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在唐代文学的地域研究方面，虽然学界已有不少的成果涌现，但还有很多切实和具体的研究工作有待展开。唐代四海一统，八方来仪，其包容性、开放性的主体文化正是多民族和各地域文化相互交融和碰撞的结果，所以唐代也是中国地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从文化区域来讲，关中文化、河洛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等都参与了唐代文化的构筑。从行政区域的划分来讲，唐代存在京都与京外的差异、首都与陪都的差异、京外各州道之间的差异。这些地域因素的多元性与地域文化的丰富性，都在唐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中产生了作用，不可忽视。

从地域和空间的角度对唐代文学进行观照，长安和洛阳始终是文学地图上最重要的两个坐标点。袁行霈先生谈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说：“地理分布，包括以下三种情况：一、在某个时期，同一地区集中出现一批文学家，使这个地区成为人文荟萃之地；二、在某个时期，文学家们集中活动于某一地区，使这个地区成为文学的中心；三、在某个时期，各地区出现的作家数量的统计分析。”[31]无论是“集中出现”还是“集中活动”，两京皆在地理分布上占首要位置。据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一文所考，唐代诗人以两京诗人占籍数量最多。其中京兆府186人，河南府120人，京兆府以万年县和长安县诗人最多，河南府以河南县和洛阳县诗人最多。[32]当然，这是一种静态的地域分布状况。若从“集中活动”之动态分布来看，唐两京作为历代文学和文化的重心，更自不待言。

在唐两京与文学创作这一研究课题上，学界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深层挖掘与比较、宏观把握及规律性问题等的探讨上，仍有若干学术空白。比如，在唐代将近三百年盛衰起伏的历史上，两京发生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其对文学的影响如何？长安和洛阳作为“两京”被唐人认同和接受，那么，两者在唐人的生活和创作中有什么样的共性意义？同时，长安和洛阳存在首都与陪都的差异，这种地域和政治文化的不同在唐人的创作中又有着怎样的体现？如此等等，皆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和考察。

本著研究的思路和构想基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对唐两京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作静态观照。二者之间的联系突出表现在唐人文学创作的题材上，如京都文学、游谒文学、唱和文学几种文学类型明显受两京文化影响，并表现出文学主题的恒定性。第二，动态考察唐两京与文人、文学创作的关系。一者着眼于唐代文人以两京为中心的地域空间移动，如京外诗人、贬谪诗人、流寓诗人、东都分司官诗人等，探究他们的心态、创作、文学传播与两京的关系；二者投射于唐两京的时代变迁及其对文学发生的影响，以期从时、空两方面的变化对唐两京与文学的关系予以呈现。第三，通过唐代诗歌中的典型案例分析，对长安与文学、洛阳与文学进行内部比较，以展示两京文化在文学表述中的差异。

依此思路，本著拟为八章，分别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研究。

第一部分：唐两京的时代变迁与文学研究。这部分主要论述唐两京的建制、历史变迁及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内容分三节论述：1.唐都长安的历史建设及盛衰变化；2.唐代东都洛阳的地位变迁；3.东都洛阳的历史变迁与唐代的文学发展。长安和洛阳在唐代历史上皆经历了盛衰变化，其中东都洛阳的地位消长对唐人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帝王巡幸、则天执政、东都散地皆直接导致了诗文创作的变化。

第二部分：唐两京与文学的题材类型研究。这部分按三个主题展开：1.唐两京与京都文学。主要考察以两京和两京生活为描写及歌咏对象的诗歌创作，如初唐诗坛京都诗、唐代京城早朝与诗歌、唐代京城寓直与诗歌，探讨帝都文化影响下的诗歌风格及王朝气象。2.唐两京与唱和文学。唐代诗文唱和风气甚浓，两京作为文人士子的汇聚之地，自然在唱和文学的空间分布上占据首要位置。京城特有的政治文化，亦导致了两京文学唱和与其他地域不同的几种形式，如君臣之间的应制唱和、京官的同朝唱和。3.唐两京游谒与文学。唐代士人在京城的游谒活动及诗文创作，已为学人广泛关注。本著立足于京城文化，主要对唐代文人的游谒目的、方式、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士风世态进行考察。

第三部分：唐两京与文人变迁研究。本部分从唐代文人在地域上与两京的疏离为着眼点，探讨以下内容：1.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唐代文人普遍怀有一种恋京的情结，并在诗歌创作中多有展露。这种恋京情结的心理内涵和情感层次在京外士子、贬逐文官和战乱流寓文人的身上有不同的书写和体现。2.唐两京与贬地文学传播的差异考察。唐代的文学传播技术有限，传播方式和文学环境的不同，导致作家在当世不同的传播效应和社会影响力，进而直接关联到整个文坛面貌和创作风气。在唐代文学传播的场域空间里，京城和贬地具有优劣两极的典型意义。对此考察，可以一探地域空间的差异给予唐代文学的意义与影响。3.唐代东都分司官与文学。在唐代文学的创作队伍中，东都分司官这一群体尤其值得注意。它既位列京官，同时因对长安和政治权力的退避而带有贬黜和闲置的性质。这一散秩不仅促成了洛阳文学创作的活跃，也造就了唐代洛阳文学独有的文化特性。但在唐代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下，分司文人的心态和创作亦有不同。

第四部分：唐两京在诗歌表现中的文化差异。长安和洛阳，虽在唐代同为京都，但由于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相应生成了各自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因之，唐代诗歌对其亦有差异性的文学表达和文化呈现，如唐诗中的《长安道》和《洛阳道》、“灞桥”和“津桥”，以及晚唐咏史怀古诗中的两京书写，皆表现出不同的城市风貌和文化意蕴。对这些典型案例进行考察，可以窥斑知豹，从中认识两京文化的差异及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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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1页。

[2] （汉）班固：《白虎通德论》，四部丛刊景元大德覆宋监本。

[3] （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35页。

[4] 蒋冀骋点校：《左传》卷三，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8页。

[5] （汉）刘熙：《释名》，四部丛刊景明翻宋书棚本。

[6] （汉）公羊寿传，（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7] （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卷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

[8]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3页。

[9] 《梁书》卷五〇《文学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13页。

[10] （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174页。

[1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5页。

[12]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张说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13] （宋）葛胜仲：《丹阳集》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饮冰室文集》之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4—87页。

[15]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0页。

[16] 《读书》1986年第4期。

[17]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第46页。

[18] 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页。

[19] ［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20] 王兆鹏：《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的构想》，《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

[21] 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22] 《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23] 《安徽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

[24] 《隋书》卷七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0页。

[25] 程千帆：《文论十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

[26] 转引自程千帆《文论十笺》，第108—109页。

[27]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第33、37页。

[28]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3—4页。

[29]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王国维全集》第八卷《观堂集林》卷一○，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2页。

[30] 胡可先：《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素和空间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31]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第40页。

[32] 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