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代洛阳的建设和地位变迁

洛阳的建设发展和历史地位在唐代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起伏过程。安史之乱前，城市由战乱破坏后的萧条逐渐恢复生机、发展和繁荣，其政治经济地位上的鼎盛甚至一度超过长安。安史之乱后，东都洛阳遭到严重破坏，帝王不再东巡。随着唐王朝政治的衰败，洛阳亦日趋没落。从某种意义上说，唐代洛阳的升沉变迁，就是整个唐王朝政治变迁和社会盛衰的一个缩影。

一 安史之乱前洛阳的发展及鼎盛

唐代洛阳的城市空间及建设和长安一样，在隋朝洛阳的基础上发展。而且，唐朝在建都上以长安和洛阳为东西两京的政策，同样也受到了隋朝的影响。在汉魏故城洛阳屡遭战乱破坏以后，隋朝东京洛阳的营建在隋炀帝时。仁寿四年（604）十一月，炀帝即位后不久，为了加强对关东地区的控制，就正式发布了营建东京的诏书。诏书云：“……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岛岛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佥谐厥议。但成周墟塉，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39]从中可见，炀帝下旨营建东京，既出于对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这一地理位置重要性的认识，又有“心奉先志”的因素，同时还是当时谅王悖逆、平定山东局势这一政治现实的需要。北魏洛阳城在动乱分裂以后已非常残破，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描述当时所见云：“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40]所以，隋时东京洛阳的营建并未在旧址上进行，而是于“故洛城西移十八里”新置。大业元年（605）三月，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41]大业二年（606）正月，东京建成，“北据邙山，南对伊阙，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42]。洛阳的城市规划和长安相似，由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组成。虽然炀帝在诏书中声称“务从节俭”，但《隋书·宇文恺传》载：“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43]建成之后，“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于东京” [44]，并于大业五年（609）正月，正式改东京为东都。而且，炀帝自东都建成后再未返回长安，洛阳名为陪都，但已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

隋末动乱，洛阳成为各方争夺要地，最后王世充占据洛阳，并自立为帝，国号郑。唐祚建立以后，直至武德四年（621）五月，秦王李世民围洛阳，获窦建德，王世充举东都降，中原得才得以平定。《资治通鉴》卷一八九载唐兵入城时：“秦王世民观隋宫殿，叹曰：‘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废诸道场，城中僧尼，留有名德者各三十人，余皆返初。”[45]《唐会要》卷三○亦载：“武德四年十二月七日，使行台仆射屈突通焚乾元殿应天门紫微观，以其太奢。”[46]可见，炀帝营建东都极尽侈丽，已成为其暴政的一大表现。唐朝新建伊始，为了同暴虐的隋炀帝划清界限，厉行节俭，故下令焚烧其在洛阳所建奢华宫殿。经过了隋末战争的破坏及唐军入城后一定范围内的焚毁，洛阳在唐初还是一番萧条残破的景象。《唐会要》卷七二载武德三年（620）七月十一日高祖诏书曰：“况今伊洛犹芜，江湖尚梗。”[47]武德四年（621）秋，凌敬于窦建德兵败后入关，经洛阳，作《游隋故都》描述当时所见情景云：“洛城聊顾步，长想遂留连。水斗宫初毁，风变鼎将迁。……兹辰素商节，灰管变星躔。平原悴秋草，乔木敛寒烟。翻黄坠疏叶，凝翠积高天。参差海曲雁，寂寞柳门蝉。兴悼今如此，悲愁复在旃。彷徨不忍去，杖策屡回邅。”[48]贞观六年（632）正月，文武百官复请封禅，魏徵独以为不可，其劝谏言辞中还着重提到伊洛一带萧条凋敝的景况：“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49]

洛阳平定后，唐王朝对于其行政区域及级别的设置亦多反复。《唐会要》卷六八载：“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废东都，置总管府，以淮阳王道玄为之。其年十一月十一日，置洛州大行台，改为东都。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改东都为洛州。九年六月十三日，废行台，置都督府，以屈突通为之。”[50]可见，唐初南北一统后，曾在短时间内沿袭隋制、以洛阳为东都，然而在武德六年（623）又废除了东都之制。太宗贞观时，洛阳的地位问题再次提上议程并得到重视。这主要表现在贞观君臣对营建洛阳宫一事的争议上。《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四年（630）六月，太宗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以隋炀帝劳民伤财的暴虐之训加以谏阻，云：“陛下初平洛阳，凡隋氏宫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缮，何前日恶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财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太宗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故而此事搁浅。贞观五年（631）九月，太宗“又将修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表谏，以‘乱离甫尔，百姓凋弊，帑藏空虚，若营造不已，公私劳费，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于我非亲，但以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琎修洛阳宫，琎凿池筑山，雕饰华靡。上遽命毁之，免琎官。”[51]可见，在洛阳宫的修建上，贞观大臣主要着眼于前朝暴虐亡国的前车之鉴，以及唐初国库不盈、亟须节俭图治的政治形势加以反对，而太宗则看到“洛阳土中，朝贡道均”的地理优势，为便民和临制四方执意坚持这一计划，并最终得以施行。据《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八年（634）载，中牟丞皇甫德参因上言“修洛阳宫，劳人”等，太宗怒，欲治其谤讪之罪。可知，贞观八年（634）左右，洛阳宫的修建是在进行中的。洛阳宫建成之后，贞观十一年（637）三月，太宗“车驾至洛阳”，并“改洛州为洛阳宫”[52]。之后，贞观十五年（641）正月、贞观十八年（644）十一月，又两次巡幸洛阳。而且，在太宗时，洛阳的科举活动也拉开了序幕。《唐会要》卷七五载：“贞观元年，京师米贵，始分人于洛州置选。”[53]《新唐书·选举志》云：“太宗时，以岁旱谷贵，东人选者集于洛州，谓之‘东选’。”[54]贞观十一年（637）太宗首次巡幸时，“诏河北、淮南举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堪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并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给传诣洛阳宫”[55]。这时，洛阳虽名为行宫，实际上已具有准都城的地位。

