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研究以《汉书·艺文志》为枢纽。《汉志》乃是刘向、刘歆父子所校“新书”之目录，而非西汉当世所传文献（或曰“旧书”）目录。《汉志》书目的实质，有两点尤为关键：其一，它记录了西汉末年有哪些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非西汉末年曾有哪些书流传。其二，《汉志》更近于一部“类目”，而非“书目”，即它虽然不是当时所有文献的记录，但却可以反映当时世传文献的主体类型。这两个方面，前人多未加留意或重视不足，故对《汉志》有颇多误读之处。反观学术史、文学史、思想史诸领域，我们会发现迄今为止，周秦汉相关问题的研究多在《汉志》框架内展开，即便近几十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依然未改变《汉志》模式的主导地位。然而，致命的问题是，没有充分考虑上述两个方面，就将《汉志》的书目结构默认为周秦汉学术和文献的基础背景，虽是对《汉志》书目性质的轻微的误读，却使得我们对周秦汉文献的认识，以及对其的处理方式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偏差，即便仅仅是学理性的偏差，对于整体的研究而言，也足以具有根本的破坏性了。因此，重视并明晰《汉志》的性质，并有效利用之，会在周秦汉学术、文学研究领域，促生一种新的问题方式，本书的研究就是循着这种思路展开的。

内容上，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综论，乃是在下编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所作，因此是本书最后成文的部分。这部分讨论了以下两个主要问题：其一，西汉末年的文本革命（这是笔者大胆的，甚至有些粗鲁的命名）具体如何发生，又如何影响文本的内部和外部，以及我们如何相对准确地认识和利用西汉以前的文本；其二，我们如何恰当地遵循文本内部不同层次的“适用限度”，在《汉志》的基础上，超越先前主导周秦汉学术研究的“《汉志》主义”（命名还是有些粗鲁），更新研究方式，发现文本中那些原本被遮蔽的问题。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因综论乃在下编专题研究基础上成文，故有个别地方因论述需要，略有重复，作者学力稚拙，目前也只能如此处理了。

下编乃是专题的研究，分别涉及《毛诗》、《左传》、《论语》、《孟子》、《汉书·五行志》、《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等文献，其研究思路及基本内容，因每章均有导言，故于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