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耶稣会士的误解

1697年，法国巴黎，《康熙帝传》（即《中国现任皇帝传》）出版了。在这本书里，作者白晋对于欧洲科学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的前景充满了无限憧憬。他写道：

康熙皇帝很早以前就已经制定了一项计划，即把欧洲的科学全部移植到中国，并使之在全国各地普及。[1]

皇上希望把法国王家科学院发表的论文作为纯粹和杰出的科学资料来源，编纂关于西洋各种科学和艺术的汉文书籍，并使其在国内流传。[2]

但历史的发展证明，这只是这名来自法国的耶稣会士的一厢情愿，清朝与罗马教廷围绕教民是否遵从中国礼仪的问题，很快发生了正面碰撞，最后的结果是清朝禁止了天主教的传播。历史在这里，出现了引发后人不断猜疑的误解。

康熙年间，白晋来到中国，传播“天主的福音”。他曾以数学才能受到康熙帝的倚重。在回到法国后，他撰写了康熙帝的个人传记。在这本传记里，白晋指出康熙帝有将欧洲科学在全国推广的想法。但在这个乐观而浪漫的想法背后，他也隐约觉察到一种忐忑和不安，在他看来，这项计划给康熙帝所带来的，与其说是赞扬，还不如说是责难。

对于一般人来说，把热爱科学的强烈感情与专心致志的研究实践结合起来，是备受称赞的事。可是对于统治着诸如中华帝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皇帝这么一个特殊人物来说，与其说这使他受到赞扬，不如说使他因此而受到了责难。[3]

但可能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他认为康熙帝这样做，是符合中国传统的。

在现今的中国，人们一贯把道德、哲学视为主要学问，却极端忽视哲学以外的其他学问。然而在中国古代，人们正是由于相当全面地掌握了这些知识，才形成了人们所喜欢的仁政的基础。[4]

这是将中国推向太平盛世的必要举措。

根据同样道理可以断言，当朝皇帝渴望复兴灿烂的文化，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则是着手重视各种学问。康熙皇帝为在国内重新发展科学和艺术，从而使自己统治的时代成为太平盛世，除了以勤奋钻研学问和艺术的行动垂范于万民，并宣传这种精神之外，别无良策。[5]

但历史的最终结果，是康熙帝一直把欧洲的科技当作在宫廷之中提升智识的工具，而非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科学，在这里徘徊不前。事实上，前进、徘徊、曲折，是中国古代科学变迁的常态。康熙帝的选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