高宗显庆二年（657），正式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阶品并准雍州”[56]。高宗《建东都诏》云：“朕闻践华固德，百二称乎建瓴；卜洛归仁，七百崇乎定鼎。是以控膏腴于天府，启黄图于渭滨，襟沃壤于王城，摛绿宇于河渚。市朝之城，丽皇州之九纬；丹紫之原，邈神皋之千里。二京之盛，其来自昔。此都中兹宇宙，通赋贡于四方；交乎风雨，均朝宗于万国。置槷之规犹勤，测圭之地载革。岂得宅帝之乡，独称都于四塞；来王之邑，匪建国于三川。宜改洛阳宫为东都。”[57]这篇诏文将唐两京制度化、正规化，其中讲到了自古建都长安和洛阳的悠久历史，并着重强调了东都“中兹宇宙”、“交乎风雨”的地理重要性。除了下诏确立东都的性质、提升洛阳的政治地位，高宗时还对东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据《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

时司农卿韦机兼领将作、少府二司，高宗以恭陵玄宫狭小，不容送终之具，遣机续成其功，机于埏之左右为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阳等宫，莫不壮丽。[58]

《唐会要》卷三○“洛阳宫”载录更详：

上元二年，高宗将还西京，乃谓司农少卿韦机曰：“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见在宫馆，隋代所造，岁序既淹，渐将颓顿，欲修殊费财力，为之奈何？”机奏曰：“臣曹司旧式，差丁采木，皆有雇直。今户奴采斫，足支十年，所纳丁庸，及蒲荷之直。在库见贮四十万贯，用之市材造瓦，不劳百姓，三载必成矣。”上大悦，乃召机摄东都将作、少府两司事，使渐营之。于是机始造宿羽、高山等宫。其后，上游于洛水之北，乘高临下，有登眺之美，乃敕韦机造一高馆，及成临幸，即令列岸修廊，连亘一里，又于涧曲疏建阴殿。至仪凤四年，车驾入洛，乃移御之（即今之上阳宫也）。尚书左仆射刘仁轨谓侍御史狄仁杰曰：“古之陂池台榭，皆在深宫重城之内，不欲外人见之，恐伤百姓之心也。韦机之作，列岸修廊，在于堞之外，万方朝谒，无不睹之，此岂致君尧、舜之意哉？”韦机闻之曰：“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职，辅弼之臣，则思献替之事；府藏之臣，行诏守官而已。吾不敢越分也。”[59]

除了宿羽、高山、上阳宫，它如《唐会要》卷三○载：“至麟德二年二月十二日，所司奏，乾元殿成。其应天门先亦焚之，及是造成，号为则天门。”[60]可见，高宗时，朝廷破费财力，在东都增修了一系列壮观华丽的宫殿楼阁，以备临幸游览。其铺张奢华之况，甚至还引起了朝中官员的弹劾和讽议。

因朝廷机构的设置和政策的制定施行，东都的教育科举活动也在高宗时变得活跃和稳定。龙朔二年（662）正月，“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等员，均分于两都教授”[61]。官学的建立，无疑带来洛阳人才的汇集和文化的繁荣。在科举选拔上，也有此时将东都作为常举地点的历史记载。如《唐会要》卷七五“东都选”云：“永徽元年，始置两都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开耀元年十月，崇文馆直学士崔融议选事曰：‘关外诸州，道里迢递，洛河之邑，天地之中。伏望诏东西二曹，两京都分简留放，既毕同赴京师。’”[62]东都恢复以后，高宗在26年间经常往来于两都之间，幸洛阳多达7次，前后居东都累计11年之久。故而除了常科以外，制举考试也因高宗的驻跸时常在洛阳进行。如永隆元年（680）制举科岳牧举，高宗在洛阳武成殿亲问，武陟县尉员半千及第[63]。

