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楚辞》英译研究述评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楚辞》英译的专门性研究不容乐观，尤其是国外学界涉足者甚少，只有翟理斯、霍克斯等译家在译作的序言中有些只言片语的散论。国内已经有一些对《楚辞》英译理论和实践研究很有价值的成果，但尚未见到相对系统、全面的研究性专著问世。因此，国内译界有责任对其进行翻译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广泛深入的探索，推动《楚辞》更顺利地走向世界。

（一）《楚辞》英译研究综述

目前《楚辞》英译研究比较薄弱，涉及的点、面比较有限，研究类型大致聚焦于翻译方法、译者研究、译本研究、对外传播和翻译视角研究等几种情况：

1.翻译方法研究

翻译方法研究在《楚辞》英译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形式为以《楚辞》中某些具体诗篇为例，展开有关翻译方法的研究。而且大都是一些译者在翻译前言中所介绍的具体翻译方法和感悟之言，以及一些翻译研究者的真知灼见，包括语言内容和形式翻译的比较，意象和功能的再现，翻译中的歧义和误传等方面。

汉学家霍克斯长期浸淫于《楚辞》研究，对其他译者和自己的翻译做过不少散评。他从语言和风格方面评论翟理斯的译文《卜居》、《渔夫》等篇：“象他翻译的其他中国诗歌一样，这些翻译非常优雅可读，但有些随意，欧化的语言句式”，而帕克的《离骚》英译“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释义”；对于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霍克斯认为“不忠于原文，就象用复活节巧克力蛋替代煎蛋卷一样”；霍克斯认为韦利的《九歌》英译由于做了相关的人类文化学探索，因而具有非凡价值，能启示后人在《楚辞》翻译中，必须首先对作品的历史背景和诗篇的功能做出透彻的研究，所以，霍克斯在《楚辞》翻译中，对每首诗歌所产生的历史、篇章结构、主题和风格都作了详细的分析，为了精确地传达意义，他不惜牺牲韵律，采用“多样化”的翻译原则，并使用逐字逐句与自由翻译之间的中间道路，较好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翻译对接，有助于英国读者深入地了解《楚辞》的文化内容与文学特点。但是，霍译对诗中原作者的满腔浪漫情怀、政治抱负方面没有进行诗学的呈现，致使译文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

翟理斯对一些译者的《楚辞》作品英译也进行过研究。他认为帕克的英译《离骚》“开始欢快的韵调非常使人难忘，但是遗憾的是不能一直持续下去，而且译文中有很多比较大的错误”，而林文庆的《离骚》的无韵体英译对中国评论家来说，可能会认为具有意义的缺损，但“并不会有太大的损害这位校长译者的翻译效果”。[29]

《离骚》译者林文庆在译本前言中提出自己的翻译观：“只有格律体的翻译才能再现原诗的精神，失去节奏会使译文缺失原作中的优美和悲壮的效果。”[30]但孙大雨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林译“除了文字上的错误以外，是十分令人失望的，其情形与中国现代诗人和学者郭沫若对屈原的最伟大的颂歌做的唯一的白话文翻译不相上下”。（孙大雨，2007:306）

许渊冲非常注重语言和形式等艺术特色的翻译。他在译本前言中再次表明他的“三美”翻译原则：“英译《楚辞》一定要再现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才能使这座高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许渊冲，1994:13）。但是译本出现一些因韵损义的地方，比如：

入溆浦余儃徊兮，By poolside I pace to and fro,oh！

迷不知吾所如。Perplexed,I know not where to go.

（《涉江》,L27-28）

此句充分考虑了骚体的独特性，采用了四音步抑扬格，表现了音美形美。但是，诗中“溆浦”这一地名被译成“poolside”（池畔）[31]，来达到与下句中“Perplexed”押头韵和尾韵的审美目的，而“poolside”这样一个普通名词，无论从音、义和文化方面来说都缺省“溆浦”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地理信息，更与后句中“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的对丘陵山区的荒凉情景描写相矛盾。但是，许渊冲的“三美”“三似”“三化”“三之”等翻译思想在《楚辞》中皆有表现，对把精美绚丽的民族文化推向世界方面作了非常宝贵的探索。

