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时段与马华文学思潮的脉动

本书研究起止时段大致是1988年至2009年。前者大致从“茅草行动”后《星洲日报》复刊时间1988年4月8日开始。《星洲日报》复刊其实饶有意味，社长张晓卿谓《星洲日报》得以恢复出版“当局的谅解乃是关键所在”[24]，实际上，马哈蒂尔政府借“茅草行动”团结巫统稳定自己的执政权力后[25]，转而采取“经济国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弥合种族关系裂痕[26]。故而“茅草行动”是马来西亚政治转折点。2009年同样是一个标志性时间节点，即作为马华文学风向标的“花踪文学奖”举办十届。

在这长达20余年的时间段马华社会经历重要转型。1990年代始，马来西亚的政治相对开放开明，经济蓬勃发展，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大型都会崛起，城市人口不断激增。马来西亚政府的柔性威权主义政策对华人由压制同化转为经济上放松管制、教育上相对宽容对待，三所华文高等教育独立学院在1990年代相继获准开办，华人社会选票的地位变化——从无关大局转变为“关键少数”[27]，文化向多元化迈进。伴随社会的转型，从1980年代末起，马华文学自身在各种思潮的涌入与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影响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重构时期，尤其是1990年代马华文坛形成了非常频密的论争与论战，论战意味着话语的生产，马华文学呈现“众声喧哗”的光景，马华文坛开始世代更替与文学范式转换的文学思潮嬗变新时期。同时随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商业化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马华文学的大众文化消费性格不可忽视。

20年来，就理论工具的兴起而言，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1990年代美国出现了“少数话语”（minority discourse）理论。其主要特征就是找出差异和多种声音，旨在恢复被社会压制或驱逐到边缘的文本（作品）。它关心的是处于弱势力量的“少数”如何能从边缘发出自己独立、反抗的声音，与统治的文化具有类似的对抗性的关系，“少数话语”理论“关系到与主导文化处于克制和对立地位的不同少数文化的政治及文化结构的理论表达”[28]。而后殖民理论是当代发展最快、争议最多的文化论述，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哲学发轫于万隆会议，后殖民文化分析关注的，便是抗衡主流西方观点的理论结构及其阐释，后殖民的基本立场是反抗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29]因此，后殖民理论解构本质主义的中心和边缘论述，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霸权及倡导多元文化主义。

在后殖民论述和少数话语理论的影响下，1990年代以来，“承认的政治”仍然构成了马华文学思潮和论述的核心主题[30]，一方面，在马来西亚国家文学版图里，马华知识人和写作人既召唤民族文化作为政治抵抗符号资本，又有意识地介入国家话语体系，表现出寻求国家文化、国家文学承认/ 认同的焦虑；另一方面，处于后殖民情境中的马华文学，也表现出力求去除中国文化中心或大的中文系统影响的焦虑[31]，马华文坛从“中国性”争论到马来西亚华语语系概念的使用均可看作是马华文学力求建构清晰的主体性从而对中国大文学传统概念提出挑战的表现。我们知道，文学思潮史同时是“文学观念动态的流布历史”，这里所说的“观念”，主要是审美性观念，“为此，就又决定了文学思潮的研究最终是一种审美研究”[32]，20年间在“承认的政治”思潮的内驱下，马华文学审美性观念亦随之会发生重大变化。

《星洲日报》作为马来西亚第一华文大报，其文艺副刊更是采取一种动态策划的运作方式，透过编辑规划、专辑策划、专栏设置、征文等活动有力地参与文坛秩序的重组，深刻把握马华社会和马华文坛思潮脉动及马华文学阅读消费走向的变迁，制造马华文学焦点现象，真正使文艺副刊成为马华文学生产、传播、消费最为集中交汇的媒介平台。

本书即尝试以1988年至2009年这20余年间《星洲日报》文艺副刊资料为样本，尽量返回历史现场从而避免先验预设，得出文学副刊与马华文学思潮嬗变的合理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