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蒙元时期是中国古代中外交往最为密切的时代，在蒙古四大汗国建立后，元朝与以伊朗为中心的伊利汗国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人员往来频繁，文化交流丰富多彩。因此，蒙元时代的中国与伊朗交流史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然而，已有的成果大多立足中国，讨论伊朗文明对中国的影响，而较少论及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情况。陈春晓的这部著作转换了研究视角，以中国文明在伊朗的传播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对整个中国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领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题目，特别是在丝绸之路研究热潮兴起的今天，这个题目不仅有学术意义，还有现实价值。

这一角度的系统考察在国内尚属首次，难度较高。为什么说难度高呢，因为这项研究需要建立在丰富而多样的史料基础之上，不仅要利用大量的波斯语、阿拉伯语文献，同时还要使用汉语、蒙古语、突厥语、叙利亚语、亚美尼亚语等多语种材料，相互参证，去伪存真。由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需要相当多的投入，特别是需要驾驭波斯语材料的能力，因此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止步不前。陈春晓竭尽所能地运用新旧史料，克服重重困难，使得她的研究细致而深入。

这部著作在许多方面颇有创获，如作者首次对徙居伊利汗国的中国移民群体做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包括对军匠、医师、儒生、道士、佛僧、画师等各类人物，都做了详细的钩沉和分析研究；并通过发掘新史料，对元朝与伊利汗国的遣使事件及两国外交关系，特别是对那些前人讨论较少的使团，得出不少有价值的结论。物质文化方面的中伊交流史是本书所论最为丰富多彩的地方，对于伊利汗国时代进入伊朗地区的中国物质文化产品，如玉石、铜铁制品等，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也首次翻译出大量相关的波斯文材料；而名物的考辨和流传过程的分析，则对古代物质文化传播史及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均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物质文化研究在史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关注的今天，陈春晓的这项研究成果，更具有多学科的意义，一定会在中外关系史领域以及其他史学领域中，彰显出它的价值。

陈春晓在硕士、博士期间受过良好的中国历史学训练，同时也在南京大学跟从刘迎胜教授、在北京大学跟从王一丹教授学习波斯语，打下良好的基础。在随我做博士论文期间，又利用北京大学马可·波罗研究项目的资助，得以到伊朗德黑兰大学进修一个学期，跟从乌苏吉（M. B. Vosoughi）教授等学习波斯语，走访了许多伊利汗国的遗址，同时收集了大量国内难得一见的波斯语材料，为她的博士论文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书正是在这样难得的机遇和作者本人的刻苦等多种因缘的推动下，得以完成。

春晓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并到新疆挂职两年，深入南疆社会，了解西域风土人情。她一边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一边修订博士论文，还坚持不懈地参加我主持的马可·波罗项目，是我们项目的主力之一。由于这样的缘分，我在此略述这部著作的学术旨趣与学术价值，是为序。

荣新江

2023年1月1日

于三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