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说的文化选择
近代中国，面对民族灾难频仍的残酷现实，先觉者们开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反思中华民族积弱、落伍、衰败之根源，力图在此基础上寻找救世方略。从洋务运动的科技救国，到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的政制救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伦理——思想救国，反映出近现代三代知识分子从文化视角对救国这一重大而紧迫课题的不断深化的思考。陈独秀曾把“五四”时代中国人的“伦理觉悟”称为“最后觉悟”。正是这种觉悟，古老的中华民族才开始迈出了精神文化现代化的关键性步伐。作为被新文化思潮唤醒的青年，老舍一步入文坛，便通过自己的创作开始了对时代话题的思考。
文化作为人的代码，是人无法超越的，一个作家以语言为手段进行的文学创作，实质上是对某种文化模式的判断或抉择。可以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对某种特定文化的演绎和诠释。纵观老舍的全部创作，可以看出他以赤诚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不间断地对文化问题进行了独到而有见地的思考，这使他的许多作品具有丰厚的文化蕴涵、独特的审美情趣，为如何进行正确的文化选择与建构提供了多种启迪。
一
老舍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学者，却有自己朴素的文化观。对文化的含义，老舍的界定是：“一人群单位，有它的古往今来的精神与物质的生活方式；假若我们把这个方式叫做文化，则教育、伦理、宗教、礼仪，与衣食住行，都在其中，所蕴至广，而且变化万端。”[1]他认为文化乃立国之本，它支撑着一个民族的生存。在立国强国诸因素中，文化是第一位的，“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2]。文化的衰败必然使国家陷入危机，使那里的人民沦为奴隶；文化的伟力能使一个民族摆脱覆灭的命运而重新站立起来。这样的认识正是《四世同堂》和《大地龙蛇》的思想支点。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老舍认为抗战的胜利，取决于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力量，没有这种古老深厚的文化和创造，沐浴这种文化的人民就不会赢得抗战的胜利。这种源于文化决定论的文化救国论虽有理论上的偏颇，但其实际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老舍还认为，文化具有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内容，二者不可偏废，“特重精神，便忽略了物质；偏重物质，则失其精神”[3]。考察其作品可以看出，老舍认为东西文化各有特点，各有偏至。东方文化崇尚精神，轻视物质，而西方文化崇尚物质，追求实利，故“西洋文化是‘阔气’、‘奢华’、‘势力’，中国文化是‘食无求饱’、‘在陋巷人不堪其忧’”[4]。文化的偏至，在东方造成了生活与物质的困乏，在西方则导致了精神的贫困，结果是两种文化都陷入了困境。因此文化的两个方面——物质与精神任何一方的失重都会导致文化畸形的、不健全的发展，甚至出现危机。另外，老舍还认为，文化必须是开放的、进取的、发展的，只有如此，它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否则，自我封闭、停滞不前，无异于自取灭亡。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形成自我批判的内在机制，时时得到矫正、得到充实。“旧文化的不死，全使新文化的输入。”[5]如果沉湎于曾有的辉煌，做天朝大国的美妙旧梦，与世隔阻，那样的文化终究会被淘汰，即“泥古则失今，执今则阻来”[6]。老舍的文化观，虽不甚完整、不成体系，但其基本见解是深刻的。他的小说中对东西方文化的审视与选择，正是在这种文化观的观照下进行的。
二
文化选择是人们认知、评判文化的自觉行为。老舍是在社会转型与中西文化撞击的大潮和民族意识危机的背景下，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思考。
老舍在“五四”运动落潮后进入文坛。当时“打倒孔家店”“重新估价一切”的浪潮渐渐平息下来。时代在反思，这无疑为老舍对传统文化冷静而理智的评判提供了有利的外在条件与氛围。他用“五四”给他的那双“新眼睛”、那颗“新的心灵”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思考批判。[7]这一过程从他的小说创作看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
1924年，老舍远渡重洋，留学英伦，亲身感受到西洋文化，同时远离中国传统文化圈，使他有机会在异地反观民族文化。两种异质文化在他的心灵层面发生撞击，形成鲜明的反差和对比，自然引起认知结构的一次重组。他的早期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鲜明地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文化观念，即对国民性的探索与改造。
