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需求决定论

宏观经济管理体系形成之后，其主要内容和容易产生误解的问题有哪些？首先就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一般的经济学都讲供给和需求，追求供求平衡，减少经济波动。在这个问题上，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都存在导致失衡的原因。

宏观经济学形成的背景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通常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需求，虽然通过研究可以得到由生产要素结构所决定的供给潜在增长率，但在现实中，供给的增长取决于需求的大小，因此就有了需求决定论。生产能力是有潜力的，比如通常的生产能力只有80%，如果需求增加的话，可以加班加点使生产能力超过100%，这是有弹性的，弹性的大小取决于需求侧。当然，供给侧也有很多因素，但在宏观经济学框架里，首先要理解的是需求决定论。这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过去十几年我们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没有高度重视需求侧的改革，现在看到的问题是需求严重不足。对于供给侧和需求侧，我们都要认真分析。

供给侧通常指我们有多大的供给能力，也就是潜在的供给增长率，这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决定增长的因素包括人力资本、科技进步、体制改革、资本积累等，这些是最基础的要素，非常重要。但在宏观经济学范畴里，这些是长期问题。教育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国企改革搞了三四十年还没完成，科技创新更是长期才能见效。因此，供给侧是一个基本的（fundamental）问题，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要解决现在的供求不平衡，不可能在供给侧马上调整。对于这些长期问题，我们要不断努力、时刻努力。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问题，要时时讲、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这样才能不断推动、持续增长。但就短期而言，我们不可能靠供给侧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

供给侧也有短期问题，比如清除产能过剩（“砸机器、倒牛奶”等），以此来适应需求，2014—2015年我们清理了一部分产能，使得供求相对平衡。再比如就业政策，通过一些短期手段（调节当前劳动力的供给等）进行调整。还有税收，减税或加税会有一定的短期影响。在宏观经济供求失衡的情况下，供给侧也能做一些短期调整，但基本上是长期问题。

从需求侧来看，发多少货币，人们消费多少、投资多少，在一定时期有多少需求，可以通过一些短期政策让需求适应供给，或者让需求的变化来拉动供给。因此，这基本属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相比较而言是短期问题。比如货币政策，今天宣布调整利率，第二天货币量就会发生变化，人们在投资的时候会参照利率和资金成本进行调整。再比如财政政策，今天宣布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或者政府增加购买，明天就能够实现。经济的波动（过热、危机、萧条等），主要是由需求侧决定的。通过加息来治理通货膨胀，当时就能够在市场上发挥作用。为了抑制经济波动，可以减少货币发行和政府支出等，通过这些短期调整的办法来减少需求。

需求侧的长期问题主要是收入分配（包括遗产税）、社会保障和房地产税等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很多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最后转向社会保障问题，因为他们发现人们当下的消费和储蓄取决于对未来的预期，只有未来有保障，人们才能多消费，这是长期问题。这种体制改革是一种短期操作，但它影响的是长期利益，个人的决策和理性行为可能对整个宏观经济产生影响。当年经济学界有一个讨论较多的话题，叫作“节俭悖论”。节俭是个人美德，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少花钱，就会造成需求不足，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保制度提高了人们对于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可以影响现在的支出结构，人们现在可能会花更多的钱增加消费需求。

经济学家要认真研究人们的行为，不是想让大家怎么做大家就怎么做，每个人都会权衡自己的利害得失，对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做出安排。要改变这个安排，不能靠号召或刺激人们消费，必须增加一些参数，改变收入预期和收入结构，这样才能改变人们消费和储蓄的行为。中国的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影响非常广泛，甚至贸易顺差、外汇储备都与此相关。只有研究并发现人们行为的规律，采取相应的政策，才能得到适当的效果。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过去研究供给侧的问题多一点，对需求侧的研究不足，这两方面都应该认真研究。一方面要坚持长期发展，在供给侧推进制度改革和科技发展，另一方面要特别关注需求侧。宏观经济学强调需求决定论，如果需求不能持续增长的话，经济就总会处于一种失衡状态。随着不断增加投资和储蓄，我们现在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强，在很多领域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突出地反映出需求增长速度大大低于供给侧增长速度，如何改变现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凯恩斯主义”：预期的作用与政策选择