高宗巡幸洛阳的原因有多种。有出于关中生产供应不足，而洛阳是南北水陆转运中心、全国的财赋租税多集中于此这一经济原因，如《册府元龟》载：“咸亨元年十一月壬戌，帝亲于殿前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者，仍许子弟扶至殿庭宣敕。谓之曰：朕虽居九重之内，尝以万姓为心，而诚不动天，遂使阴阳错谬。自从去岁，关中旱俭，禾稼不收，多有乏绝，百姓不足。责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为愧。今洛口仓廪，且复充实，更为转运，于是艰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64]《唐大诏令集》载仪凤二年（677）十月《幸东都诏》：“咸京天府，地狭人繁，百役所归，五方胥萃。虽获登秋之积，犹亏洊岁之资。睠言于此，思蠲徭赋。夫以交风奥壤，测景神州，职贡所均，水陆辐凑，今兹丰熟，特倍常时，事贵从宜，实惟权道，即以来年正月幸东都。”[65]即是为避关中地狭人多、粮物紧缺这一现实困难。亦有政事上的各种需要。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临镇洛阳处理朝廷与东北方高丽、百济、新罗之间的战事和外交关系。如显庆五年（660）至龙朔元年（661），高宗在洛阳指挥出击高丽，《资治通鉴》卷二○○龙朔元年（661）载：“三月，丙申朔，上与群臣及外夷宴于洛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谓之《一戎大定乐》。时上欲亲征高丽，以象用武之势也。……（四月）庚辰，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上欲自将大军继之；癸巳，皇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66]若遇东行举行封禅大典，洛阳则成为各道及诸国的集结地，《唐会要》卷七即载：“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发东都，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列营置幕，弥亘郊原。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是时，频岁丰稔，斗米至五钱，豆麦不列于市。议者以为古来帝王封禅，未有若斯之盛者也。”[67]百官公卿、各国酋长、使者云集洛阳，其盛况可以想见。可以说，高宗时，长安和洛阳正如其所说，乃东西二宅。当然，洛阳的地位虽得以提升，但长安作为首都和全国的政治中心，并未有所减色。

武则天时期，洛阳取代长安成为正式的首都和实际的政治中心。光宅元年（684），武则天临朝称制，改东都为神都。天授元年（690），武则天革唐命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武则天在位二十余年，除长安元年（701）十月至长安三年（703）十月两年内行幸西京长安，其余时间均留在洛阳。武周首都洛阳，学界一个比较统一的看法，即出于改旗易色这一政治上的考虑。关中是李唐王室的政治根据地，而武则天“不属于关陇军事贵族和关中士族，而是关东庶族，不必首崇长安。在插手政治多年的基础上，她着手改朝换代，就必须在制度上标新立异，另立系统，选择都城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她抛弃长安，都于洛阳，无非想要摆脱李唐王朝的大本营和政治、礼仪氛围，淡化甚至消泯人们对于长安和唐帝室的回忆和感情，利用洛阳巩固新政权，建立新秩序。因此，洛阳凌驾于长安之上，便意味着关陇势力的失势和唐祚中止、江山变色。”[68]武则天将政治中心迁往洛阳以后，不仅在政治和舆论上进行了改革和造势，如改尚书省及诸司官名，拜洛水、受“天授圣图”，“立武氏七庙于神都”，“改唐太庙为享德庙”，“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等[69]，还对都城洛阳进行了隆重的建设。不仅大张旗鼓地增修宫殿，如建明堂、铸天枢、造九鼎，而且为了整个城市的繁荣，于天授二年（691）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另外，朝廷权贵如宗楚客、许敬宗、张易之兄弟、安乐公主等，在洛阳城内竞造宅邸山池，穷天下之壮丽，更添城市富丽豪华。《朝野佥载》载：“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钑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颇梨珊瑚，车渠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库藏之物，尽于是矣。”[70]《通典》卷七亦载：“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纵，造罔极寺、太平观、香山寺、昭成寺，遂使农功虚费，府库空竭矣。”[71]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武周时科举、铨选等活动也相应主要在洛阳举行。如徐松《登科记考》卷三载永昌元年（689）进士及第，神都六人，西京二人；天授元年（690）进士及第，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而且，当时的洛阳作为全国的漕运中心，交通发达，物资充足，经济昌盛。这在诗文史料中可以得到佐证。如万岁通天元年（696），陈子昂《上军国机要事》云：“即日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72]长安四年（704），有人曾将两京在经济上予以对比：“长安四年正月，幸西京，洛阳县尉杨齐哲上书谏曰：‘……陛下今幸长安也，乃是背逸就劳，破益为损。何者？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陛下居之，国无横费。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非率户征科，其物尽官库酬给，公私縻耗，盖亦滋多，陛下居之，是国有横费，人疲重徭。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长安也，山东之财力日匮，在洛邑也，关西百姓，赋役靡加，背逸就劳，破益为损，殷鉴不远，伏惟念之。’”[73]由此得见，武周时，洛阳在物质的富足和城市的繁荣上要远超长安。可以说，武则天以洛阳为都，使这一城市在唐代历史上发展到了顶峰。