孙大雨坚持作者本位的翻译观，强调对作者原意的准确把握以及对原文正确的理解和深度阐释。译者使用了较长篇幅来介绍屈原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他的崇拜者、模仿者和评论者。对于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来说，这些背景知识非常必要，是理解作品的钥匙。孙大雨认为翟斯理等西方译者对屈原内心和外部世界缺乏了解，研究粗浅，因而贬低了屈原。此外，译者在前言中对屈原的诗体学采用与《诗经》对比的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解释并对其诗歌作品进行了音步分析；对每一译诗都进行了创作背景、格调、诗歌思想和主题的分析，认为汉学家们连对自己母语诗歌的遣词用语和格律的流动变化的真正内涵都无法做出合格的评论，更无法对中国古典诗歌做出中肯的评论。孙译对原文思想和格律的准确要求，使得其译本充满一种既具思想，又具声音的和谐、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卓振英在《楚辞》翻译中追求“借形传神，以诗译诗”。他认为在英译时要根据原诗形式，借鉴英诗的各种诗体，使韵式、形体达到近似。他还认为，只有通过考辨，才能做到有所鉴别、有所发现并总结了典籍英译考辨的主要方法：“训诂、移情推理、考据、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及外证、互文关照以及诗人与文本的互证等方法。”（卓振英，2008:22）卓译通过严谨考据《楚辞》原作，澄清、纠正了50个重要的疑难问题，为《楚辞》英译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翻译研究者也对《楚辞》英译方法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龚光明以《楚辞》的翻译为突破口探讨翻译中灵感的诱发作用，主张《楚辞》英译要具有绘形与绘神的主体意识。他认为，首先，翻译主体必须在楚文化的宏观背景下领悟诗人对生活表象的深刻认识和分析，把握诗人对世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终极关怀，然后，才能完成翻译中“绘”（再现）和“画”（表现）的综合，恰如其分地将原文本“世界”的情感和认识转化为逼真的视觉形象，达到仿真艺术效果（2004:104）。龚光明从翻译的视觉思维、音乐思维的角度来分析《楚辞》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文学艺术和翻译艺术的美学综合，值得探索。

魏家海的《伯顿·沃森英译的描写研究》从描写的角度对伯顿·沃森英译的《楚辞》原诗和译诗的神话意象组合、香草和配饰意象组合、时间意象组合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译者使用的直译法能再现原诗美学形式和功能，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原诗的误译或者削弱了原诗的审美艺术价值。

李贻荫的《霍克斯英译楚辞浅析》从霍克斯的多样性翻译方法和译本取得成功的原因两方面对霍译《楚辞》进行研究（1992:40—42）。

施思用“归化”和“异化”两大翻译策略对《楚辞》中的部分文化意象进行分析，指出“归化”指导下的译文减少了翻译的难度和理解障碍，避免文化冲突，“异化”能生动地再现楚民族文化的特点，丰富和发展译入语文化（88—90）。

蒋林、余叶盛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韦利译作《九歌》三种译法进行研究，分析了译本的翻译过程，探讨其翻译策略和方法，认为译者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兼以音译加注等翻译方法，以自由体译诗，真正体现了译者的创造性（2011:65—67）。

严晓江的《许渊冲楚辞英译的三美论》认为许译传情达意，音韵和谐、形式工整、简洁流畅，使人感心、感耳、感目，其中渗透的“三美论”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求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的求美传统，认为“三美论”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翻译理论（92—93）。

曾杭丽的硕士论文《翻译美学视角下的楚辞英译研究》（2011）对卓振英译文“形似”和“神似”的特点进行解读，对其各种实现方法进行探索，认为翻译中译无定法，要灵活运用不同策略：通过还原、调序、延伸、换字法实现文章押韵；通过缩略、标点法等再现原文节奏；通过音节缩略、信息转移或用下义词、句型转换等实现形式的形似；通过直译、移情传达原文意境；通过反问句、语气词、感叹句和修辞来再现原文感情。

以上翻译方法的研究多为译者对自己翻译的感悟之言或彼此间的点评，也有研究者对部分《楚辞》作品的翻译方法研究，基本上局限于“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形似”与“神似”等具体的翻译策略方面，有待于从跨文化角度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

2.译者研究

100多年来，从事《楚辞》英译的不乏赫赫有名的翻译家，而单纯从翻译学角度对《楚辞》的译者进行的基础性研究相对较少。

2007年，张慧敏在硕士学位论文《韦利及其楚辞研究》中对韦利的研究历程与《楚辞》的研究因缘进行了梳理，分析了《九歌》的英译特色，重点探究韦利进行巫文化研究的文化观点和研究方法，这一研究对论证韦利在欧洲汉学史上及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具有一定作用。

随后，洪涛在《英国汉学家与楚辞·九歌的歧解和流传》一文中对《九歌》在国外的流传进行了研究，该文描述了韦利与霍克斯两位汉学家在《九歌》翻译和研究方面的传承关系，分析了二者在诗句诠释中存在的相同难题及处理中采取不同判断和产生的分歧，指出汉学家在《楚辞》翻译中面临的诸多困境和诠释空间（57—67）。

