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心理传记学是一门“理解人”的科学

我非常认同美国心理学家艾伦·埃尔穆斯（Alan Elms）的观点，他认为“心理传记学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特殊的方式、一种艺术的方式、一种更为艰难的方式。”心理传记学特殊在什么地方，艰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是通过操纵变量，选取匿名被试，在实验室的环境下进行的，企图构建变量间的关系用来说明“客观的人”。而心理传记学研究的人即具客观性质也具有主观性质，即具有普遍的理性特征也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情感取向，可以说又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生活的“关系性质”的人。所以，心理传记学虽然是研究个人，但却放眼于个体与世界的共在性，并从多个视角来理解个案。

心理学传记学的目标更着重于“理解人”，而不是“说明人”。威廉·舒尔茨（William Schultz）认为：“心理传记学的目标可以简单陈述为对人的理解，尽管实现这个目标非常困难，心理传记学家花费大量的精力来思索、写作，其目的就是试图理解那些最复杂的，最具有创造性的，甚至有时自相矛盾的个体生命，他们中有许多人为了他们的目标而奋斗终生。”这就是说，心理传记学属于一种人文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更不同于文学传记学或历史传记学。文学传记允许作者的想象虚构和再创造，而历史传记学却像户口簿或记事录一样，不进行系统地个体心理或文化心理的分析。但并不是说，心理传记学就不需要文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历史学的资料是心理传记研究者依赖的证据，没有史书资料和文物作品，心理传记也无法开展。另外，心理传记研究者为了传记的易读性，可以在表述上借助文学的手法。基于这点，也可以说心理传记的创作也具有艺术属性。总之，心理传记学所进行的是一种理解人的综合的研究，遵循的是一种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式。

心理传记学和心理学的发展可谓同时起步。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可以说是心理传记的先锋人物，他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视角研究了天才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解释了性心理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此外，弗洛伊德还分析了犹太教与基督教中的核心人物摩西。当然，弗洛伊德写作心理传记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精神分析理论的科学性，而不完全是为了理解人物。另外，他所写的心理传记侧重于人物心理的局部，而不是生命发展的历程。精神分析心理传记学的第二位大师当属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埃里克森写出了两本影响较大的著作，分别是《青年路德》和《甘地的真理》。在埃里克森的著作里，尽管他的理论建构比较单一，主要依靠于“自我同一性”理论以说明人物的心理成长和发展，但可以看到他突破了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他的著作开始走向了“理解人”。他的著作是真正的人生传记作品，而不再是心理问题诊断报告书。

在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中，心理传记学在众多研究者的推动下有了更多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再依赖于精神分析理论。目前心理学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是非常丰富的，存在着行为主义、人本主义、进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积极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后现代心理学等多种类别和层次的理论体系，心理传记者有了更多理解人的工具。本书在分析历史人物中，不再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言，而是从多重理论视角共同聚焦，试图把历史人物的生命秘密说透析烂。同时，真正地从生命史的场（社会文化）和时间两个维度把握个案。“场”是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其原始含义来源于物理学和现象学哲学，而在本书中主要是指人物存在的情境性、社会性、关系性和文化性。当我们去理解个体时，是在理解个体所在的场。在时间维度上，心理传记研究者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认为“人格研究应该包含时间维度，这是整个生命史研究及个体性研究的精华所在。”而我认为，时间可以用来解释个人的性格发展、人生发展，所以本书常用“命运”一词来表达此维度。综合相关心理理论，基于两大研究维度是本书理解人物心理和命运发展的关键。此外，本书是多个案的传记著作，其最大的一个优势是人物之间可以彼此做对比研究，这是本书不同于单一人物心理传记著作的一个特色。