文化是孕育国民性的巨大而无形的温床，国民性是文化的重要表征。老舍在创作之初就意识到了文化与国民性的这种关系。《二马》中他将中西国民性进行了横向的对比，这主要是通过主人公马则仁在英国的经历表现出来的。老马着实称得上地道的老式国民。他毫无生气，不思进取，麻木不仁，没有国家观念，又讲究虚文浮礼，硬撑面子，与小说中英国人的实干、讲原则、公私分明和独立精神形成强烈对照。生活在英国的老马犹如滴水之浮于油，处处碰壁，无法自如。老马是中国旧文化的一个缩影，他碰壁的实质无疑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这其中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落伍与困境。《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姑姆和老马一样，都是旧文化铸造出的毫无自我人格的“老中国的儿女”，典型地体现出“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传统铸就的人格范式。她所做的一切都基于对传统文化的忠实履行。老舍不无悲凉地感叹道：“她是妇人，好中国的妇人！”这种对传统文化“止于奴隶”甚或“下于奴隶”的国民心态，老舍哀其不幸，怒其不醒。这种可悲而又不自知的状态反映了封建文化正走向它的末路。
如果说对老马、赵姑姆等旧式国民进行的善意微讽尚有一点宽容的话，那么老舍对老张、蓝小山及欧阳天风等的讽刺批判则是深恶痛绝、毫不留情的。两种文化的碰撞，必然在它们的边缘结合带产生一些“不伦不类”的文化现象，老张等便是这种现象的代表。他是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两种文化弊害杂交生成的畸形儿。他既有攀附权贵、买卖妻妾、等级观念严重等封建意识，同时又崇奉一切向钱看的“钱本位”的资产阶级人生哲学。两者共同铸成了他卑怯、势利、吝啬、狠毒等性格特征。在他的性格里传统文化中一切善的因素皆已消尽。如果说“老张是正统的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化，而小山所有的是二十世纪的西洋文明”[8]。他是不学无术、专事欺骗的洋场恶少。他们亵渎西方先进的文化特质，如将自由恋爱曲解为男性对女性的玩弄，将性爱等同于兽欲的发泄等，人性、道德对他们已无丝毫的约束力，比之老张，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是西方文化病毒与传统文化劣根性杂生而成的文化渣滓。对此，老舍愤恨已极，对这种非中非西文化现象的批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一直未停止过。
总之，20世纪20年代老舍对中英国民性的比较其实也是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借镜西方现代文明，他设身处地体认到传统文化的落后与陈腐，愚昧、麻木和不觉醒的国民“便是中国半生不死的一个原因”[9]。改造传统文化的落后面，向西方先进文化学习，就是老舍早期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心态。但对旧文化的僵滞与腐朽的批判并没有导致他对西方文化的全然崇拜与盲目认同。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对英国人先进的一面，他积极推崇，而对于他们的固执、傲慢、极端个人主义和种族偏见则给以根本的否定和批判。在这样的总体原则指导下，老舍还在早期作品中塑造了马威、李子荣、李景纯等不同于老马等的新一代理想青年群像，他们有自重、自强、自信的民族意识，“个人的私事，如恋爱，如孝悌，都可以不管，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10]。同时他们还不乏奋斗、实干、认真、讲原则等优秀素质。虽然从纯文学意义上来说他们并非成功的艺术形象，其中还不乏搞个人复仇的“孤胆英雄”式的爱国者，有着思想和人格的局限，但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老舍此时期的追求和塑造崭新的国民性格的理想。
三
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使中国社会陷入更深的黑暗。这惨烈的现实无疑给满怀热望和激情，想“赶快回国看看”的老舍泼了一头冷水。回到祖国，看到“军事和外交种种的失败”[11]，他由希望之巅跌入失望的深谷。1932年创作的《猫城记》便传达了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幻灭与悲观：“浊秽，疾病，乱七八糟，糊涂，黑暗，是这个文明的特征；纵然构成这个文明的分子也有带光的，但是那一些光明绝抵抗不住这个黑暗的势力。”[12]这里的“黑暗的势力”和作品中那带有象征意蕴、反复出现的“毁灭的手指”，指的就是腐朽发霉的传统文化。《猫城记》是继《二马》等之后，老舍对传统文化和国民性批判达到的一个高峰。它通过对猫国、猫人的描写和塑造，透视剖析了民族的文化心理，揭示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病。猫人群像集国民弱点之大成：麻木糊涂、迷信盲从、虚伪自私、有浓重的等级观念、没有民族自尊心等，劣质的国民性导致了猫国文化的发霉。《猫城记》诞生之初，一时毁誉不一。由于老舍将他的爱国之情包藏在对旧文化冷峻、急切的批判之中，因此《猫城记》曾被人称为悲观的庸凡的失败之作。其实，从作品基本思想倾向看，它是对国人生存的整体文化空间的一种忧患性解剖，尤其对文化的负面因素作了深刻的反省，其立意是积极而深远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阿Q正传》“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人物”，而《猫城记》“企图创造一个典型的社会”[13]。在小说中老舍提出了改造文化的对策，即“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14]，即对于愚昧国民性的改造及腐朽文化的涤荡，要立足于对构成文化的国民施以全新的知识与人格的教育和锻造。这种教育救国的理论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虽不具备即时效应和很强的操作性，但在文化改造上不失为一种可以注目长远效应的长期工程。
