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臧庸之生平與治學經歷

臧庸，本名鏞堂，字在東，又字東序。後易名庸，字用中，一字西成。其書室曰“拜經堂”，故又以拜經爲字。江蘇武進（今屬江蘇省常州市）人。清初著名經師臧玉林之玄孫，經學大師盧文弨之弟子。生於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卒於嘉慶十六年（1811），年僅四十五歲。

臧庸爲人“沈默敦重，天性孝友”[6]，學術精審，惜一生困於場屋，三應鄉試皆不中，以諸生終。爲求謀生與治學之資，臧庸常年游幕[7]，以代人校書、注書、編書爲業，隨幕主輾轉湖北、山東、浙江、北京、江蘇等地，半生衣食奔走，且中歲早卒，未能盡其所學。但孜孜問學、矻矻著述是終其一生不懈追求的第一目標。

臧庸短暫的一生，以治學爲主線，大致可以分爲三個時期：初始期、發展期、成熟期。

初始期：從童年入塾始，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止。臧庸出身貧寒，其父繼宏（1728—1796），幼貧困失學，及長，奔走服賈，助人理業，但敎子極嚴，延端士爲之師，課以舉子業。[8]乾隆五十年（1785），臧庸受業於同邑鄭環。見王鳴盛《尚書後案》，好之。退讀其高祖臧琳《經義雜記》等書，始恍然有悟，知研究經學、推考六籍必以漢儒爲宗，尤必折中於鄭玄，遂盡棄俗學，而專習鄭氏學。[9]乾隆五十一年（1786），臧庸年二十，始據《吕氏春秋》以挍《小戴記》，撰《月令雜説》，塾師鄭清如、鄉先生莊述祖見而獎異之，遂欣然有志於學。[10]其父始以科第勖之，後見庸好讀書、治經生家言，色喜，以“通經立行、爲鴻儒鉅人”期之，曰“文章當從經典來，汝等能續我祖玉林公之傳，吾愿足矣”，並戒以“爲善無近名，要以實勝爲務”。[11]乾隆五十二年（1787），臧庸撰《書大學考異後》，辨正任啟運《禮記章句》所稱熊安本之誣，[12]初顯其才學。

發展期：乾隆五十三年（1788）入盧文弨門下始，至乾隆六十年（1795）盧文弨卒止。乾隆五十三年，盧文弨主常州龍城書院講席，知臧庸，欲見之，臧庸往謁，並以《月令雜説》請正，受盧文弨贊賞，遂執弟子禮。[13]盧文弨潛心漢學，精校讎，凡所諟正，皆能使積非蓄疑涣然冰釋。其所校刻《抱經堂叢書》，更以精審著稱，學者寶之。臧庸師從盧氏執經受業，不僅能親炙函丈，承其指授，而且通過其師直接或間接地結交了一批經學大師和青年才俊，如劉台拱、錢大昕、王昶、段玉裁、畢沅、阮元、王念孫、王引之、秦小峴、顧廣圻、許宗彦、陳壽祺、钮樹玉、洪亮吉、郝懿行、王鳴盛、莊述祖、宋翔鳳、丁杰、焦循、孫星衍、尹秉綬、趙懷玉、嚴元照等，彼此情趣相投，志同道合，常以治經問學相策勵，以詁訓考據相論辯，臧庸身處其中，耳濡目染，潛心涵泳，學術日益精進。

這一時期，臧庸與其師友之間的學術論辯與互唱十分頻繁，個人的著述也十分豐富。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盧文弨以今本《論語憲問》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兩章爲出《齊論語》，臧庸疑其説未可據，致書其師相討論，盧氏明年撰《答臧生在東書》以復。[14]洪亮吉爲訂正臧庸所輯《論語鄭注》若干事，與盧文弨書以辨其非，盧氏韙洪氏之説，以其書示臧庸，臧庸就“束脩”訓解復書洪君以申其説。顧明則右臧庸説，與諸君反復辯論。趙懷玉因集録諸家論辯之説爲《論語束修説》。[15]臧庸《月令雜説》有駁鄭《注》一條，盧文弨舉之言於段玉裁，段不以其説爲然；乾隆五十五年（1790）臧庸致書段玉裁討論《月令》注疏，並以新作《虞書正義釋》就正；復致書段玉裁，就段氏所校《爾雅》疏失提出商榷。[16]乾隆五十九年至六十年（1794—1795），臧庸三入畢沅幕，執教畢沅家館，有書答錢大昕討論古音學，又與之書論《史記孔子世家》及《年表》舛誤。[17]