在具体的写作内容上，本书还注重对人物动机因素的分析。这一点可能来源于作者所受人格心理学等因素的影响。因为人格心理学把个体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具有动力特点的有机体来研究。其次，中华传统文化对作者影响巨大。中华传统文化在评价人的时候是非常重视动机因素的，儒家的圣人孔子、孟子、朱熹和王阳明等都是把“立志”作为做人的根本。如孔子说道“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出“夫志，气之帅也”“志壹则动气”；荀子提出“志意致修，德行致厚，志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宋朝的朱熹则认为“志者，心之所之”“立志要如饥渴于饮食，才有悠悠，便是志不立”“人若不立志，只泛泛地同流合污，便做成甚人？”明朝的王阳明继承孔孟思想，更是重视动机因素。他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本也，水之源也。”“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以何所底乎？”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是非常重视动机因素对人生命运的影响，强调对志向的培养和管理。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唯志而已矣。”“志者，人心之主，人为功于天而气因志之治也。”中国古代思想家除了注重动机因素外，还非常注重德才两大品质，但解释德与才形成的源头，志向情感等动机因素起着决定作用。不考虑动机，只是把德与才作为普遍的心理素质对待，对人的认识就缺乏深入性和深刻性。

本书在分析动机因素的过程中，遵循了舒尔茨提倡的另一个观点：“心理传记学家应该找出某一行为的多种动机的汇集（动机丛），而不是唯一的动机。”所以，在分析个案时，需要综合个体的特殊经历和智慧，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社会家庭背景等。比如分析秦始皇嬴政的动机就不能忽略他小时候在赵国的人质遭遇，不能忽略在人质期间的母子关系，同样也不能忽略战国的社会背景和嬴氏家族的历史。分析刘秀、朱元璋等人的动机同样不能忽略家庭遭遇的影响，同伴的影响，以及同时的竞争者的影响。分析洪秀全的动机，不能忽略他的客家人身份，不能忽略社会经济危机和他的科举失败的经历，也不能忽略他对梦的解释和宗教信仰因素。

除了分析动机因素之外，本书同时兼顾个案自我概念的生成。自我概念的生成是促成个体命运的系统的有机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动机性质。自我概念的作用起到引导自我发展、解释自我的作用，并影响到自我预言和成败归因等。自我概念可以帮助一个人回答三个问题，既“我从哪儿来，我的过去是怎么回事？我是谁，我的现状是怎么回事？我向哪里去，我的价值在哪里？”如果回答不了三个问题，那么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就是模糊的，如果持续的时间过长，就可能产生一定的心理问题。相反，对这三个问题回答清晰的人，目标明确，心理健康，也更容易取得成功。本书中对历史人物的心理传记的写作，就是以这三大问题作为线索而展开的。

本书关注的其他内容是自我效能和智慧因素。自我效能指人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完成某事的主观评价，它与自我能力感是同义的，也是指执行某项事物的自信心。自我效能与经验的因素关系密切。本书中的许多英雄人物，幼年多有成功的经历，对自我的期许较高，预言较为积极。但对命运的期许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并非某人自幼就非要成为帝王的，而是在成功经历的刺激下，信心逐渐增高，身份认同逐渐确定，最终把做“皇帝”当成了目标。另外，历史人物的知识、智慧对他们身份意识的形成，人生境界的界定，管理方法的采用和人生事业的成败都起到了影响，本书中也多有涉及。

本书的目的除了在于理解帝王英雄外，还在于提倡学以致用。中华文化最厉害的思想之一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好的思想要能落实到实际，我们理解历史人物，是以之为镜，是为了改造好我们的人格，过好当下的人生。科学虽然是中立的，但创造科学的人应该怀有这样的人文胸怀，秉承这样的人文价值，从而服务于人与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所以本书在创造中力图以浅显易懂的话来表达中华文化的高深道理，启发读者去塑造更好的思维方式和生命素质。

心理学传记学并不是一门完全成熟的学科，其研究方法有着较多争议之处，加之作者的研究能力限制，本书中必然会有不少缺漏谬误之处，作者诚待批评和赐教。

李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