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当代西方文论首先需要从时限加以界说。“当代”是与古代、中世纪、近现代相对应的历史阶段，其字面意义是“当今时代”。[1]它以人的寿限为特征，使人联想到生命和事件尚未成为过去式的鲜活存在的状态。本书立足于中国学术立场，以20世纪中叶至今的文艺理论研究为时间范围，在欧洲“奥斯维辛”以来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紧密追踪与过滤西方文论的前沿发展和重要范式转型，尤其关注已进入国外西方文论著作的新生代重要思想家，或国内学界相对较陌生的学术方式与理论方法精粹，论析其重要范畴的生成、代表人物和理论话语，梳理其增殖、交叠与对话关系，选择其中国化的一些重要维度进行跨语境研究。

追踪当代西方文论的前沿发展，凸显创新意识，意味着要注重采用第一手外语权威文献资料，结合更新频度快的互联网信息。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研究当代西方文论的主要依据是国外一些代表性的英文专著如《诺顿理论与批评选集》《21世纪理论文艺复兴中的文学批评》（V.B.Leitch，2010/2014）、《现代文学批评与理论史》（M.A.R.Habib，2008）、《当今批判理论》（Lois Tyson，2006）、《布莱克威尔文学理论导论》（G.Castle，2007）等。在理论代表性人物研究方面，本书尽可能采用最新成果，充分利用赛博空间的网页信息，尤其是维基百科英文辞条。同时，也密切关注、借鉴和评价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前沿性的重要成果，以保证研究的时效、水准与质量。

当代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的探讨，是一种跨文化、跨语境的系统研究工程。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臻于“黄金时代”，众多非传统文学领域的哲人走向文艺理论话语的前台，构成当代“哲性诗学”的理论景观。[2]在新千年前后，一系列思想观念和学术范式转向凸显。贝斯特和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质疑》认为：“新兴话语的激增意味着社会和文化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变。”[3]一方面，社会经济与文化蕴含的重大变化促进了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的新兴话语激增，催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范式转向。另一方面，这些与日俱增的理论话语和范式转向，反过来又激活了社会文化的反思，成为当代西方语境交叠变异、文艺思想对话增殖的重要标志。20世纪以来，西方文论在主导世界文艺思潮的发展，但是其理论全球巡航也不断地激发非西方的批判性反响。而在世界文论视野中，西方与中国、印度鼎足而立，各具悠久传统与思想特质。[4]当代西方文论研究不仅本身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是中国文论乃至东方文论的互补性推力和重要理论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