《猫城记》之后，老舍重新调整了自我心态与创作风格，重操“幽默”，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通过对市民生活细枝末节的描写，继续自己的文化探索，并开始关注平凡普通人的文化改造问题。1933年创作的《离婚》可谓描写市民题材的佳作，也是老舍自认为最成功的作品。“离婚”一词是在中西文化交汇之际传入中国的。它对素有“宁拆七座庙，不破一门婚”的华夏传统观念的震撼，着实犹如一次高强度的地震。在它的冲击下，一时间家庭呈现动荡飘摇之状。然而人们要离婚还只限于“闹”，因为冲破旧文化的桎梏要比打碎一个家庭艰难得多。文化就像一只巨大的风车，区区老李们又能奈之如何，只有“左右为难”。“闹”过之后，一切又复归平静和肃寂。但令人痛心的是，以吴太极、邱先生等为代表的许多男性，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离婚”一词的含义，他们要“离婚”也并非出于尊崇情感原则、对真爱之追求，而是浑水摸鱼，“离婚”是假，趁机纳妾是真，这无疑复制了旧文化的传统。如果说吴太极之流的行为令人气愤，而他们的太太们更使人感到悲哀与无奈，她们名为抗争、力图驾驭丈夫，实则是极欲抓住家庭这根稻草，以便更牢固地依附于丈夫，结果自己容忍了丈夫的所作所为，“只要闹得不太过，也就不追究了”。由此老舍体认到了改造旧文化的艰巨性。而这种艰巨性在张大哥和老李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张大哥的中庸与调和的人生哲学是传统文化浓缩与沉淀的结果，它“杀死了浪漫，也杀死了理想和革命”[15]。经过了人生磨难和世态炎凉的张大哥，较以前毫无改观，重操旧业，即“作媒人和反对离婚”。老李虽与市民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他有学问、不敷衍、渴望现代爱情，但矛盾而保守的心态使他无法与旧文化对抗到底，最后不得不败走乡下，这不仅是逃避现实，也是逃避自我。
《离婚》以后，老舍在继续反思旧文化的同时，对中华古老文明中的优秀特质的挖掘、评价，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在《折中》《老字号》《断魂枪》等小说中，老舍对曾使文化自豪并盛极一时，如今都已成为都市的残灯破庙的“老字号”“断魂枪”等，倾注了自己的深情和痛惜，感叹于古老文化的兴衰嬗变。小说《黑白李》则通过对具有不同性格的孪生兄弟的塑造，主要表现出东方文化中的优点和缺憾。在认识到黑李性格中的落伍与局限的同时，更多的是充满友爱地首肯了黑李身上的宽容隐忍、温厚、富有人情味和牺牲自我的精神素质。作为老舍小说的代表作，《骆驼祥子》更多地反映了黑暗社会如何毁灭了祥子，同时也表现了市民文化对祥子的腐蚀、浸染，加速了祥子的毁灭。对祥子身上所体现的一些优秀文化特质，老舍表现出了充分的欣赏和肯定。对于祥子的毁灭则极为痛惜，“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住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家摘了去”[16]。对祥子身上所体现的中国农民具有的吃苦耐劳、要强、体面、清纯、拙朴的品格，老舍由衷赞赏。这些作品昭示了老舍的文化选择正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分子当作新文化理想的基石。
四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老舍是通过市民的日常生活来审视和评判传统文化的，那么20世纪40年代则是将作品主要设置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即侵略与抗战，来显示作品的文化底蕴。这一时期老舍最重要的小说创作，是他用5年时间写成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大国却被一个弹丸小国长驱直入，甚至有沦丧、灭顶之灾，其中原因老舍十分清楚。因此，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他表现抗战题材的作品不同，《四世同堂》没有正面描写军事对垒和战场上的烽火硝烟，也没有将笔触探入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层面，而是通过描写生活在北平小羊圈胡同的人们在这次世纪浩劫中的文化心理变迁，追索华夏民族受辱的内在原因，剖割民族文化的痼疾，以此唤醒民众，重塑国民性格，重构民族文化，以期使我们的国家成为未来永远的东方不败。显然，老舍承继着“五四”新文化的启蒙主义，把抗战视为改造传统旧文化的外部因素来观照，因此在《四世同堂》这部抗战背景的小说中才揉进了丰富的文化审视主题。
老舍认为，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应该除清了自己的垃圾”[17]，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化的确是“熟到了稀烂的时候”[18]。抗战的全面爆发，已经将华夏传统文化中的溃烂处昭示人前：妄自尊大又胆小怕事，明哲保身而没有国家观念，苟且活命而缺乏创造精神，沉湎于礼义卫道，这些“北平的文化病的毒”[19]无疑是昔日大国日渐落伍于世界以至挨打的致命因素。老舍通过审美形式将这种文化病毒具象化了。作为“四世同堂”塔尖上的人物和传统的家族掌门人的祁老者，毕生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和美、团圆、儿孙满堂的大家庭。但在战火烧到家门口时，他不是首先挺身而出，而是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大门，再囤积可吃三个月的粮食，来躲避战乱。钱诗人在实现彻底的“脱胎换骨”前，是一个过着隐逸生活、深居简出、远离尘嚣的典型的旧式田园诗人。善良本分的李四爷夫妇平生“积德行善”，为的是求死后平安、来生幸福。在感情上，对这些民风淳厚、爱好和平的人们，老舍无疑充满了爱怜；但理智上，他不得不痛苦地总结道：“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成偷生。”[20]
