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谢灵运诗歌的研究价值

谢灵运（385—433），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以狂放不羁的文人性格和开山水诗派之先的功绩，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晋宋之际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诗歌创作潮流的更迭期。此间，诗坛出现了一番新的气象，诗歌风格由平典而步入清新之境。《文心雕龙·明诗》有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1] 曹道衡指出，刘勰所说的“宋初文咏”虽未提及谢灵运的名字，但该句却是对谢灵运等人山水诗风格所作的很好概括[2]。谢灵运的山水诗在诗歌题材及诗歌技巧上突破前人的窠臼，追求新变。山水诗的诞生，体现了中国诗人转向自觉观照山水的审美意识。将这种审美意识与其诗歌创作结合，而其笔下的山水也由背景变为具有种种风神意趣的、独立的审美客体，中国古典诗歌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从先秦到魏晋，诗歌中都不乏山水描写的成分，如《秦风》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郑风》中的“山有扶苏，隰有荷华”；《楚辞·九歌·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古诗十九首》中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王粲的《七哀诗》其二中的“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曹植的《公宴诗》中的“秋兰被长坂，朱华冒清池”。上述诸诗所涉及的山水描写，或借山水以起兴，或将山水作为陪衬以烘托意境，其中的山水并未成为诗歌的主体。以自然山水为主体的山水诗的兴起，主要是在义熙中。当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在东晋诗坛已呈衰歇之势，清新自然的山水诗应运而生。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言“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3]，《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云：“至义熙中，谢混始改。”[4] 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杂山水与玄言于一体，谢混的《游西池》因通篇写景而被视为山水诗的先声。殷谢有意识地以山水入诗，“给当时奄奄一息的诗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把诗从瘫痪的状况中救出。……殷谢对于山水诗，虽有‘筚路蓝缕’之功”[5]，但只有到了谢灵运笔下，山水才成为独立的审美意象、独立的诗歌表现题材，大量进入诗篇，并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歌流派和艺术形式在诗坛上崛起。作为中国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是第一个主动有意识地全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其既是《诗经》《楚辞》中已有山水描写的继承者，同时也因将全篇之情志寓于山水的独特抒情手法而正式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

谢灵运的山水诗大多是他在出守永嘉、归隐故乡始宁及出守临川时所作。诗人隐遁泉林、怡情山水，“所至辄为诗咏”[6]，诗中对山水声色进行穷形尽相的描写，同时诗人也触景生情，借山水而寄怀。他对山水的倾情描写打破了东晋玄言诗的统治地位，开启了南朝追求“形似”、崇尚声色的诗风。其诗中既有炼字精工的佳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过始宁墅》）、“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登江中孤屿》）、“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也不乏钟嵘所谓“自然英旨”的名句，如“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游赤石进帆海》）、“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这些优美的诗句形象地再现了山水之秀媚及诗人对山水的热爱。

历代诗话对谢诗的评价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评价极高，如《南史·颜延之传》记鲍照评谢诗“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7]；钟嵘的《诗品》评谢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曲新声，络绎奔发”[8]；释皎然的《诗式》赞谢诗“诗中之日月”，“故能上蹑风骚，下超魏晋，建安制作，其椎轮乎”[9]；严羽的《沧浪诗话》说谢诗“无一篇不佳”[10]；沈德潜的《说诗啐语》说“谢诗经营而返于自然”[11]；方东树的《昭昧詹言》称其为“思深气沉，风格凝重，造语工妙，兴象宛然，人自不能及”[12]。另一类评价则持贬抑的态度，如潘德兴的《养一斋诗话》认为“谢客诗芜累寡情处甚多”[13]；许学夷的《诗源辨体》说谢诗“体尽俳偶，语尽雕刻”[14]；汪师韩的《诗学纂闻》说谢诗“首尾不辨”，“不成句法”[15]。以上两种评价虽褒贬分明，但历代诗话无一能绕过谢灵运这一事实，也足以证明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影响。

就谢灵运的历史地位而言，他在晋宋之际诗名最高。《宋书·谢灵运传》载：“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16]“爰及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17]钟嵘的《诗品·序》云：“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18]，在其《诗品》所列的自汉魏至齐梁的五言诗作者凡一百二十二人，其中上品十二家十一人，东晋以降仅谢灵运一人而已。萧统的《文选》登录谢灵运诗四十首，在其所录南朝诗人中，谢灵运诗居于首位。然而谢灵运的影响不限于南朝，他被誉为“山水诗之宗”，其独特的山水描写手段及其山水审美情趣、山水情怀为后人所推崇，影响到整个中国山水诗的发展。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评价谢灵运：“谢公蔚然成一祖，衣被万世，独有千古，后世不能祧，不敢抗，虽李杜甚重之，称为‘谢公’，岂假借之哉！”[19] 王士祯对谢灵运在诗史上的地位作了如下评价：“宋齐以下，率以康乐为宗。至唐王摩诘、孟浩然、杜子美、韩退之、皮日休、陆龟蒙之流，正变互出，而山水之奇怪灵閟，刻露殆尽，若其滥觞于康乐，则一而已矣。”[20] 确为切中肯綮之论。

然而谢灵运山水诗的价值不仅仅表现在他对山水的倾情描摹，其诗作中体现的鲜明的士大夫性格和精神气质也是研究的价值所在。中国士大夫一直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传统，这在谢灵运诗作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游名山志》中他写道：“君子有爱物之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弊，非才不治。故时有屈己以济彼，岂以名利之场，贤于清旷之域耶？”诗人怀有济世之志，然而时运不济，仕途跌宕，政治上遭受沉重打击的他怀着一颗失落的心，寄情山水，在清幽的山水境界中寻找精神上的慰藉。林文月先生曾用“和泪试严妆”来形容谢灵运的山水诗风格，透过其异彩纷呈的山水描写，我们看见的是隐伏在诗人心底的那份孤傲和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