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首要原因，是最不稳定的因素，而消费相对稳定。原因在于消费品（房、车、包等）带来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是基本稳定的，或者说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预期回报基本稳定，不会出现大的波动。投资不一样，我今天对投资回报的预期是赚20个点，要加大投资，明天可能预期亏20个点，投资马上大幅下滑。这就是所谓的“动物精神”，非理性预期会引起大的波动。

要解决宏观经济面临的问题，非常重要的是尽快采取措施，把经济从低迷状态中拉出来，在解决短期市场低迷的同时解决长期问题，否则经济就会陷入长期衰退。有人把我们与日本进行对比，认为日本当年没有采取迅速有力的措施，把经济从下滑中拉出来，导致之后的30年一直萎靡不振。对于短期和长期有很多争论，在大萧条时期，很多人认为要从长远考虑，凯恩斯则非常强调短期政策对经济表现的重要意义，他的回答是：“长期我们都死了！”因此凯恩斯主张及时采取各种措施，在短期内止住经济的下滑趋势。这就涉及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政策无效的问题。

“流动性陷阱”是凯恩斯提出的一种假说，即当利率降到不可再降低的地步时，任何货币量的增加都会被以“闲资”的方式吸收，这就像掉入一个陷阱。凯恩斯创造了一个名词——资本的效率，也就是预期投资的回报。举个例子，尽管利率降到5%，但是如果我的预期投资回报是2%，低于利率水平，那么我仍然不会投资，也不会申请贷款。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并进入长期低迷之后，辜朝明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在资产泡沫破裂后所处的经济下滑期，由于人们预期低迷，看不到回报率较高（高于零）的投资项目，所以即使在零利率环境下，仍专注于偿还债务而非借贷投资。这时增发的货币会回到银行系统空转，而没有增加实际需求。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假如现在利率是5%，面对一个预期回报率是10%的投资机会，你会贷款去投资，赚10%再还那个5%利息的债务，还是现在不投资先去还债？如果现在投资回报率只有3%~4%，你一定会还债而不是投资，因为投资亏得更多。总之，你之所以选择还债而不是投资，是因为投资的预期回报率太低。这就是一个“流动性陷阱”问题，是典型的经济萧条时期预期不振的结果。辜朝明只是用一个新名词来说明老现象，在理论上没有新的变化。

当危机爆发时，预期低迷，货币政策失效，因此必须由财政政策发挥主要的作用，这是凯恩斯主义在政策主张上的要点。通过发债把居民手中的钱借来，用于政府支出，从而创造需求、拉动需求。为此，当时有一系列文章论证乘数理论。从数学的角度看乘数理论并不复杂，简单来说，就是政府花1元购买一件商品，商品生产者用所收到货款的一部分，去购买上游生产资料等零部件，生产零部件的厂家再用一部分收入购买它的上游产品，于是1元的支出就可以拉动几倍的社会总需求，形成乘数效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很赞赏2024年中国出台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因为这可以使实体部门产生真正的需求。

当然，可能有些人对这项政策不理解，这其实涉及经济体中的几种不同的效率概念。如图1-2所示，宏观经济学追求的是宏观动态效率，如果出现大的波动，要消除过剩产能，影响增长速度，宏观效率就比较低；如果波动相对小一点，或者熨平波动，宏观效率就比较高，最后实现的增长速度也会相对高一些。因此就有一个宏观效率概念，它既不同于微观的生产效率，也不同于市场中的配置效率，而是指跨时间段的配置效率，即今天和明天投资或不投资所取得的效率。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凯恩斯举了一个例子：雇人去挖掘废矿，在一个瓶子里放些钱，然后把瓶子藏在废矿里，第二天再雇人把这个瓶子挖出来，瓶子里的钱就是他的工资。挖掘废矿没有任何微观效率，但是雇工挖出瓶子拿到钱，解决就业问题，消费支出增加，总需求扩大，实现了宏观效率。这就是经济学的抽象方法，微观问题不说明宏观问题，就先把微观问题抽象掉，观察纯粹的宏观效果。在现实中，政府安排支出当然也要考虑微观效率。但是凯恩斯举这么个看似荒唐的例子，其实是在说：“你们这些人怎么就是不明白呢，那就通过这个场景来理解什么叫作理论抽象吧！”

