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4年4月23—26日，由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会、安阳师范学院、安阳市博物馆共同发起的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安阳师范学院召开。参加会议的学者有58人，来自全国16个省区，并提供论文五十多篇。

会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袁世凯与中国近代社会诸问题研究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亮点。比如，袁世凯与禁毒问题、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袁世凯与赌博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与禁毒》一文认为，袁世凯主持中央政权时期，顺应历史发展之潮流，继续清末发轫的中国第二次禁毒运动，展开自上而下的禁毒，张扬反鸦片的旗帜，对民初之禁毒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邵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执政时期对秘密社会的政策》一文认为，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与他对革命党人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帮会既查禁，又利用，标准为是否为其所用。袁世凯对秘密社会中的会道门总体上采取了明禁暗纵、小禁大纵的暧昧态度，给相当一部分会道门以改头换面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民国时期会道门的空前发展与袁世凯的放纵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霍晓玲《袁世凯与禁赌》一文认为，晚清社会，赌风日炽，禁不胜禁，成为社会一大痼疾。袁世凯对赌博却矢志禁绝，在小站练兵时期、督抚时期以及民国初年均历行禁赌，范围包括治军、从政、教育乃至日常家庭生活。袁之历行禁赌，整肃了社会风气，赢得了政治声誉。

袁世凯与其外国顾问的研究几乎是个空白。会议在此问题上有重大突破。侯宜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莫理循与袁世凯》一文，认为在1915年8月以前，莫理循对袁世凯极力效劳，维护袁世凯和中国的荣誉与信用。袁世凯对他也很欣赏。对袁世凯称帝，莫理循极力反对。袁世凯后来延缓和撤销帝制，固然有许多原因，但采纳莫理循的建议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窦坤（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袁世凯及其政治顾问莫理循与二十一条》一文，则主要从外交上阐述二者的关系，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作为中国雇员的莫理循，全心辅佐袁世凯，在揭露日本侵华阴谋，争取世界舆论支持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张学继（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论袁世凯的宪法顾问有贺长雄》一文，则主要考察了袁世凯集权、称帝过程中有贺长雄在理论上的重要作用，认为有贺长雄是袁世凯的理论家，是民初袁世凯政治的理论指导者。

袁世凯在清末法制改革中的作用，以往的研究有所涉及，但没有深入下去，本次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康大寿（西华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与清末法制改革》一文认为，袁世凯在这场法制改革中利用其显赫的地位和影响，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对推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方面的积极作用应该给予肯定。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袁世凯与晚清地方司法体制改革》一文，则对袁世凯在天津地方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的特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认为袁世凯在天津率先实行的地方司法改革，对于制度性近代转型的样板价值，是不无意义的，体现着复杂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

袁世凯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以往的研究过于简单化，主要集中在袁世凯集权专制方面，集中在袁与党人对立斗争方面。本次会议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马平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民国初年袁世凯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一文认为，辛亥革命后清政府旧的政治权威被推翻，袁世凯继任大总统以来新的政治权威尚未被地方接受，如何恢复中央权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成为袁世凯面临的首要问题，袁采取传统集权思想在全国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权的行政统治秩序，但最终走向了集权的反面，从而导致了中央失去统治权威，北洋系分裂，社会陷入军阀内战和割据的混乱局面。沈晓敏（广东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民初袁世凯与各省议会关系述论》一文，则从袁世凯政府和地方议会的关系考察，认为袁世凯中央政府和地方议会的矛盾和斗争，中央和地方权力之争，对于初建的民国来说，本来是正常的，可以通过立法或其他途径逐渐解决。但地方议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与中央政府的争吵之中，影响了其地方议会正常职能的发挥。唐凌（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政府与边疆地方势力的经济关系》一文，则以广西为例，对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经济关系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关于袁世凯称帝，过去的研究也似简单化，把袁世凯称帝完全解释为个人行为，其实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袁个人而言，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一文，具体考察了袁世凯帝制行为的心路历程，从民初政治运作实践看袁世凯思想演变的轨迹，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他一味加强个人独裁的种种做法以及其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使他最终经不起帝王桂冠的诱惑，当各方面的压力潮水般地涌来的时候，他便放弃他先前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而走上帝制自为的道路。

