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隋炀帝营建东都
隋炀帝杨广在藩时是晋王，他带兵灭掉江南陈朝，为统一国家立下赫赫战功。他取代了哥哥杨勇的太子地位，于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被立为太子。仁寿四年七月丁未（604年8月13日），隋文帝在岐州仁寿宫（在今陕西麟游县）驾崩，杨广当即在这座避暑行宫举行了登基典礼，即位为帝。八月，隋炀帝护送先父的灵柩回到首都长安。隋炀帝的小弟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的身份驻守山西太原，统辖着关东地区五十二州地盘。他对于二哥夺嫡并称帝的行径极度不满，于是举兵叛乱，被尚书左仆射杨素率领的官军平定。
这时，术士章仇太翼上表说，国都长安地处雍州，属于国家的西部地区，方位和五行相配，属于金。而隋炀帝本命是木，金克木，不利，长安不可久居。洛阳曾经是西晋的都城，二十年前民间流传着“修治洛阳还晋家”的谶语，隋炀帝曾是晋王，正好应验。隋炀帝读表后，“有迁都之意”。[2]他当即于十一月乙未（初三，604年11月29日）巡幸洛阳，进行考察，二十一日（604年12月17日），发布营建（东京）洛阳的诏令。他看到平定杨谅叛乱的过程中，关东地区战火弥漫，很多州县不复由国家控制，而京师长安僻处关中，鞭长莫及；并州降户迁至河南，国家需要像周迁殷人那样，在当地设立据点，加以监督；特别是平定江南后，隋朝的统治区域扩大到岭南一带，长安作为唯一的都城，已经不再适应形势的需要了。他认为洛阳自古以来便多次作为国都，三河（黄河、洛河、伊河）环带，四塞坚固，水陆线路，四通八达，远近均衡，是最理想的建都处所。为了确保洛阳的安全，他下令征调数十万丁男开掘长堑。这道长堑从蒲州龙门县（今山西河津市）经长平郡（治今山西晋城市）东北，东接汲郡（治今河南浚县西），从临清关（在今河南新乡县）南跨黄河，经过浚仪（今河南开封市）、襄城郡（治今河南汝州市），抵达上洛郡（治今陕西商洛市）。沿着长堑，遍设关防。这样，环绕着洛阳，出现了一道人工屏障，形成拱卫态势，弥补了自然条件的不足。
图1-1 影元本《隋书·宇文恺传》书影
（采自百衲本《隋书》）
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诏令尚书令、营东京大监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营东都副监宇文恺负责营建东京。宇文恺是杰出的组织者和实施者，除了完成洛阳都市、皇家宫苑的规划和修建，还给久已失传的明堂建筑设计出方案，只是当时没有建成。他撰著了“《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3]东京建筑需要很多形体巨大的木料，由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於士澄负责采集江南大树。皇城的修建由吏部侍郎裴矩主持。
由于洛阳汉魏故城屡遭战乱破坏，新城址西移十八里，确定在东面瀍河、西面涧河（即今谷水，又名穀水）流经的地带，北面是绵延不绝的邙山，南面是风景秀丽的伊阙（龙门）。洛河从城中横穿而过，象征银河。洛河上搭建浮桥，由铁锁钩连大船而成，叫作天津桥。桥北是皇城的正南门端门，桥南通向外郭城的定鼎门，这条七里多长的大街叫作端门街或天津街，构成城市的中轴线。唐人韦述说：“川原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4]
城区由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组成。宫城在城市的西北面，叫作紫微城，是皇帝、后妃生活的宫殿区。“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一步五尺），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5]宫城的城墙“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七尺”。[6]皇城在宫城的南面，是中央机构建筑群，叫作太微城。东西五里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长十三里二百五十步，城墙高三丈七尺。宫城北面有圆璧城与曜仪城，东面则修建含嘉仓城和东城。皇城和宫城的西面是皇家园林西苑，东面和南面则是外郭城。外郭城设置里坊，是四周围墙封闭的居民小区，间有宗教寺院、地方衙署，分布在洛河南北。里坊呈正方形，四周长四里，四面修造楼阁式坊门，以丹粉涂饰。城区大街小陌，纵横交错。外郭城内还有三个大型市场。洛河北、瀍河东岸有通远市，城南有丰都市、大同市。
宇文恺设计新洛阳城，采取不对称原则，这是由于洛水自西南向东北穿城而过，所能利用的建筑地段，面积有大小，地势有高低，为了突出宫城的地位，城市的中轴线不能恰好处在东西两半的正中间。洛阳城北依邙山，西连旷野，于是将广大的禁苑建在城西，以便从宫城直接进出禁苑。宫城、皇城居于城市西北高地，城池坚固，内外砌砖，且宫城除了南面有皇城，北有圆璧城与曜仪城，东有东城，南面又有洛河，便于防御。傅熹年认为，隋洛阳城采用了模数控制的设计方法，以宫城的中心部分大内为基准，以宫城的长和宽规划全城。把它扩大四倍，即为皇城、宫城之总和，把它分为四份，则每份为一坊。换言之，全城以坊为单位，聚四坊为大内，聚十六坊为皇城、宫城之总和——子城。因此，洛阳城是以宫城之广、长为模数规划全城，体现了这一时期城市规划设计的成熟。[7]
隋朝洛阳城的水环境非常优越。洛河横贯城市，涧河由西北汇入，瀍河由北面汇入，伊河从南向北与洛河汇合。在此基础上，朝廷组织开凿人工渠道，引涧河、洛河入西苑；在惠训坊西北立堰为斗门，分出漕渠，经通远市向东流去；还开凿通津渠，分洛河西北为千步碛渠，东北流经定鼎门，至端门南的天津桥复入洛河。城南则有运渠，引伊河到外郭城东南隅，然后北流，再西流入城，然后经过丰都市，最后入洛河。有了这样一些人工渠道和河流，城市水上交通十分便利，居民用水也很方便。
修建东京的工程是国家级项目，每月役使民工多达两百万人。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记载了几个项目的具体用工情况：修建宫城，城墙“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其）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余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8]江南的奇材异石源源不断地运至洛阳，运输极其艰辛。宫殿所用的大梁巨柱，需从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市）采集大树，运来加工。一棵大树两千人才能拖得动，如果用木轮车运送，会摩擦起火，便改用铁轮车，运一二里铁轮便坏，只好由数百人尾随，专门供应铁轮，因而一天不过运送二三十里。一棵大树运到洛阳，不算沿途食宿费用和铁轮车成本，仅脚力一项，即花费数十万工。民工劳累不堪，一半人累死在运输途中。
大业元年（605）八月，隋炀帝巡幸并驻跸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这期间，东京的营建工程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为了充实人口，附近居民以及天下富商、工艺户数万家，都奉诏安置到城内居住。大业二年（606）四月，隋炀帝从江都回銮洛阳，站在皇城南面的端门门楼上，向普天下宣布大赦，免除百姓当年的租赋。大业五年（609）正月，东京改称为东都。
隋炀帝在东都处理朝政，举办国事活动，接待外国使臣和外族首领。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在洛阳断断续续四年多，在长安不满一年，其余时间或在江都，或巡幸各地，或奔赴前线主持战事。杨广称帝后驻守洛阳的时间，竟然是在长安的四倍多。长安虽然依然保持着京师的称号，也是皇家宗庙的所在地，实际上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仅仅具有礼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