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政治中心迁回长安，“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神都依旧为东都”[74]。玄宗天宝元年（742），又改东都为东京。此时洛阳复为陪都，政治地位虽不及长安，但其经济上的优势仍十分明显，故帝王不得不予以重视。这主要表现在玄宗于开元年间五次巡幸洛阳[75]，巡幸的主要原因便是对洛阳位居全国经济中心这一重要性的认识。玄宗数次巡幸东都的诏令对其有直接的说明，如先天二年（713）七月《行幸东都诏》[76]：

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洛为会同之府。周公测景，是曰土中。总六气之所交，均万方之来贡。引鱼盐于淮海，通粳纻于吴越。瞻彼洛汭，长无阻饥。自中宗入关，于今八载，省方之典，允而莫修。遂使水漕陆挽，方春不息。劳人夺农，卒岁何望。关东嗟怨，朕实悯焉。思欲宁人而休转运，绾谷而就敖庾。加以暑雨作害，灾拂秦川。岁星有福，祥归豫野。……宜以今年十一月行幸东都。

开元四年（716）十二月三日《幸东都制》：

中朝公卿，屡言以沃朕，咸谓国之中洛，王者上地，均诸侯之赋，当天下之枢，陆行漕引，方舟系轪，费省万计，利逾十陪。更知夫便于物者，非自奉以怀安。嗟于人者，岂不因而阻愿。于是乎见品汇之阜，因京坻之饶，则无夺农矣。……宜以来年正月五日行幸东都。

开元九年（721）九月九日《幸东都诏》：

顷年关辅之地，转输实繁，重以河塞之役，兵戎屡动，千金有费，九载未储。……故因时以巡幸，卜洛万方之隩，维嵩五岳之中，风雨之所交，舟车之所会，沟通江汗之漕，控引河淇之运。利俗阜财，于是乎在。今欲省其费务，以实关中。即彼敖仓，少资河邑。……宜以明年正月十五日幸东都。[77]

开元十九年（731）六月《幸东都制》：

三秦九雒，咸曰帝京；五载一巡，时惟邦典。上腴多饶衍之美，仍劳于转输；中壤均舟车之凑，颇闻于殷积。朕所以相时度宜，期于利物者也。况河汴频稔，江淮屡登，二周驰望幸之诚，三川勤徯予之请，然犹未便顺动，且念人劳，期以来年，方议时迈。而顷京辅近甸，膏泽未均，陕雒之交，稼穑亦盛……宜以今年十月四日幸东都。[78]

以上数道诏令一致强调了洛阳四隩辐凑、舟车所会及漕粮殷积、经济富庶这一地理交通和经济上的突出优势。这说明两个问题：一者，洛阳自武周以后，至玄宗开元时期，漕运和经济得到了持续的繁荣和发展，《唐会要》亦载：开元时期，“东都含嘉仓，积江淮之米”[79]。二者，唐中宗复位以后，政治中心虽然迁回了长安，但关中粮物生产仍不足消费，尚依赖于漕运关东和以洛阳为枢纽的转运供给。这正如白居易《策林二十四·议罢漕运可否》所说：“秦居上腴，利号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赋不充。故岁漕山东谷四百万斛用给京师。”[80]神龙二年（706）十月，唐中宗车驾还京师，宋之问《为东都僧等请留驾表》云：“王主陪奉，更促工徒；虽力以子来，而颇妨农事。倘千官扈辇，同费太仓之粟；万国来庭，共索长安之米，将何给用，以济公私？且东都有河朔之饶，食江淮之利，九年之储已积，四方之赋攸均。”[81]也说明了当时这一情况。

玄宗巡幸东都时，多次在洛阳主持科举活动。如开元十年（722），“帝御雒城门试文章，及第二十人”。十四年（726）七月，“上御雒城南门楼，亲试岳牧举人及东封献赋颂人”。十五年（727）九月，“帝御雒城南门，亲试沈沦草泽，诣阙自举文武人等”[82]。另外，唐玄宗即位之后，还于东都设置了集贤殿书院，《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集贤殿书院”载：“玄宗即位，大校群书。开元五年，于乾元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置校定官四人。七年，驾在东都，于丽正殿置修书使。十二年，驾在东都。十三年与学士张说等宴于集仙殿，因改名集贤，改修书使为集贤书院学士。”[83]集贤殿书院作为藏书修书的学术文化机构，同时兼具举荐人才和参政议政的政治功能，在唐代的政治及文化领域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可不谓是东都文化史上的一大创举。

二 安史之乱后洛阳的衰落

安史之乱后，洛阳逐渐走向萧条和衰落，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1.政治经济形势及洛阳地位的变化

