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论施蛰存小说中的反讽
施蛰存崛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和穆时英、刘呐鸥、杜衡等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以《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杂志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人数不多但能量却很大的文学流派——心理分析小说派。他的小说创作主要活跃在抗战以前，小说集有《上元灯》《善女人行品》《鸠摩罗什》《梅雨之夕》《将军底头》《小珍集》等。新中国成立后沉寂了三十余年的施蛰存小说研究到80年代成为热点。纵观十余年的研究，有的侧重他的心理小说艺术的评述；有的着重探讨他的小说向现实主义的回归；有的侧重创作分期的比较等等。本文试图从另一角度——反讽的叙事格调入手，重新切入施蛰存小说的思维空间，以获得对他的小说全新的审美感受和艺术把握。
反讽一词，源自希腊戏剧中那种使“高明”对手出尽洋相的“佯装无知”的角色，具有悖论、讽刺的性质，但其范围要广得多，一般表示文学作品内部各种不协调品质，互相干扰排斥、互相冲突抵触的协调结合。反讽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言语反讽，它存在于作品叙事的语调和态度之中；一种是情景反讽，它存在于作品的叙事结构之中。反讽的最根本点在于事实和表象的对照，受嘲弄者深信事情应该是那样，却不知它实际上完全不同。二者对照越强烈，则反讽越鲜明。到了西方新批评派手中，反讽已演变成语言艺术的基本原则，它颇受意象派诗人的青睐。
施蛰存是从诗歌创作走上文学道路的。在谈到他的创作历程时，他说：“在文艺写作的企图上，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诗。”[1]在大学学习期间，他学习了英语和法语，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受意象派诗歌影响很大，并曾在自己主编的《现代》文学月刊上，发表了一些“意象抒情诗”，正是在这一点上，施蛰存不能不或多或少地接受西方意象派诗人惯用的反讽手法，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于他的小说创作之中。
当我们从反讽这一角度观照施蛰存的小说时，我们发现其中的反讽主要是体现于作品的叙事结构之中的情景反讽。
情景反讽有两种不同的性质，一种是以个别的人为反讽对象的个别情景反讽，它产生于人物的主观愿望与事情的客观发展之间的巨大差异之中。事情由于人物本身的行动而向着与人物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使人物的计划、理想、企盼都不可挽回地成为幻灭的肥皂泡。这里，人物的艰辛努力和事情的逆反结果构成了强烈的反讽。《善女人行品》中的《特吕姑娘》就是个典型范例。秦贞娥小姐中学毕业后，升学无望，父母又都是染上鸦片烟瘾的人，家庭经济非常困窘。在邻居赵良士的引荐下，被聘为一家百货公司的店员，负责销售化妆品。初到公司，经理再三吩咐：
公司与店员的关系是一种企图双双繁荣的合作，一个店员应该常常想到公司营业，尽了自己的能力使它得到尽量的发展……一个店员对于主顾必须和气，诚实，而且显出商业上的殷勤态度来……
秦小姐恪守着这个信条，把经理的话当作标语记在心里，并付诸行动，每天都殷勤地招揽着顾客。她那聪颖而多情的微笑招来了许多青年绅士，为了提高营业额，在必需的时候，她用那妩媚的姿态，劝他们购买高价的化妆品。秦贞娥小姐只有一个目的：“尽了我的努力使公司的营业得到无量的发展。”然而，尽管月底结算她卖了比别人高几倍的货物，结果却意外地收到了一张总经理的告诫书，吩咐她在应付主顾的时候要诚实，要态度端正，要顾全公司的名誉与信用，使营业繁荣起来。从此，那个在柜台前面带微笑的秦小姐脸上挂满哀怨的忧伤。秦小姐受雇于店主，从表面上看，她的带着几分妩媚的笑迎接顾客似乎是赢得店主欣赏和加薪的手段。殊不知，这种可笑的努力却置她于相反的境地，她不但没有受到称赞和奖赏，反而受到训斥和警告。经理第一次吩咐和第二次训诫大同小异，秦小姐便处于一种进退维谷之中。这里，人物的举动与事情的结果之间的悖反构成了反讽，这个旧社会受制于人的弱女子的迷茫和忧伤都蕴藏在这个意味深长的反讽之中。
《旅舍辑》中的《旅舍》也和《特吕姑娘》一样，具有相同的反讽效果。小说中的主人公丁先生是一个商业老板，无尽的奔波和忙碌导致了神经衰弱的病症。为了减轻自己的病，他便跑到一个偏僻的乡镇去疗养，由于旅馆设备的简陋及丁先生在夜间恐怖的幻觉，他在烦恼与恐慌中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他的病不但没有得到调养，反而更严重了。丁先生到乡间小镇去调养，本来是暂时逃避城市的喧嚣所造成的不幸，但却堕入了另一个他本人也想不到的情景之中。人物所企图得到的结果与实际结果出现了偏差。
个别情景反讽的另一种情况是：人物的努力虽然使事情朝着自己的愿望发展，但人物对事情的理解与事情的真相却正好相反。真相成为人物言行的反面陪衬和注解，反讽由此而生，嘲弄也由此加强。《善女人行品》中的《雄鸡》这篇小说就具有这样的反讽效果。兴发婆丢失了一只雄鸡，便怀疑是她的孤孀媳妇阿毛娘所偷。她对媳妇说：
不要自己偷捉了去讨好汉子，这许多日子眉来眼去，难道还瞒得住别人！……你要走就走，只不要在这屋子里出丑。今天一只鸡，明天一只猪，人家没有这许多家私帮你养老公。
当兴发婆不能真正地认定是媳妇所为时，又疑心是贫穷的生林的妻子偷了，于是跑到生林家的院子里东张西望搜寻开来。生林妻得知兴发婆到这儿来是寻丢失的鸡时，便大骂不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阿毛娘竟因冤枉而气得上吊，幸亏别人及时赶到才幸免一死。这时兴发公公从集市上归来，原来雄鸡是被他大清早送到城里去了。兴发婆破口大骂的偷鸡贼原来是自己的丈夫。这种个人主观的臆断和事情的真相之间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照，兴发婆这个受嘲弄者行动越盲目，反讽的效果也越明显。
