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诗学”是贯穿本书的重要概念，也是理性化同时偏于线性的“意图式”存在，它介于“想象界”和“符号界”之中[1]。而清代云南诗学则是一个偏于结构化的空间存在，其涉及以下几点内容：“清代”界定了研究的时间阈限，也把论题置于清代这一特定的政治、思想及学术背景之下；“云南”则显示了论题研究的特定地域范围，确定了研究对象的地理疆界；“诗学”则是就清代云南诗文论著中所呈现的诗学问题而言，即研究对象主要是清代云南诗文论著中所呈现的诗学问题。具体而言，本书中的“诗学”主要是指在诗歌相关的理论和批评中所呈现出来的诗歌美学问题，包括诗学观以及审美创造和批评的一般规律等方面内容。之所以不采用“云南古代文论”这一表述，源于云南古代文学理论主要出现在清代，并且主要是诗歌理论，故行文中选用“清代云南诗学”这一表述。
就体量和内在性而言，“诗学”有两层含义：一是清代云南的诗歌美学问题，“非指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包括一切文艺理论在内的广义的‘诗学’，而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狭义的‘诗学’，即有关诗歌这一特定文本的理论”[2]；二是清代云南诗文论著中所包含的文学理论问题。在研究清代云南诗歌美学问题的同时，不放弃对清代云南诗文论著中“文”论的研究，即是说，在论述“清代云南诗学”这一概念时，由于论述对象常涉及“文”，却又在“诗学”范畴之内。实际上，清代云南诗文论著主要是对诗歌美学的探讨，这也构成了云南诗文论著的主流，关于文论的并不太多。而“性情”和“学养”则是云南诗文论著所探讨的较为显在问题，也是云南诗文论著予以较多篇幅集中讨论的问题，所以把它们抽取出来做重点探讨。为论述方便，行文中的清代云南诗文论著，一般表述为“清代云南诗学”。
绪论部分首先从文学批评史、诗学研究专著、研究云南诗学的专著与单篇论文这几个方面对清代云南诗学的研究状况进行概述，并指出其成就与不足。然后勾勒清代云南诗学的总体风貌，并初步判断清代云南诗学的价值和意义。最后就研究思路与方法加以说明。在试图阐绎每个诗学观念内涵的同时，与中原主流诗学进行比较，从而有利于彰显清代云南诗学的某些地域化特征。
第一章首先在社会文化层面对清代云南诗学的存在状态做一番粗线条刻画，特别突出移民、儒学教育和士阶层兴起、科举制度等对清代云南诗学的重要影响。接着对清代云南诗学发展状况进行考察，说明其后发性与速成性特征。
第二章结合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情、志观念，对清代云南诗学本体论进行考察。清代云南诗学家认为诗歌本体呈现为“气”“心”“性”“情”“性情”等概念，并与“真”有莫大关系。总体上看，清代云南诗学认为诗歌是主体性情的艺术外显。在中原诗学那里，这一艺术观念早已存在并得到广泛运用或申说，但在清代云南诗学这儿，此艺术观念得到格外集中、强烈的阐发，并由此形成了既源于中原诗学又与其有所区别的自家特色。
第三章探讨在本体论决定下的诗歌创作论。分根柢与兴会、有法与无法、师古与变通独创三大部分对清代云南诗学中的创作观作详细观照。清代云南诗学的显著特色之一就是把根柢、兴会、性情与学问统合起来论述，强调诗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后又通过“无法”与“活法”等实现对法的超越，从而达到“至法无法”这一诗歌创作的自由境界。而在师古与变通独创之间则更强调后者。总体来看，清代云南诗学重视性情和学养，体现出诗歌是基于根柢与兴会的审美创造这一特征。
第四章探讨批评论。清代云南诗学对“温柔敦厚”推崇的背后，离不开传统社会里的儒家底色。道德与审美自然是其潜存的两个批评向度。道德批评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即诉诸于直觉的判断和诉诸于日常积累的知识、经验的判断。前者主要是文本角度不反思的道德直觉判断，后者则包括对日常生活中诗人道德品行的判断，以及文学艺术活动中对是否符合“温柔敦厚”“思无邪”等思想内容的判断。审美批评则主要从以“真”为美、以“清”为美、以“中和”为美三个重要方面来论。清代云南诗学一方面呈现了道德批评的焦虑，一方面又展示了审美批评的自觉，二者并行不悖，故能“兼擅今古名大家之美”，从而成为颇具特色的诗学存在。
结语部分对诗歌本体、诗歌创作、诗格诗法、诗歌批评、诗歌功用诸方面加以总结。总体看来，清代云南诗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认为：诗歌是主体性情的艺术外显，是缘于根柢与兴会的审美创造。就诗歌批评而言，道德批评和审美批评共同构成了清代云南诗歌批评的主要话语。
总之，无论从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还是批评论来看，清代云南诗学有对中原主流诗学的合理继承，也不乏独立的思考与见解，是滇人诗性智慧的结晶。它虽比不上中原主流诗学的博大精深，但其价值却不容忽视。可以说，清代云南诗学是中国古典诗学的一部分，也是其必要补充，诗学的地方性叙述话语恰恰是中国诗学的重要构成元素。实际上，也正是多区域性、多重的叙述结构共同构建了中国诗学的总体。无论如何，在中国古典诗学史上，清代云南诗学自有其存在价值，也是地域性诗学颇具特色的存在。
[1] 诗学研究难以完全进入拉康所说的“实在界”，精神分析话语里的“欲望”“凝视”“剩余”“小客体”等语词除去语言学的角度，更多是偏向主体意识的分析，沿此追溯，西方哲学话语的几次转变，方法上都隐含了“为什么”的寻思，这种动机论的叙事分析方式在面向审美性质的诗学时未尝不是一种强迫。
[2] 萧华荣：《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