归纳而言，唐代前期，朝廷以洛阳为都和天子数次巡幸，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洛口集天下之粟”重要的经济地位。关中物资依赖洛阳的转运与供给，若遇关中饥荒或储蓄不丰，帝王常幸东都以就食。如前文所述玄宗几次临幸东都，即与这一因素相关。其中第五次，见《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十一年（733），“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二十二年（734）春正月，“己巳，幸东都”[84]。《新唐书·裴耀卿传》亦记：“迁京兆尹。明年（开元二十一年）秋，雨害稼，京师饥。帝将幸东都，召问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东巡，百司毕从，则太仓、三辅可遣重臣分道赈给，自东都益广漕运，以实关辅，关辅既实，则乘舆西还，事蔑不济。且国家大本在京师，但秦地狭，水旱易匮。往贞观、永徽时，禄禀者少，岁漕粟二十万略足；今用度寖广，运数倍且不支，故数东幸，以就敖粟。为国大计，臣愿广陕运道，使京师常有三年食，虽水旱不足忧。……’天子然其计，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于是置河阴、集津、三门仓，引天下租繇盟津溯河而西。三年积七百万石，省运费三十万缗。”[85]其中，裴耀卿非常明确地讲到漕粟供应上长安对东都洛阳的高度依赖，故而建议改革漕运问题，结果大有收效。

二是出于对关东及江淮的控御。李唐王室出身于西魏、北周以来形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关中是其政治根据地，故建祚后以长安为首都。但长安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原偏西，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对东方的山东和南方江淮一带的控制有鞭长莫及之憾。这层原因早在隋炀帝建立东都时即有明显的表述，其诏书云：“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86]因为“南服”和“东夏”距离关中较远，朝廷不易控制，故而于“天下之中”的洛阳建都，有利于国家政令推行和在政治军事上临制四方。唐前期统治者和朝臣对洛阳亦有这层认识。史念海曾论述东西魏分立之后关陇与山东之间相抗衡的历史渊源，并云：“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差距，以关陇集团为基础的建于关中的皇朝，就难免对山东人士有了若干戒心。”[87]唐太宗时虽然未以洛阳为都，但贞观十八年（644）第三次巡幸洛阳宫，即是为了完成隋朝收复辽东故土的未竟之业。《旧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十八年（644），“十一月壬寅，车驾至洛阳宫。……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88]。时太宗欲亲征，褚遂良在长安上疏反对，云：“东京、太原，谓之中地，东挥可以为声势，西指足以摧延陀，其于西京，径路非远。为其节度，以设军谋，系莫离支颈，献皇家之庙。此实处安全之上计，社稷之根本。”[89]十九年（645）正月，太宗自将诸军发洛阳，以萧瑀为洛阳宫留守，尉迟敬德又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殄。”[90]皆建议太宗坐镇洛阳，指挥辽东战事。唐高宗以洛阳为东都，更是将其作为宅第长期驻留，以推行政令和处理四方政事。时李峤《百官请不从灵驾表》明确指出：“东都则水漕淮海，易资盐毂之蓄；陆走幽、并，近压戎夷之便。”[91]开元时，唐玄宗五次东幸，除了经济上的主要原因，另外也不能排除自周以来洛阳居天下之中以均统四方的思想。如前引先天二年（713）七月玄宗《行幸东都诏》即云：“帝业初启崤函，乃金汤之地。天下大定，河洛为会同之府。周公测景，是曰土中。”

然而自唐玄宗后期，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洛阳的地位也随之改变。

首先，漕运线路的改革，使得洛阳的经济趋于衰落。自隋开通大运河以后，洛阳水陆交会，可以说是全国的经济命脉。唐代前期，洛阳集天下贡赋，是物资转输的中心和必经之地。但自唐玄宗后期，朝廷开始对漕运线路进行改革，这一经济地理形势便相应发生了变化。学界对此多有关注，并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如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指出：“唐自开元二十二年以后，裴耀卿韦坚及其他人等改革漕运的结果，关中物资的供给至为丰富宽裕。关中物资既然这样富裕，玄宗在位的下半期便可长期在长安居住，不必复如上半期那样仆仆风尘于两都之间了。……裴耀卿及韦坚等对于漕运的改革，以改进洛阳长安间的交通为主。洛阳以西的交通改善以后，由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便不须像以前那样先集中于洛阳，而可以一直运抵关中了。这在当日的经济地理上是一种很大的变动，因为运往关中的江淮物资既然不再像过去那样以洛阳为转运中心，洛阳的经济地位便不复如过去那样重要而日渐低落。”[92]程存洁在论述洛阳城市历史变迁时云：“安史之乱以前，岭南道、江南道的赋税皆由扬州入运河漕运至洛阳，再由洛阳向北往幽州、向西往关中转运。这条漕运线路是当时一条沟通全国南北经济的重要动脉。洛阳城市正处在这条漕运线路的中心点，故获得了迅速发展。”但从唐玄宗后期，洛阳作为一个中转的地位，已经开始衰落。一是汉水到关中襄汉路的开通，使得漕运线路转移，洛阳失去了往日的优势，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二是地处洛阳东部的汴州，同样是漕运线路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汴州经济的繁荣，逐渐取代了洛阳的地位[93]。在这种情况下，洛阳建立于交通枢纽之上的经济地理位置自然急转而下。

