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中国仰望星空

——于文秀《文化批评与文化阐释》序

孟繁华

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先贤的这一名句曾被许多人引用，或者说它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认真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人群，也是仰望星空的人。于文秀教授就站在北中国仰望星空的人群中。在长久瞩目的星空，她既看到了那些钻石般发光的恒星，也试图辨析那些正在形成的云团。无论是光焰万丈的恒星，还是迷雾般的云团，都蕴含着神奇和秘密。这神奇和秘密，应该就是吸引于文秀的魅力所在。二十余年来，于文秀就这样仰望着星空。这当然是一种比喻。事实上，从事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但是，从事哪种工作没有甘苦呢。不同的是，于文秀用她特有的坚韧，一直坚持在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这本书的内容看，于文秀从事的研究、批评领域跨度很大。既有现代作家研究、理论研究，也有文化、文学现象研究。在当下学科划分越来越精细的情况下，能够或敢于跨越不同学科从事研究或批评，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积累。在这方面，于文秀应该是一个佼佼者。在现代作家研究方面，于文秀选择了鲁迅、老舍、梁实秋和萧红作为对象，也就是选择了现代文学研究的高端题目。对这些作家研究的文章汗牛充栋。优势是有许多已有研究成果可以参照，困难是要想写出新意就不那么容易了。但于文秀在她的研究中仍有自己独特的体会。比如她对鲁迅“对人的前存在状态的批判”这一多少有些哲学化的表述就非常新鲜：“所谓人的前存在状态，即指人处于一种非自由自主的，而是消极、被动的没有凸现主体性的生存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中，人的生存沉入重复性的当下的形而下的生存中，倚重的是传统、习俗、常识，甚至人的盲目性，缺乏主体的理性评价与自主选择，没有达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即人处于自失状态。”我们可以商榷她“人的前存在状态”的概念，但她通过对鲁迅《坟》、《热风》、《药》、《阿Q正传》、《祝福》、《明天》、《示众》等作品分析得出的结论，起码成一家之说。梁实秋早年曾专注于文学批评，他批评过冰心的散文，批评鲁迅翻译外国作品的“硬译”方法，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坚持将描写与表达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作为文学艺术的观念，主张文学无阶级等，也曾和鲁迅等左翼作家笔战，被鲁迅先生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毛泽东也曾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尽管时代变了，但客观评价梁实秋也不是一件易事。于文秀敢于纠正大人物的“通说”，认为“梁实秋的文学观充满了形上之思，具有较为深层的哲学关怀和超越性追求，具体来说，这种哲学关怀与超越性追求主要表现为：推崇文学应表现人的本质的形上维度，强调文学的伦理取向与精神提升，坚守文学批评的纯粹性、独立性，以及对文学批评的超越性、精英化品格的强调，等等。从本质上说，梁实秋的文学观、批评观实现了中西文化精神的深层对接。他对文学本质与批评特质的深层追思不仅使其文学批评观在当时新文学主流思潮之外构筑了深沉的人文风景，而且对当下的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创作尤有启示性意义。”立论截然不同，除却有时代背景外，也与论者对中外文论的把控、理解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于文秀是一位敢于立论的学者。

如果说于文秀对现代作家的研究是具体的，那么，她的文化现象研究、文学史研究，以及西方文化思潮的研究，题目就相对宏大些。比如《文学史的写作困境与现代性的迷雾》、《文学史写作的后现代之思》、《实然与应然：文学史中的萧红书写探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及当代意义》、《葛兰西哲学与当代批判理论的文化转向》、《波德里亚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学术的深层问题》等。当然，题目的确立与研究对象有关。这些理论性较强的文章，虽然题目较大，但在具体论证时，她践行的还是“小心求证”。比如她在《文学史的写作困境与现代性的迷雾》中，敏锐地提出了“现代性的研究的知识时尚化倾向”一说。这是事实也是发现，因为大家都说“现代性”，却少有人检讨这一方式。她的第三辑的四篇文章，都与文化研究有关。阿尔都塞、葛兰西、波德里亚等，都是西方当下文化研究名满天下的大师。如果做文化研究，不了解这些经典作家的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文化研究的理论家远非这几个。像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狄奥多·阿多诺、米歇尔·福柯、雅克·拉康、雅克·德里达、哈贝马斯、罗兰·巴特 、瓦尔特·本雅明、斯图加特·霍尔等，都与文化研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文秀关注的这几位理论家更有代表性。阿尔都塞虽然备受争议，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影响仍然巨大，他的理论为“文化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范式；葛兰西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他的市民社会、文化霸权和有机知识分子等理论，是批判理论文化转向的基础和引领性的理论；波德里亚是后现代理论重要的理论家，他被高度争议毁誉参半。他虽然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理论家，但他的大众文化理论、仿真理论和符号理论等，无疑又是后现代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于文秀对这些理论家的评论，加强了我们对西方文化研究方法的了解与理解。当然，文化研究的出现和流行，一方面改变了我们文学、文化研究的有限方法，丰富了我们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另一方面，文化研究逐渐暴露出的问题，也进一步证明了这是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

当然，除了这些立论和对象宏大的论文之外，于文秀也积极介入文化与文学现场。比如对手机文学现象、萧红研究的研究等，都有不同凡响的见识和看法。通过于文秀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研究基本是文化研究方法，同时又有哲学的思想功底。她自己也说过：“我的研究的真正起步应该说是从读了哲学博士开始（当然这只是我个体的特殊性，我没有将之做普适化推广的意图），1999年考取哲学博士生后，即在导师引领下，开始阅读文化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文化思潮等方面的书籍，阅读过程的困惑和煎熬自不待言，但有意外惊喜，因为每一部著作阅后，都令我产生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点燃并升华了已有的文学积累，同时也使我的研究视野不再拘囿于二级学科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原有的研究范式，促使我有能力关注和参与有关文学与文化方面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的探讨，走着所谓的文学的文化研究之路。”不同的学科背景，使于文秀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了自己鲜明的特色，这一点是令人羡慕的。

此外，于文秀的这些文章，是标准的学院派论文。这是学院训练的结果，但又何尝不是自己的追求呢。当下，学院批评不断遭到诟病，认为学院派的文章言不及义、站在云端说话不接地气、形式大于内容、都是“美国东亚系的论文”，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是存在的。但是，作为一种现代的学术文体，有真知灼见的学院派论文，仍然是国际学界通常使用的文体。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是学院派，关键还是是否有发现、有见解。无论是哪一学科的研究，问题意识、填补空白、发现边缘、重估主流、纠正通说，都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但我同时也希望于文秀文章的写作方式可以再丰富一点，比如那种感悟式的、随笔式的等，都可以尝试一下。这也是发现自己的一种方式。

许多年以来，于文秀在北中国仰望着星空，坚守自己的精神麦田，使她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这与她接受的教育背景有关，当然更与她对自己的要求和期许有关。一个有抱负的学者与性别没有关系。我相信，她的勤勉和追求，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2017年9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