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福柯论“主体位置”

克里斯·巴克指出，福柯所说的“主体位置”，指的是话语中的空间或作用，“说话的主体是先前话语位置的存在，话语透过表意的过程建构了‘我’”[8]。要想了解福柯的“主体位置”概念，必须从他的“话语”理论入手。

福柯的“话语”理论实际上承接了索绪尔的意义建构论，简单地说，“话语”就是赋予现实世界以秩序和规则的意义系统或“表征体系”。“对福柯来说，一个‘话语’就是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9]，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这些规则决定了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决定了谈论的范围和话题。因此，话语本身即具有一种意义建构“权力”。福柯指出，“话语构形”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对象的形成、主体位置的形成、概念的形成、策略选择的形成。”在此，我们要追问的是，话语是如何建构“主体位置”的？

我们以医生“主体位置”的话语建构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由于话语是一个在背后起作用的比较抽象的关系网络，所以，福柯将话语分析落实于对“陈述”的分析，因为陈述是话语的基本单位，陈述比话语更容易加以描述和把握。福柯说：“质的描述、自传叙事、测定、解释和符号聚合、类比推理、演绎、统计估计、试验证明、还有更多的其他陈述形式，都是我们在19世纪医生的话语中可以找到的陈述形式。”[10]显然，陈述不是一般的句子或命题，而是指一定知识领域中所运用的具体的理论方法和规则，它们受控于在“陈述群”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话语网络。在临床话语中，“医生依次成为最高和直接的提问者，观察的眼睛，触摸的手指，符号的辨读器官，已经完成的描述的融入点，实验室的技术员，这是因为这个关系网络在起作用”[11]。可见，医生并不是这一套陈述的主体，医生只是陈述的执行者，是让陈述发挥效用的功能者，至于具体是哪个医生并不重要，所以说，“陈述过程的各种不同形态不归结于某个主体的综合或统一的功能，而表现了主体的扩散。当主体使用某一种话语时，这些各不相同的形态则归结为不同的身份、位置，主体能占据或接受的立场，归结为主体言及领域的不连续性”[12]。

在福柯看来，正是话语建构了专门为主体而设的位置，特定时期的人们必须进入此“主体位置”，通过被主宰于话语的意义、权力和规则而成为主体。霍尔阐释说，个人“只有认同话语所建构的那些位置，使他们自己受制于其规则，并因而成为其权力/知识的主体，才会取得意义”[13]。

不过，从《话语的秩序》开始，福柯转而关注社会、历史、文化网络对话语实施的外部控制，“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如“禁律”“区别和歧视”“真理和谬误之分”，等等。[14]也就是说，到系谱学阶段，福柯的关注焦点转向了“话语构形”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哈贝马斯即指出：“谱系学研究的是：话语是如何形成的，话语为何会出现，又为何会消失，为此，系谱学一直在寻找随着历史而不断变化的有效性条件发生的制度根源。”[15]这样，对于“主体位置”建构而言，不仅要受制于以陈述为基本单位的话语系统本身的操控，还要受制于社会、历史、文化网络等外部权力的塑形，如福柯所言：“我的目的是要创立一种据以在我们的文化中把人变为主体的各种方式的历史。……人类主体被置于生产关系与意义关系中的同时，他同样也被置于极为复杂的权力关系中。”[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