其次，中央集权的弱化及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使得洛阳失去了居其以控御四方的政治意义。从古代的建都历史来看，在唐末以前，历代统一王朝建都基本上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在两者之间来回摇摆，汉代甚至因此而发生了两都优劣的讨论和争议。这主要是因为，长安为四塞之地，地理形势颇为险要，在军事上占有“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94]的安全性和优越条件。而洛阳则位居天下之中，有利于各地输入贡赋和政令推行控御四方。对于志在一统的王朝，两者都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各方藩镇割据称雄，中央权力衰弱，不足以控制各方，特别是河朔藩镇势力颇为强悍，“在政治上，藩镇不由中央派遣而由本镇拥立……在财政上，赋税截留本镇而拒不上供中央。在军事上，养蓄重兵，专恣一方，并倚之作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凭借。大历、建中、贞元、元和、长庆时，唐廷皆与河朔诸镇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无不以唐廷的屈辱告终”[95]。在这种地方势力膨胀割据，以及朝廷认可的政治形势下，洛阳自然不复有唐代前期中央权力集中时重要的政治地位。

安史乱后东都政治地位的衰落，直接表现在朝廷多都并立的政策施行上。在唐代前期，长安和洛阳东西两都的政治地位，得到了统治者和朝臣的高度认同。如唐高宗曾云：“两都是朕东西之宅也。”[96]苏颋《幸东都制》亦云：“设为二京，况称于帝宅，东幸西顾，乃其常也。”[97]虽然其间也曾临时穿插设置别的陪都，如并州因为李唐王业的始基，武周长寿元年（692）改置北都，神龙元年（705）罢，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再置北都，天宝元年（742）改为北京；又如开元九年（721）正月八日，因帝王巡幸临时改蒲州为中都，六月三日即停[98]。但这均未能改变长安和洛阳在唐代前期如同帝王东西二宅的重要格局和地位。如开元二十四年（736），宰相李林甫曾言于上曰：“长安、洛阳，陛下东西宫耳，往来行幸，何更择时。”[99]到了安史之乱时，这种格局就被多都同时并立所打破。至德二载（757）十二月，肃宗在天宝元年（742）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太原为北京的旧制上，又增改“蜀郡为南京，凤翔郡为西京，西京为中京”[100]；上元元年（760），五京中去成都南京之号，同时改荆州为南都[101]，这样就形成了唐肃宗时五都并立的局面。至上元二年（761）九月，“停京兆、河南、太原、凤翔四京及江陵南都之号”。但这种五都并立的局面很快又得以恢复，宝应二年（763），复以京兆为上都、河南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102]这无疑表明，安史之乱后，洛阳的都城地位已大不同前。而且，自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之后，至唐末天祐元年（904）朱全忠逼昭宗幸洛阳，李唐皇帝再无巡幸东都之举。其间乾元二年（759）十月，唐肃宗下制称幸东京、亲征史思明，群臣上表谏止；广德元年（763）吐蕃乱华，代宗出幸陕州，曾欲都洛阳以避蕃寇，因郭子仪上奏力谏而罢；宝历二年（826），唐敬宗欲行幸洛阳，因李逢吉、裴度等众臣阻挠亦未成行。銮舆西去不重返，直接表明了东都政治地位的衰落。元和诗人张籍《洛阳行》一作写道：

洛阳宫阙当中州，城上峨峨十二楼。翠华西去几时返，枭巢乳鸟藏蛰燕。御门空锁五十年，税彼农夫修玉殿。六街朝暮鼓冬冬，禁兵持戟守空宫。百官月月拜章表，驿使相续长安道。上阳宫树黄复绿，野豺入苑食麋鹿。陌上老翁双泪垂，共说武皇巡幸时。[103]

晚唐诗人杜牧《洛中二首》其一云：

柳动晴风拂路尘，年年宫阙锁浓春。一从翠辇无巡幸，老却蛾眉几许人。[104]

洛阳虽然宫阙具存，亦有禁兵把守和百官驻留，但因皇帝不再临幸，仍充斥着萧条荒废的气息。宫苑中枭鸟筑巢、野豺出没，“陌上老翁”只有在对历史的忆想中感受天子巡幸时的洛阳光景。