然而，泱泱华夏文明延续至今毕竟还有其得以自立的优越所在，“谁也不应当把这些美德与恶德一齐铲除，毫无选择”[21]。抗战的最后胜利使老舍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力：“这是五千年的文化修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力度。”[22]当祁老太爷们意识到了用古老的办法无以“偷生”，无法生存后，终于醒悟到了“国之不存，何以家为”，不仅支持孙儿们去打日本，而且自己去找敌人算账；钱诗人在战争中历尽生死离散、经历了灵肉的磨难后，终于涅槃，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他的转变无疑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23]。虽然从纯文学意义上钱诗人称不上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但他所包蕴的文化内涵胜于形象，在作者看来，“旧的像钱先生所有的那一套旧的，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24]。显然，此时老舍的文化选择与建构更加明确，“该保留的东西并不能因为它陈旧了一些就被扔掉，而另起炉灶”[25]。
然而对于旧文化改造的艰巨性、沉重性，在《四世同堂》中作者又有进一步的体验。祁老人虽然从漫长的屈辱中，滋生了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和行动，但抗战胜利的庆祝之日，他旧日的生活理想又浮上心头，盼望自己的重孙子也能风光地成为另一个“四世同堂”的家长。对文化沉淀的积重难返，老舍有足够的认识和改造的决心：“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个十字架。”[26]
纵观老舍的创作，他通过不断对历史和文化进行反思、择取，逐渐凸显了自己的文化理想，即将中西文化的优秀特质糅合、互补，生成一种崭新健全的文化和国民性格：“东方的义气，西方的爽直，农民的厚道，士兵的纪律，掺到一块儿不太偏。”[27]在将全球各地看作一体的未来世界，必定是多种文化特质协同互补，实现文化精髓的融合，从此意义上看，老舍的文化探索与追求无疑是高明的、有意义的。
[1] 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88页。
[2] 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89页。
[3] 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33页。
[4] 《老舍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页。
[5] 老舍：《大地龙蛇》，《老舍剧作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333页。
[6] 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页。
[7] 老舍：《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0页。
[8] 《老舍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9] 老舍：《二马》，《老舍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44页。
[10]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33页。
[11] 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页。
[12] 《老舍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页。
[13] 王树明：《猫城记》（书评），《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45页。
[14] 《老舍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页。
[15] 《老舍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页。
[16] 《老舍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
[17] 老舍：《四世同堂》，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02页。
[18] 老舍：《四世同堂》，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
[19] 老舍：《〈四世同堂〉的预告》，《扫荡报》1944年11月8日。
[20] 老舍：《四世同堂》，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70页。
[21] 老舍：《编写民间读物的困难》，《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442页。
[22] 老舍：《老舍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23] 老舍：《老舍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页。
[24] 老舍：《四世同堂》，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26页。
[25] 老舍：《大地龙蛇》，《老舍剧作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360页。
[26] 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27] 老舍：《四世同堂》，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