臧庸治學深受其師盧文弨的影響，就此時期臧庸的諸多著述而言，或受其師之指授，如遵師囑校勘《毛詩注疏》與《尚書注疏》訛誤，録成《毛詩注疏校纂》和《尚書注疏校纂》；[18]常州知府李廷敬重修《府志》，延盧文弨爲總纂，盧氏因囑臧庸留意鄉邦掌故，佐其采擇；盧文弨擬補輯《常州府志藝文志》，囑臧庸佐成之；並囑校訂《府志甲科門》。[19]或受其師之啟發，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臧庸據盧文弨著《周易注疏輯正》，録其切要者爲《周易注疏校纂》三卷。[20]或得其師之論贊與襄助，如臧庸輯《爾雅漢注》《盧植禮記解詁》成，盧文弨撰序表彰；[21]並取臧庸所輯《盧植禮記解詁》付梓。師從盧文弨的八年，對臧庸的學術發展和學術造詣影響極大，其治學態度與校勘理念均與其師一脈相承（詳下文）。

此外，這一時期，臧庸還校勘、參補段玉裁所著《古文尚書撰異》《詩經小學》，[22]校錢大昕《唐石經考異》，[23]受段玉裁囑校影宋鈔本《釋文》、增補編輯《東原文集》，[24]受袁廷梼囑校《三禮》《三傳》《經典釋文》《群經音辨》等。[25]

有如此名師之導引教誨，有如此學術鉅子兼益友與之切磋往還，臧庸所學愈進，聲名日遠。這一時期可謂臧庸學術上的積累期和發展期。臧庸所輯《通俗文》《爾雅漢注》《校正鄭注論語》《蔡氏月令章句》、鄭玄《三禮目録》、校勘影宋本《經典釋文》、録校《華嚴經音義》、校訂《經義雜記》、撰寫《拜經日記》、輯録《韓詩遺説》及《訂訛》、校録何煌《公羊注疏》《榖梁注疏》校本、校定《左氏音義之六》都在這一時期。

成熟期：從嘉慶元年（1796）正月始，至嘉慶十六年（1811）卒止。

這一時期，臧庸經歷了繼其師病亡之後，其父病亡（嘉慶元年七月）、其弟禮堂卒（嘉慶十年閏六月）、母卒（嘉慶十二年六月）、屢試不第、家事衰敗等諸多人生大悲之事，身心俱疲，陷入人生低谷，但仍篤志爲學，醉心校勘與輯佚，著述不輟。