自洛阳被立为东都后，朝廷便派遣官员和分设中央的一套职官体系进行管理。东都一方的行政长官即东都留守。因安史乱后洛阳地位日渐衰落，东都留守的职权也相应发生了由前期的位高到后期位低的变化，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编》在史料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东都留守的地位在唐代前期和后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后期相比，前期东都留守的地位甚高。……唐前期东都留守常由皇帝亲信大臣或李唐宗室充任”，或“常由宰相和尚书省六部尚书迁入或兼领”。“从安史之乱后到唐末，东都留守仍然主要由尚书省六部尚书充任……而这时尚书省的地位早已衰落。这种现象显示东都留守的地位已不如前期了。另一方面，唐后期担任东都留守有被贬逐之意，而且东都留守已是朝廷安置失势者的官位。……再次，唐后期东都留守已成为一个优容、养老、位尊职闲的官。”[105]但即使如此，东都的陪都性质依然存在，而且，因时之需，洛阳的贡举活动亦断续举行。如代宗永泰元年（765）至大历十年（775），并设两都举[106]；文宗大和元年（827），“权于东都置举，其明经、进士便在东都赴集”[107]。另外，由于洛阳地处中心的地理位置，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它对唐首都长安乃至全国的稳定仍具有支持和屏障的重要作用。如唐宪宗时为了强化中央权威用兵征讨藩镇，时任东都留守的权德舆在《留镇将士加置二千人状》中云：“臣伏以都畿宫阙之重，四方水陆之冲，密迩淮夷，兵数鲜少，安危之计，责在微臣，夙夜忧惶，逼扰是惧，陛下神武独运，睿略下临，加此新军，保安洛土，凡在都邑，已如金汤。”又《请置防御军状》云：“东都与淮西地近，又少阳丁忧未闻疾状非轻，虑有军中动静，苦无备拟，不免忧虞。又阳翟去冬□有劫杀，亦为在镇人少，所以草窃公行。居守寄崇，临制东夏，淮西缓急，切在堤防，须假军声，以重威望。”[108]由此可见，“四方水陆之冲”的东都对于“临制东夏”和中央集权的战略意义，时人仍有清醒的认识。

2.战乱的破坏和城市的萧条

洛阳在安史之乱中即遭到严重破坏。安史之乱爆发以后，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成为唐军和叛军鏖战的主战场，洛阳不可避免受到极大的摧残。这在史料中有明确的记载，如《旧唐书·刘晏传》：

宝应二年，迁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坐与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罢相，为太子宾客。寻授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如故。时新承兵戈之后，中外艰食……晏受命后，以转运为己任，凡所经历，必究利病之由。至江淮，以书遗元载曰：……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牛必羸角，舆必说，栈车挽漕，亦不易求。[109]

《旧唐书·郭子仪传》：

自西蕃入寇，车驾东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谏官屡论之。元振惧，又以子仪复立功，不欲天子还京，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诏有日。子仪闻之，因兵部侍郎张重光宣慰回，附章论奏曰：……咸谓陛下已有成命，将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见其利。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110]

刘晏书信及郭子仪章奏中所谓“东周”，即洛阳。据《旧唐书·程元振传》：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蕃军至便桥，代宗苍黄出幸陕州，贼陷京师，府库荡尽。及至行在，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谏诛元振以谢天下，代宗顾人情归咎，乃罢元振官，放归田里，家在三原。十二月，车驾还京，元振服缞麻于车中，入京城，以规任用。与御史大夫王升饮酒，为御史所弹。诏……长流溱州百姓”[111]。知以上刘晏与郭子仪二人所言洛阳情况同时，皆在广德元年（763）吐蕃掠华之乱初定，也即安史之乱结束后不久。从刘晏和郭子仪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昔日繁华的都会洛阳，在刚经过安史之乱的浩劫之后，宫室焚毁，人烟断绝，荆棘丛生，甚至兽游鬼哭，已是一副残破凄惨的景象。

当时的诗人亦用诗笔记录了洛阳在祸乱中所遭受的灾难。杜甫《忆昔二首》其二云：“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112]代宗广德元年（763），韦应物为洛阳丞，有诗伤洛阳残破，《广德中洛阳作》云：

生长太平日，不知太平欢。今还洛阳中，感此方苦酸。饮药本攻病，毒肠翻自残。王师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时节屡迁斥，山河长郁盘。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蹇劣乏高步，缉遗守微官。西怀咸阳道，踯躅心不安。[113]

又《登高望洛城作》云：

高台造云端，遐瞰周四垠。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河岳出云雨，土圭酌乾坤。舟通南越贡，城背北邙原。帝宅夹清洛，丹霞捧朝暾。葱茏瑶台榭，窈窕双阙门。十载构屯难，兵戈若云屯。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圣主乃东眷，俾贤拯元元。熙熙居守化，泛泛太府恩。至损当受益，苦寒必生温。平明四城开，稍见市井喧。坐感理乱迹，永怀经济言。吾生自不达，空鸟何翩翻。天高水流远，日晏城郭昏。裴回讫旦夕，聊用写忧烦。[114]

韦应物身在战乱后的洛阳，所写乃实见实景。洛阳本是自古定鼎之地，山川映带、四隩辐凑，但眼前却断壁残垣，狼烟榛棘：“萧条孤烟绝，日入空城寒”，“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诗人正是在这样空寒荒芜的洛阳城中追忆太平盛世的光华，并排遣自身“不达”的“忧烦”。

