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背景
（一）中国农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
发轫于1978年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改变农村旧的经营管理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受经济发展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粮食购销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农民经营性收入增长缓慢，总收入增长低迷。20世纪90年代伊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完善、农村劳动力跨区流动桎梏逐渐被打破，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05年之后，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及众多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二、第三产业快速扩张，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收入取得了快速增长（Lin，1992；潘文轩、王付敏，2018）。
如图1-1所示，从总体上看，农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至2016年的12363.4元，38年间增加了接近92倍。然而，近年来随着农民人均收入水平逐步提高，农村总体收入差距、区域间收入差距、区域内收入差距都呈现扩大趋势。从农村总体收入差距看，2010年农村收入最高20%家庭人均收入约为最低20%家庭人均收入的3.3倍，而2013年这一比值扩大至7.41倍，2016年扩大至9.46倍[1]；郭文伟（2018）使用CHNS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2010年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值高达0.49，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2]。
图1-1 1978～2016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从区域间收入差距看，2000年全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约为最低的西藏的4.20倍，人均收入差额为4265.56元；2010年全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约为最低的甘肃的4.08倍，差额达10543.31元；2016年全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约为最低的甘肃的3.42倍，差额高达18063.5元。[3]从数据上可以得出，虽然区域间的相对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但绝对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从区域内收入差距看，以江苏和甘肃为例，江苏省2010年农村收入最高20%家庭人均收入约为最低20%家庭人均收入的6.67倍，绝对收入差距为16983.3元；2016年的相对收入差距虽然缩小至6.48倍，但绝对收入差距高达31806元。甘肃省2014年农村收入最高20%家庭人均收入约为最低20%家庭人均收入的6.84倍，绝对收入差距为10649.9元；2016年的相对收入差距扩大至9.48倍，绝对收入差距扩大至16044.2元。[4]
从总体上看，我国各区域的农民收入整体上取得较快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但区域间、区域内的农民收入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尤其是区域内农民收入差距较大。
（二）优化收入分配可有效缓和社会矛盾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与时俱进的新表述，将新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而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区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是我国“不平衡”发展问题的重要表现（许光建，2018）。党的十九大报告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到21世纪中叶的发展目标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目标为人民生活变得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明显提高，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二阶段的目标为到21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5]可见无论是第一阶段缩小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目标，还是第二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都凸显出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而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关键。因此，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将成为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此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在实现全体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这一目标上，分好蛋糕与做大蛋糕同等重要。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内需和消费动力的背景下，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将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阻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降低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固化，诱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基数庞大的农民普遍处于低收入群体行列，部分群体仍然处于贫困状态或贫困边缘，随着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强力推动，绝对贫困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而脱贫之后如何解决农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十分重要。
（三）宏观到微观演变视角的收入不平等原因
二战后大批发展中国家独立及发展经济学问世，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逐渐上升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持续性贫困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巨大难题，同时发展经济学家也在为发展中国家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摆脱贫困并实现良性发展而殚精竭虑，但并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发展经济学家往往专注于一些“大问题”，包括探究不平等的最终原因、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自由市场机制、民主制度对发展的益处、外来援助对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效果等（Banerjee & Duflo，2012），但基于“大问题”视角的研究，往往难以提出具体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长效政策方案。其中的原因应该是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导致个体异质性的外生系统和内生系统交互作用的复杂性使得经济学界难以形成具有普适性的、能够解决不同类型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理论和方法。收入不平等问题如此复杂，且涉及社会公平与正义及人类福祉改进，因此吸引了学术界聚焦研究。
基于市场主体的个体行为视角，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是评判某种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以及是否接受该理论的重要标准。任何经济理论，如果缺少以现实为基础的微观个体行为决策分析，都将导致人们对其可信度的质疑（Arrow，1994）。而只有立足于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具体情境及个体的微观行为，才有助于探索形成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具体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方案，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研究思路与范式方面的重要突破（Greif，1994；叶初升、赵宇，2005）。
（四）收入渴望是影响个体收入增长及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即使在预期投资回报率很高的情境中，农民也会存在投资不足现象。Goldstein和Udry（2008）对加纳南部农户经营行为的研究发现，与种植粮食作物30%～50%的投资回报率相比，农户种植菠萝的投资回报率高达250%～300%，但当地仅有18%的土地用于种植菠萝。Duflo 等（2011）对肯尼亚农户肥料投入行为的研究发现，即使在农户认识到肥料投入的回报率超过100%的情境中，也只有不到15%的农户在玉米生产中使用肥料。在中国情境中，樊桦（2001）的研究表明，虽然农民健康对其人力资本质量改善以及收入增加具有重要影响，但农民在健康领域的投资依然严重不足。Banerjee和Duflo（2007）的研究表明，与上述类似的行为偏差在低收入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
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显现的投资不足行为是影响其收入状况的直接原因（邹薇、方迎风，2012）。发展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一般将农民投资不足归因于其行为决策时所面临的外在约束影响，但对上述投资不足现象的解释依然乏力，问题关键在于决策主体的行为缺乏内生动力。传统经济学理论不能对市场主体在做决策时的非最优行为提供完整和满意的解释，近年来经济学界注重从学科交叉视角寻找答案。受到人类学家Appadurai（2004）和部分心理学家研究成果的影响，经济学相对前沿的研究结果认为，激发个体行为决策的内生动力需要从突破其内在约束入手（Dalton et al.，2016），而决策主体的渴望[6]是影响其内生动力的关键因素（Flechtner，2017）。具体表现为渴望影响决策主体的投资行为（Bernard et al.，2014），进而影响决策主体的收入增长及群体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渴望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渴望的指向可以是资产、收入等物质性渴望，也可以是婚姻、生育、幸福、平等等社会性渴望。现阶段，与渴望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中的教育渴望和职业渴望方面。在经济学领域，与渴望相关的研究近年来逐步开展，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Dalton et al.，2016）、Oxford Economic Papers（Besley，2017）、Econometrica（Genicot & Ray，2017）等有影响力的杂志上。本研究关注农民的渴望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聚焦于渴望的收入维度，即收入渴望。前人在农民收入不平等问题上的研究多关注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地域因素等，而对影响农民行为决策的内生动力因素——收入渴望缺乏必要的关注。
在理论及应用领域，渴望这一概念分散在心理学、人类学以及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各学科对渴望形成机制的认识缺乏互动性，进而对收入渴望形成机制的研究尚待探索。经济学家Ray（2006）将个体能够观察并感知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形成的集合定义为个体的渴望窗口，个体的渴望窗口影响个体渴望的形成。具体到收入渴望，可以预判个体所在生活环境中的收入分布和结构会影响个体的收入渴望。而收入渴望作为影响个体行为决策内生动力的关键因素，对个体收入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进而会改变个体所在社会环境的收入分布情况，即影响收入不平等。
基于这种背景，以苹果种植户为例，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从多学科整合视角看，收入渴望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宏观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影响微观个体的收入渴望，若有影响，那么影响机制是什么？微观个体的收入渴望是否对宏观的收入不平等造成影响，若有影响，那么影响机制是什么？收入渴望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会导致收入不平等出现何种演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