《小珍集》中的《名片》叙述一个教育厅的抄写员为私印名片差点被撤职的故事。马家荣有收集名片的奇癖，他经常烦恼于自己“掏不出一张印着官衔的名片”，在名片大减价的招揽下，他印了标有“科员”头衔的名片，想让周围的人瞧得起自己。而名片仅用一次即被发觉，差点丢失饭碗。马先生是一个权力崇拜者，而本人又被这种权力所戏弄。在这不无反讽的描写中，作品嘲弄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卑琐，描摹着等级制度的森严。
反讽如果以整个人类为对象，便具有了总体性，这可称之为总体性反讽。“反讽在其明显的意义上，不是针对这一个或那一个个别存在……它不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现象，而是它视之为在反讽外观之下的整个存在。”[2]这时，小说中的人物面对的是那些根本性的无法解决的矛盾，诸如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冲突，人物陷入自相矛盾的两难窘境，而窘境又是人类本身普遍存在的状况。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反讽情景就具有了象征的意味，反讽也就具有了“形而上”的性质。“反讽的形而上原则，存在于我们天性所含的矛盾里……反讽态度暗示，在事物里存在着基本矛盾，也就是说，从我们的理性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一种基本的、难以避免的荒谬。”[3]这时，受嘲弄的对象已不只是一个单独的个体，乃是整个人类。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把我们人类有意识的生活视为一个伪饰的外表，其后有一个迥然不同的真实“生活”在秘密地展开着，我们心底隐蔽的恐惧及愿望通常仅以伪装的形式诉诸意识。从这一点来看，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反讽性的存在。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鸠摩罗什》就竭力从隐蔽深处来刻画主人公爱欲的潜意识与教义的意识之间的冲突。作品开头写高僧鸠摩罗什对表妹、他那天仙一般美丽的妻子难以忘怀的爱欲，并且为这爱欲与功德的冲突苦闷了十几年。妻子因急剧的热病死于他去秦国讲经的途中，他骄傲地自言，世间一切的诱惑都已看破，马上会成为“功德完满的僧人”。然而到了一个新的境地——讲经的大殿上，长安名妓孟娇娘的容色和媚态使他“全身颤抖了”，以至第二天讲经时，在心情烦乱之中，禁不住要再次看看这荡女的脸。作家执意表现的是主人公下意识的心理，他本想热心地感化这灵魂陷入苦难的女子，然而却不由自主地投入了这个淫荡女人的怀抱。鸠摩罗什陷入了虔诚于宗教教义与迷恋于孟娇娘的色欲之间的“二重人格”的冲突。施蛰存的其他历史小说如《将军底头》写了种族和爱欲的冲突，《石秀》写变态性爱与信义道德的冲突。这些小说在展示人物的性格多元分裂之中演述着弗洛伊德关于人类本能情欲的基本问题。实质上，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自身的情感与理智、唯乐原则与唯实原则的矛盾冲突永远纠缠不休，情与理是人类难以超越的困境。在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中，这些历史人物失去了应有的历史真实感而获得了更高的真实即总体性的象征与寓意。正是在这一契合点上，施蛰存的历史小说赢得了总体反讽的效果。
施蛰存小说中的反讽所引起的读者的审美感受是复杂的。我们所关心的可爱的人物被戏弄着、嘲讽着，一方面会让我们发笑，另一方面让我们又为之沉思。兴发婆那盲目的举动会使我们报以嘲讽的大笑，那个私自印科员头衔名片的马先生和《特吕姑娘》中的秦小姐又让我们的笑声戛然而止，激起我们沉痛的思索。
可以看出，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大都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超然态度。他所嘲弄的对象大部分是现代都市的知识分子及小市民，他对自己所审视的都市世界似乎摆出一种“局外人”的姿态，当所嘲讽的人物被现实残忍地戏弄而茫然无措时，他却表现出无关个人式的冷静。我们知道，从江浙农村挤进都市的施蛰存始终把都市视为异己。施蛰存曾经讲过，在苦闷的现代人的眼睛里，中世纪是可以引发遐想的幻景。他的小说常以乡村文化的古朴反衬都市文明的畸形，因此，施蛰存对他笔下的都市人物大都持以嘲讽的态度。无论是《旅舍》中的丁先生，商店中的秦小姐，还是《名片》中的马家荣，当他们被现实拨弄需要人们投之以关怀的时候，作者却摆出超然静观的面孔。实质上，我们如果透过作者对城市文明的有色镜片，就可以看到作家那一双饱含忧郁的“乡下人”的眼睛，他对于古朴乡风是多么眷恋和珍爱，对畸形都市是多么排斥和担忧！施蛰存小说倾注了他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以上我们对施蛰存小说中的反讽作了一个粗略的评述。总之，渗透于他小说中的反讽可以在新的水平上拓展我们的审美视野。
[1] 施蛰存：《我的创作之历程》，转引自《一个未被遗忘的作家——施蛰存的意象抒情诗和心理小说》，《西湖》1983年第1期。
[2] ［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3] ［英］D.C.米克：《论反讽》，周发祥译，昆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