刘华丽在《孙大雨楚辞英译浅析》一文中解析了译者的翻译目的与其强烈的身世之感和时局的影响之间的关系，认为孙译的“丰厚翻译”策略展现了中国丰厚的文化底蕴。

此外，郭建勋、冯俊的《离骚英译史视阈下的宇文所安译文初探》将译文置于《离骚》英译史大背景下，与霍克斯、伯顿译文进行对比，认为宇译文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要全面深入地进行《楚辞》翻译研究，对于译者进行的基础性研究，尤其是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价值取向、翻译思想以及译者的文化身份等方面的研究尚需要进行大量探索和补充。

3.译本研究

在《楚辞》翻译研究史上，尚未有一本完整的《楚辞》译本研究专著，大都是通过对比译本来对译者和翻译方法进行考察的散论。

杨成虎的《离骚三种英译本比较论》首次从纯学术的角度对杨宪益夫妇、孙大雨、许渊冲等中国译者的三种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涉及《离骚》篇名的英译，诗体的不同特色，译诗的措辞等问题，以及对《楚辞》中语言难点的处理四个方面，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但是，缺乏对《离骚》英译的总体面貌做出宏观描述，对各译本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各译本之间的渊源关系缺乏研究。他还通过译本的比较，指出了中国典籍翻译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认为对典籍缺乏研究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本的质量，并提出佛经汉译的经验对中国典籍外译具有参考价值。

洪涛的《楚辞英译的问题》（2003）在从《山鬼》11个英译本入手，对译文中角色和叙述者的设定、植物名称的翻译，以及译文的形式与节奏感方面论析译者对《山鬼》篇的理解。

郭晖在《典籍英译风格再现——小议楚辞两种译本》（2004）一文中通过对《离骚》《九歌》《天问》的译本的比较和分析，对如何再现原作的风格的具体方法进行了探索，认为把握和融入原作者的“本心”，把握其“词气”，才能全力再现原作风姿，要么选择与译者性情相近的作者的作品，使译作和原作相映。

祁华的硕士学位论文《楚辞英译的比较研究》（2011）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许渊冲和伯顿·沃森英译《楚辞》的翻译策略和翻译风格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在翻译策略上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要有机统一，要站在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下进行优化翻译。

余义勇的《从阐释学视角比较离骚四种英译本的风格》（2011）以哲学阐释学的“偏见”和“视域融合”为理论基础，通过对霍克斯、杨宪益、许渊冲和卓振英的四个译本的文化负载词、专有名词、修辞格以及诗歌形式等的翻译对比研究，揭示四个译本的不同翻译风格及其深层原因，论证哲学阐释学与翻译风格之间的关系。

张若兰等人则通过对许译、杨译和卓译三种《楚辞·少司命》的翻译语言和形式艺术的比较来表明译者主体性，认为译者在翻译中具有更大的个性发展和介入空间（145—148）。

以上各种译本的对比研究大都局限于部分译者的单篇译文的比较，涉及语言形式的不同特色、翻译风格、翻译的方法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有待于对各译本的整体面貌及所反映的社会功能进行进一步探索。

4.对外传播研究

《楚辞》传播学是楚辞学的一部分，关注《楚辞》传播工作，把楚辞文化推向世界也是评判翻译结果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对于《楚辞》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与趋势、方式和存在的问题等，一些学者对此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蒋洪新在《大江东去与湘水余波——湖湘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断想》一书中专设章节以分析批评的眼光对《楚辞》的英译与对外传播进行了介绍，并对杨宪益、许渊冲、孙大雨等译者的部分译诗进行诗学上的研究，认为对屈原和《楚辞》的对外传播和翻译还值得做更深入的探讨，并且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指出楚辞文化传播应有的深度和方向：“无论怎样的研究和翻译，我们研读屈原，更重要的是知屈原之人，论战国之事，披楚辞之文，入诗人之情”（2006:129），对作品翻译要达到的标准和目标具有指导作用，也对本书在选题和研究视角方面以良多启迪。

2008年，杨成虎的《楚辞传播学与英语语境问题研究》一书，提出楚辞传播学面临的新任务是要在英语语境中开展楚辞传播工作，首先要从《楚辞》英译开始，要对其翻译和翻译批评提出新的要求，把它在英语文化语境中如何平等交流和对话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中国学者和译者的一大任务，作者还评价了杨宪益、许渊冲、孙大雨和卓振英的英译对楚辞传播学的贡献和不足之处。