所谓“凯恩斯主义”，在较狭窄的意义上，指的就是一种政策选择：因为认识到危机中货币政策不起作用，发生“流动性陷阱”，所以主张应该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

（二）一些经常被混淆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中有一些问题经常被混淆。

第一，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我在30年前写过一篇关于宏观经济学理论方法的文章，就是因为总有人把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混淆。对于经济发展这样的长期问题，他们说总需求不足，预期不振；而说到通货膨胀、经济危机，他们又说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技术进步来解决。这样把不相关的问题搅和到一起，结果什么都没说清楚。宏观经济问题从原则上来讲是一个短期问题，应对政策要马上见效。比如面对通货紧缩，失业率不断上升，不可能通过一个20年的体制改革方案来解决，而必须通过利率调整或者政府支出，马上抑制通货紧缩、缓解失业。这是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存在的意义，宏观经济政策解决的是短期问题，并不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像发展教育、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这些长期问题，我们还有其他理论与政策来解决这些长期问题，比如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

第二，供给侧问题与需求侧问题。失衡可能因供给侧造成，也可能因需求侧造成，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侧重。十几年来，我们的改革和科技进步都取得一定的成就，供给能力的增长速度令世界称奇。但是，需求不足的问题迟迟没有得到重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问题都要研究，当宏观经济失衡时，更应该关注需求侧。需求侧有哪些问题呢？一方面，储蓄率长期处于高位，使消费难以增长；另一方面，公共消费，特别是公共服务消费的增长还存在各种障碍，包括社保和税收过高，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卫生以及养老等一系列公共服务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很多缺口，需要进一步投入。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不完善，要从财政支出的角度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对扩大整个需求发挥积极作用。城市化进程缓慢，是当前我国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任何经济波动中都会有个别企业的“骗局”起作用，罪犯必须严惩，但要防止惩罚了无辜的大众。如果为了惩罚少数坏人，出台非常强硬、涉及面很广的打压政策，造成经济下滑，导致无辜的大众也受到惩罚，就会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在危机时期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宏观政策本来就是一个公共政策，要以保护大众的利益为前提。

第四，市场问题与政府问题。这是经济学中一个反复被讨论的重要问题。本文不全面展开，只讨论一点：我们需要尊重事实，而不是用一些毫无根据的说法混淆视听。

一种经常听到的说法就是：凯恩斯主义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搞国家计划经济。这是无中生有。凯恩斯从来没有否定市场经济或要搞国家计划经济，他只是要在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内，也就是在私有产权与供求决定价格的制度基础上，加进公共政策或公共服务，即宏观调控，就像搞市场经济的同时要搞社会保障（以及行业监管、法规等）的道理一样，在“原始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加上一些提供公共品的机制，发展出今天的现代市场经济。凯恩斯也从来没有主张政府要用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政策来进行宏观调控。

凯恩斯主义是在大萧条的腥风血雨中产生的理论，它要解决的是千百万人的生计问题。批判凯恩斯的人往往会说，只要有市场经济，市场早晚会调整过来。但是，这个“早晚”是多久？大萧条历经10年，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之后的恢复时期共25年，当时的世界经济直到1954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理论家只需要上嘴皮碰下嘴皮，而对那些在危机中失业、饥饿、收入下降的人来说，结果可能就是一辈子的贫困（当今世界也经常有“失去的几十年”的案例）。