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是学者们注意的热点之一，但列强干涉的细节，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日本在列强中的突出地位等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关于列强对洪宪帝制的干涉》一文就《近代史资料》新近译载的档案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之不足，认为列强干涉洪宪帝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但客观上有助于制止帝制在中国的复辟。岳珑、赵虎（西北大学教授、研究生）《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特点初探》一文，对袁世凯重建帝制活动的特点进行分析，认为洪宪帝制不是一场简单的封建帝制复辟，而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重建，是近代中国政治历史变化的产物。

关于“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苏全有（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一文，对袁世凯与“二十一条”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认为袁对日本侵华要求并不甘心情愿，而是进行了相当的抵制。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既有侵华的用意，同时也有去袁的打算，是日本实施的一箭双雕之计。

对袁世凯及其袁世凯政府的外交，以往的研究多持否定态度。石源华（复旦大学教授）《袁世凯与北洋政府初期的外交》一文做出新的解释，认为袁执政时期，袁丰富的外交经历与他面临的外交难题，使他有可能也有能力实施“元首外交”，亲自处理各种外交活动。他处理外交的思路和做法，对民国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既有消极的负面的影响，同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如其“联合欧美，抵制日本”的方针，在处置西藏问题时，采取搁置的方式，以待时机，就有可圈可点之处。张艳（河南大学讲师、浙江大学博士研究生）《顾维钧眼中的袁世凯》一文，则从与袁共处的职业外交家顾维均的角度，从外交家如何认识评价袁世凯来评价袁世凯和袁世凯的外交，很有见地。

袁世凯戊戌告密，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之一即八月初四日袁氏告密说。刘路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一文，以丰富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考证袁氏告密不可能在八月初四日。《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说质疑》一文，考证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纯属子虚乌有。

宋案是民初的第一大要案，谁是刺宋主谋众说纷纭。廖大伟（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撰文《袁世凯不是刺宋主谋校析》，认为通过对袁主谋说的原始依据（电码破译）的逐条文校析，认为从袁世凯当时的身份、地位，从宋教仁对袁构成的威胁程度，从在上海行刺的困难度等方面，认为袁世凯是刺宋主谋缺乏真正依据。此为一种新的观点。王晓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员）《民初总理赵秉钧的悲剧》一文似乎与上文完全相反，刺宋主谋既然不是袁世凯，那么应该是赵秉钧了。该文为赵秉钧喊冤，认为赵是代袁受过。宋案主谋到底是谁？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激烈争论。有学者建议将现代审判制度引进到历史研究中，建立历史审判法庭，以解决历史疑案。宋案是武力解决还是法律解决？二次革命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如何？大家也对此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关于袁世凯的总体评价，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有不少共同之处，比如均承认他在中国军队近代化、清末新政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在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共和时所起的作用。但在对袁的总体认识上有明显的不同。谢俊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袁世凯成败简论》一文认为，袁世凯去世前的5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同时也是他走向败亡的5年。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在一切反对革命的人们的簇拥下，东山再起，当上了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而后他以拥护共和为名，骗取了革命人士的信任，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利用民主革命的力量，逼迫清帝退位，从而结束了在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朝统治。此时的袁世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而被中外所承认，备受民众的尊重和拥戴。然而时隔未久，他却背道而驰，铲除共和，消灭革命，复辟旧制，僭号称帝，成为历史的败类、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徐松荣（广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论民元前的袁世凯》一文，将袁的一生分为两段，民元前积极进取，发挥重要作用；民元后政治上倒退，走向反动，并自取恶果。前期活动的作用基本上应该肯定。张华腾（安阳师范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袁世凯的重新解读》一文，则把袁世凯放到中国历史进程中全面进行考察，认为袁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其晚年，逆历史潮流而动，悍然称帝，自取灭亡，认为评价袁氏不能因为袁后来称帝而忽略他早期的贡献，也不能因为他早期的贡献而掩盖他后期称帝的罪恶。所不同的是，张华腾认为，即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京政府的统治，袁在政治上反动，但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事情。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建树和失败》一文认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政治建树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依照《临时约法》，执政的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依法进行选举，召开国会；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推行军民分治，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等。他的施政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杀等。问题是，为什么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走向帝制，犯下了那么严重的错误呢？作者认为，这是制度缺失和文化状况所致的恶果。

原载《历史档案》2004年第3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4年第7期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