何文静在《楚辞在欧美世界的译介和传播》一文中，细致地梳理了《楚辞》在欧美世界的译介历程，考察了西方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纲和作品选集，认为这是西方读者认识屈原和楚辞的重要途径。接着，从文献考据、文本解析和文化探源三个角度深入分析欧美世界的《楚辞》研究，指出西方学者这些论著不是以译介为目的，而是以此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艺术现象的透视，认为西方对《楚辞》的传播和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传统。

事实上，在英语语境中，我们的《楚辞》传播工作还任重道远，[32]在当今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楚辞》要走出中国，走向世界，就要将其在英语文化语境中如何平等交流和对话，如何展示自己的文化魅力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楚辞学者和译者的一大目标，那么，国内学界在《楚辞》向国外推介还有很多方面值得进一步去开拓。

5.翻译视角研究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对《楚辞》英译视角方面的研究，虽然尚未形成多样性，但是对拓展研究的视域起积极作用。

杨成虎在《天问的研究与英文翻译》一文中提出从阐释、文本和文化三方面探讨《天问》英译中的有关问题，认为原文具有多科性和多意性，它不但是文学文献，也是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神话学文献（158—169）。

卓振英在翻译《楚辞》的实践过程中提出遵循典籍翻译的总体审度的理念，关注《楚辞》英译决策和总体审度的关系：

为了制定正确的翻译策略，翻译出成功的译作，必须对作者思想、生平，原作内容、风格、形体、类型、版本和时代背景、现有的英译各种版本、相关的翻译方法论以及决定预期的翻译文本文化定位的社会文化因素等等进行一番深入细致研究，通过文化历史观照、文本内证及外证、互文观照以及作品与文本的互证对文本进行语义诠释，通过解码、解构、解析、整合对文本进行“文化解读”，以便对作品的总意象及预期翻译文本的文化定位等等做到心中有数。（2008:31）

总体审度下的《楚辞》英译能够尽量在贴近原文内蕴与满足读者阅读需求之间寻找平衡，有利于《楚辞》等中国典籍文学在外译时保真、保全原文史料，同时满足读者阅读需求。

严红红的硕士学位论文《意识形态对楚辞天问翻译的操控》（2011）分析了意识形态对《天问》选择的操控，即不同译者选择译本的政治及文化原因，认为译者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和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各自的意识形态，由此导致译者的翻译动机、对原文本的态度和阐释各不相同。通过意识形态与翻译的结合来研究《天问》英译，为《楚辞》英译研究提供新的尝试方向。

译者翻译的视角直接影响译文对原文阐释的广度、深度和准确度。对译者翻译视角的研究，为今后在《楚辞》英译中如何审视原作，制定合理的翻译策略具有启迪和指导作用。

（二）《楚辞》英译研究简评

综上所述，《楚辞》英译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已经走出单纯的翻译方法研究，由点到面逐渐开始铺开，而且对译者、译本，对外传播等层面的研究成果也开始不断萌现，但是，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首先，《楚辞》英译研究的视角仍具有局限性。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具体作品细节的翻译方法研究，特别是词语、韵律等文学特征以及部分具体文化的理解方面，而对译本、译者的研究比较有限，尤其是针对作品的翻译理论研究、翻译过程、翻译目的、读者接受和对外传播等方面的专门性研究甚少，这一现状不利于全面、深入地进行《楚辞》翻译研究，而且，能够为文化的对外交流和传播所提供的理论资源有限，需要各路学者分工合作，联合探索，深入地拓展研究，才能更好地促进《楚辞》文化外译工作。

其次，各路研究之间缺乏关联性。以上研究成果多为零星的散论且相对独立，多为对微观层面的考辨，缺少运用多学科客观理论来系统论证《楚辞》翻译的整体状况。国外只有霍克斯、韦利、翟理斯等译者在译本中就翻译方法做出互相点评。国内最近几年《楚辞》英译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大都是对某个译本、某首诗歌、某个文学或文化现象的探讨，为有关《楚辞》具体诗篇在文学翻译中的点和面的研究，如对文化细节的语言和形式的忠实性研究，对其中神话意象的翻译研究等，因此，各研究之间的横向和纵向相互关联性不够，乃至研究不能层层深入。而且，迄今尚未产生对中西《楚辞》英译情况的研究的综合性专著，因此，不能使人看到古今中外历史上《楚辞》英译研究的整体面貌、各译本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对外传播方面总体策略和方向等。

