，都超出了纯粹“文学的”范畴，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颠覆性、解构性、公共性而促使文学理论大规模地走向了“政治化”。

当代西方政治化文论归属于何种“政治”？文论政治化的原因何在？采取了哪些路径和策略？对我们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何启示？其局限性何在？该作怎样的反思和超越？“引论”部分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给予当代西方文学政治学一个宏观的描述，并对本书的写作思路和内容框架做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