那些批判凯恩斯的人要面对的更基本的问题是，替代方案是回到原始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吗？市场经济来到人世间，就伴随着不断的波动，世界各地的市场经济仍在不断地动来动去。你如果不能消除波动，你就要提供应对波动的办法。现在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是没有宏观调控机制的。自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问世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总体来说比早期的运行更加平稳。2008年金融危机比1929年的更加严重，但几年之间就趋于稳定。这次疫情冲击后，凡是采取凯恩斯主义（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且政策力度足够大的国家，都没有出现大幅下滑，后面的恢复也很迅速。这些都说明凯恩斯主义是有效的。如果提不出有效的替代方案，你的批判就是无效的。相反，人们应该学习凯恩斯的理论，如何不违背市场规律，用经济政策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节经济。

第五，所谓“大水漫灌”。

还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就是搞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等同于搞“大水漫灌”。好像不搞刺激政策，没有政府干预，任由经济下滑也不管，才是坚持市场经济。赞成派举的一个例子是2009年的刺激政策，理由是当时的“大水漫灌”导致了许多不良后果。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问题出在哪里。

2009年，政府提出的是2年投资支出4万亿元一揽子政策方案，一年其实只有2万亿元，并且在这2万亿元当中，真正的刺激政策没有多少，绝大多数是当年的转移支付，是本来政府就应该用正常的财政收入进行的投资项目。刺激政策要的是“无中生有”的需求，即通过发债创造出新的需求。当时的赤字率确实有所提高，从1.9%提高到2.6%，但一年也不过两三千亿元的量。但是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的投资产生那么明显的经济过热呢？因为真正的大头在地方融资平台债务。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通过，禁止地方政府借债，既不能从银行借钱，也不能向银行发债。于是人们就创造了一个“后门”——地方融资平台，即由地方的国有企业去贷款，由政府担保，也属于政府借债。1995—2008年，这十几年的存量是1万亿元，2009年底达到7万亿元，一年内猛涨了6万亿元，占当时GDP的17%，规模惊人，这才是真正的大头。这种金融失序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比如当前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等），不能用宏观调控来解释，而只能由“没能真正地调控”来解释。

这涉及我国体制中的一个特点，我们有两级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关注通货膨胀、失业率等，地方政府对宏观变量的关注相对较少。我在1991年出版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亚诺什·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把政府和国有企业称为“父子关系”，如果儿子缺吃少穿，那么父亲不能坐视不管，要帮助儿子。我们则把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称作“兄弟竞争”，这也是软约束，以此来解释当时的各种问题，包括20世纪90年代初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回过头来看，这其实是地方债务失控，而不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调控。真正的宏观政策需要在数量上进行控制，一方面要有足够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放得起、收得住、退得出。近几年国际上宏观政策讨论中有一个名词叫作“tapering”，就是慢慢拧水龙头，逐渐减小水量，退出“量化宽松”的政策。只有中央政府可以控制数量的政策才是宏观财政政策。而当年所谓“大水漫灌”，是由于金融失序，地方支出过大，客观上起到了扩大内需的作用。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经过修订，要求地方政府不得向银行借钱，但可以向公众发债，发债规模由中央政府控制，这其实已经具备了中央政府实施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基础。之后出台了一些政策，股市的一些机制放开了，后面还要观察量有多大，特别是财政政策，因为以前太少了，要有足够力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有的国家推出的政策力度太小，迟迟不起作用，没能逆转趋势，仍然逐步下滑，最后用了很多年才恢复。这是需要认真吸取的教训。

（三）学会管理经济周期全过程

当前的经济下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波动。我国经历了40多年的高增长，没有出现经济危机与衰退，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现在经济增速较低，但不是负增长，所以不必过于恐慌。当然，40年来积累了很多问题，现在需要面对和解决。

巴菲特的搭档芒格说过一句话，中国人很会管理“繁荣”，但还不太会管理“萧条”。我们成功地管理了“繁荣”，也就是经常性“防止经济过热”，从而实现4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正是由于没有经历大的波动，我们还不善于管理“萧条”。如何度过低谷，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管理“萧条”而诞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更好地进行宏观经济学的教育，学会管理经济周期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