經過前一時期的學術積累和發展，臧庸的學術日漸成熟，進入嘉慶年間，可謂是其著述上的收穫期。其中最爲人稱道的是，其於嘉慶二年至七年（1797—1802），應阮元之聘入幕纂修《經籍纂詁》及《補遺》、校勘《十三經注疏》，並撰寫《經籍纂詁後序》和《周禮》《公羊》《爾雅》三經《校勘記》。[26]此外，臧庸還訂補其高祖臧琳所輯鄭玄《六藝論》並跋之；[27]爲阮元校補《經郛》，受阮元囑校勘《劉端臨先生遺書》，並爲文以記知遇之恩；[28]受丁杰囑校其輯《周易鄭注後定》，另纂《敘録》一卷附之；[29]受王氏父子囑校任大椿《小學鉤沈》，受王引之囑校訂任大椿遺著《字林考逸》，録唐釋湛然《輔行記》；[30]受陳善囑校《永樂大典》本焦氏《易林注》，陳善以臧玉林《六藝論》輯本和臧庸所輯《三禮目録》合爲一册，付梓；[31]受郝懿行囑詳勘校定王照圓《列女傳補注》，復爲之序；[32]佐劉鳳誥編次《五代史記注》，爲孫星衍續成《史記天官書考證》，校訂孫星衍《皋陶謨義疏》，並撰《皋陶謨增句疏證》證成其説；[33]與同里劉逢禄、莊綬甲約爲《五經考異》，仿《經典釋文》之例，采輯舊本經籍所引異文古訓，旁稽近代名儒深通經義小學者之言，匯爲一編。臧庸任《詩考》，著《詩考異》四卷；[34]校定纂次汪德钺遺書，編爲《周易義例》一卷、《周易雜卦反對互圖》一卷、《七經偶記》十二卷、《女範》二卷、《鋭齋偶筆》二卷、《日記》六卷、《四一居士文鈔》六卷等，凡十種，並掇其經説之要者，爲作《行狀》；[35]爲吴烜纂輯《中州文獻考》；[36]得段玉裁襄助，輯刻蕭該《漢書音義》三卷；[37]得阮元等襄助，赴廣東刊刻《經籍纂詁》《通俗文》《華嚴經音義》《經義雜記》等書。

這一時期，臧庸繼續保持與當時學者的頻繁交游。如嘉慶二年（1797）新春，與阮元、鮑廷博、丁杰、王昶、朱文藻、錢大昭、陳焯、張若采、許宗彦、何元錫諸君集瑪瑙寺文宴；十月，與袁廷梼、鈕樹玉、顧千里、費士璣、李鋭、瞿中溶、段玉裁諸君會飲於袁氏漁隱小圃；[38]與王氏父子、阮元、錢大昕、段玉裁、秦瀛、郝懿行、孫星衍、陳壽祺、莊述祖、張伯雅等人更是書問不絕，一時師友之盛。

臧庸與當時學界大儒屨以書札往復講論，或以經史古義相與質疑問難，或互倡古籍珍本的校勘考證，樂之不疲，至兀坐成疾，不以爲困[39]。如與錢大昕討論鄭玄《易注》；[40]與陳壽祺討論《禮》《詩》韻例及《尚書》古今文；[41]與孫星衍論校勘《管子》事，推尊王念孫之所得；[42]與王引之、王念孫論任大椿遺著《小學鉤沉》校勘事，並提出處理意見，王念孫復書，表示贊同；[43]與秦瀛書辨韓愈郡望非昌黎，又與翁方綱書論《毛詩》“下武”之義，翁氏不以其説爲然，復來書辨之。[44]

友朋互撰序跋以相砥勵，既昌明學術，又闡發自己對某些學術問題的看法。如臧庸撰寫《題夏小正全書目録》表彰宋咸熙輯逸之功；宋咸熙輯刻吕祖謙《古周易音訓》，臧庸代爲之序；撰《書宋槧左傳不全本後》以明宋本之可貴；撰《小爾雅徵文》，闡發戴震説，考證《小爾雅》乃王肅作；撰《子夏易傳序》，以子夏非卜商，而係漢韓嬰；跋阮元《大學格物説》；段玉裁爲臧庸所輯蕭該《漢書音義》撰序，並爲勘正訛謬，出資助其刊刻；[45]鮑廷博見其所集《孝經鄭氏解輯》，喜其精核，與日本岡田挺之所輯《孝經鄭注》合刻，阮元爲之序；[46]王念孫爲其《拜經日記》撰序，用筆圈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47]孫馮翼取臧庸《毛詩馬王微》輯本，序而刊之。[48]

另，臧庸爲師友撰寫傳狀之文亦多，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臧庸爲其師盧文弨所撰《行狀》，[49]敘其行實、治經大略及著述，以昌其學行。其收於《文集》中的經義闡釋類文章，如《弟婦釋》《爲妾服緦議并釋》《五岳釋》《漢太尉南閣祭酒考》《克己復禮解》《仁舊貫解》《頌釋》《昆弟兄弟釋異》等，也都撰寫於這一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