（三）小结

鉴于《楚辞》文化的影响力及现有的国内《楚辞》学的研究，结合目前《楚辞》英译和英译研究的条件、现状以及存在问题，以下基础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一是对《楚辞》英译研究发展趋势的思考。随着研究热点的增多，对《楚辞》某首诗歌、某些文化意象的翻译探讨之游兵散勇、单打独斗式研究将有逐渐形成合力之势。如，在译者卓振英的带领下，浙江师范大学《楚辞》英译研究粗具规模，在对外传播、翻译视角、译者主体性等方面研究成果频现。尤为宝贵的是，卓振英在《楚辞》的英译和研究中提出了翻译的总体审度，扩展了翻译的视野。“总体审度的理念可以作为典籍英译批评的尺度之一，用以检验译作成败优劣。” （汪榕培、王宏，2009:8）那么，在实践中，将《楚辞》翻译纳入整体的高度也是必然趋势。

从文本内容整体性看，《楚辞》文本艰深，内涵深厚，通篇采用比喻、象征、托物起兴等表达手法，抒发作者深沉真挚的浪漫感情和忧国爱民的思想。作品的风格、韵律、意境、意象等不同程度反映了这样的主体思想感情。正如梁启超所说：“吾以为凡为中国人者，须获有欣赏《楚辞》之能力，乃不虚生此国。”（2010:1）在翻译中只有使读者理解到原作与作者，人与物之间的多层联系，才能从各种层面真正地欣赏到《楚辞》的深层内涵而不会流于作品表层的顾影观花。

从翻译的时代条件来看，虽然原作相对来说是静止的，但是译本是具有时代性的。当今我国确定了以全球文化和谐平等相处为出发点进行文化输出的战略国策，促使《楚辞》等一大批代表中国文化的经典作品在西方世界的经典化，这也是时代赋予《楚辞》学界的一大任务。那么，对关注译者跨文化身份、译本的传播和接受度、翻译的视角和策略等因素的整体探索也是提升翻译的品质的必然要求。

二是对拓展《楚辞》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路径思考。今天，翻译理论研究的范畴向各相关人文和自然学科延伸的趋势也日益明显。从楚辞学在国内外的发展状况来看，国内的研究已经不再是单纯译典籍、证典籍的传统阐释和引证的方法，而是迈进以历史文化和文学研究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楚辞诗学时代。西方对楚辞研究具有重大突破始于韦利、霍克斯等汉学家对《楚辞》的译介，二者引进人类学的方法对原作进行社会宗教与文化层面的翻译和深入研究。20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学界开始从不同角度、采用多种方法来研究《楚辞》，从而对中国远古的历史、社会、文化和艺术进行透视。如，匈牙利学者托凯1959年出版的《中国悲歌的起源——屈原及其时代》，运用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深入阐释楚辞的悲歌意蕴；法国的菲利普（Postel Philippe）在《流放之歌：现代哀歌的生发——屈原离骚和奥维德哀怨集比较》一文中，“从中西比较诗学的角度结合古代中国诗歌和拉丁诗歌两种传统诗歌，探索了流放诗的主题和哀歌生发的源头的异同及其诗学促生机制”。（转引自何文静，2010 〈5〉:48）因此，本研究思考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充满诗性品质的跨文化的中介行为，能否采用更合理的翻译视角，将这部风格奇特、词采华丽、文意深奥的赋体诗歌的文学艺术和文化内涵融为一体？能否在最大程度上开发和拓展《楚辞》的文学和文化的复合价值，从而构建《楚辞》翻译的文化诗学目标等问题。

同时，《楚辞》英译研究的现状也表明运用跨学科的理论知识对其进行翻译研究的要求也十分明显。面对原作宏大的多学科视景和复杂深邃的文化内涵，纯然单一的翻译和研究是行不通的，有必要在研究方法上从更广泛的跨学科理论中获得支撑，才能站在不同视角对这一作品的翻译有一客观的评判和广深的探索。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思考。如：龚光明从美学角度分析了《楚辞》翻译的思维艺术；余义勇以哲学阐释学中的“偏见”和“视域融合”理论基础做译本风格比较研究；徐静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分析《楚辞》中文化概念的整合问题；严红红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天问》的译者主体文化问题；冯斗、许玫从视界融合历史性角度研究《离骚》不同译本对艺术作品内涵理解多元化的合理性。以上研究为《楚辞》英译和英译研究的视角拓展起了积极探索，因此，《楚辞》英译有必要倾向于借用跨学科的视角，对翻译中如何保存原文多重维度的文化内涵进行宏观和微观整体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