安史之乱后，朝廷曾对残破的洛阳加以整顿修葺，如《旧唐书·代宗本纪》载：“（永泰元年）十一月，宰臣河南都统王缙请减诸道军资钱四十万贯修洛阳宫，从之。”[115]元和诗人张籍《洛阳行》亦云：“御门空锁五十年，税彼农夫修玉殿。”[116]中晚唐时期的洛阳，虽然在宫阙建筑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但仍不改其萧条荒废的总体样貌。宝历二年（826）唐敬宗欲行幸洛阳，即因此而作罢。《资治通鉴》卷二四三载此事：

上自即位以来，欲幸东都，宰相及朝臣谏者甚众。上皆不听，决意必行，已令度支员外郎卢贞按视，修东都宫阙及道中行宫。裴度从容言于上曰：“国家本设两都以备巡幸，自多难以来，兹事遂废。今宫阙、营垒、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岁月间徐加完葺，然后可往。”上曰：“从来言事者皆云不当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会朱克融、王庭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三月丁亥，敕以修东都烦扰，罢之，召卢贞还。[117]

从裴度的话中可以看出，洛阳宫阙虽存，但因长久荒废，已不再具备皇帝临幸的客观条件，需修葺之后方可备行，其颓败之象可以想见。

在唐末的动乱中，东都又遭到进一步的摧毁。《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广明元年（880）载黄巢之乱：

九月，东都奏：“汝州所募军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还，过东都，烧安喜门，焚掠市肆，由长夏门去。”[118]

《资治通鉴》卷二五六光启元年（885）七月载：

孙儒据东都月余，烧宫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城中寂无鸡犬。李罕之复引其众入东都，筑垒于市西而居之。[119]

《旧五代史·李罕之传》：

光启元年，蔡贼秦宗权遣将孙儒来攻，罕之对垒数月，以兵少备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渑池。蔡贼据京城月余，焚烧宫阙，剽剥居民。贼既退去，鞠为灰烬，寂无鸡犬之音，罕之复引其众，筑垒于市西。[120]

《资治通鉴》卷二五七光启三年（887）六月又记：

（张）全义据东都……初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全义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相与保中州城，四野俱无耕者。全义乃于麾下选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惟杀人者死，余但笞杖而已，无严刑，无租税，民归之者如市。又选壮者教之战陈，以御寇盗。数年之后，都城坊曲，渐复旧制，诸县户口，率皆归复，桑麻蔚然，野无旷土。[121]

《资治通鉴》卷二六四天祐元年（904）载：

初，上在华州，朱全忠屡表请上迁都洛阳，上虽不许，全忠常令东都留守佑国军节度使张全义缮修宫室。……全忠发河南、北诸镇丁匠数万，令张全义治东都宫室，江、浙、湖、岭诸镇附全忠者，皆输货财以助之。[122]

《新五代史·张全义传》亦载：

全义德梁出己，由是尽心焉。是时，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后，城邑残破，户不满百，全义披荆棘，劝耕殖，躬载酒食，劳民畎亩之间，筑南、北二城以居之。数年，人物完盛，民甚赖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东迁，缮理宫阙、府廨、仓库，皆全义之力也。[123]

由上可见，在黄巢之乱和军阀混战中，洛阳皆遭到兵火殃及与毁灭性破坏。诗人韦庄《秦妇吟》描写其时洛阳之况云：“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124]后张全义盘踞洛阳时，宽刑免租，劝耕务农，大力整顿兴复，残破的城邑才编户渐多、粮食殷积。至朱全忠逼迫昭宗东迁，又命张全义聚集财力大肆修缮宫室，《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载：“邠、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坚请昭宗幸洛。昭宗不已而从之，帝乃率诸道丁匠财力，同构洛阳宫，不数月而成。”[125]天祐元年（904）昭宗制亦云：“披荆棘而立朝廷，刬灰烬而化轮奂。左郊祧而右社稷，肃尔崇严；前广殿而后重廊，蔼然华邃。公卿佥议，龟筮协从。”[126]由史可见，洛阳得以恢复帝都气象，张全义功不可没。《张季澄墓志》叙其功德曰：“城煨烬之余，再修天苑；辟荆榛之所，复创神皋。”[127]《旧五代史·杨凝式传》引《别传》云：“凝式诗什，亦多杂以诙谐，少从张全义辟，故作诗纪全义之德。云：‘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自一堆灰。’”[128]但修复后的洛阳城规模已大大缩小，原城中的许多里坊都已被耕殖用于农业生产，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十月所敕即云：“洛城坊曲内，旧有朝臣诸司宅舍，经乱荒榛。张全义葺理已来，皆已耕垦，既供军赋，即系公田。或恐每有披论，认为世业，须烦按验，遂启幸门。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己耕植田土，诸色人并不得论认。如要业田，一任买置。凡论认者，不在给还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当，不在此限。如荒田无主，即许识认。付河南府。”[129]虽不复旧貌，但这时洛阳已结束了其在唐代作为陪都的历史，走上了后梁、后唐和后晋三朝首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