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经济增长相关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重点研究的问题之一，经济增长经常被简单地描述为产出的增加，用GDP来代表，经济增长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各方面息息相关，经济增长是多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传统的经济学主要研究引发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强调要素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有形的生产要素投入会带来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当代经济学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关注点：一是对经济增长内生机制的研究，二是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收敛的还是发散的，三是放开古典经济学假设，加入空间因素分析经济增长的演变和形成。随着时代的发展，相关理论的极大丰富以及计量方法的应用，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认识逐渐深入，因而经济增长理论也经历了不同阶段，在早期的古典经济理论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首先指出，劳动分工以及资本积累是国家财富增长的源泉，开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先河；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强调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提出“人口陷阱”理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注意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将研究集中在生产领域，其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资本积累与效率改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古典经济学并不能将经济学理论有效地数学化，所以对一些经济现象的解释有欠说服力，只能停留在定性层面，后期的主流研究克服了这一不足，更加强调模型构建与数理分析，主要包括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

（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索洛（Robert Solow）的代表作《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和斯旺（Trevor Swan）的代表作《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该理论主要强调边际收益递减、要素相互替代以及外生的技术进步，技术进步被加进了增长模型当中，但是其对于技术进步的来源没有做出解释。假设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等经济体系内的变量没有关系，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技术进步是严格外生的，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趋于稳态并保持不变。由于索洛模型中技术外生的假定，储蓄率也不是通过理性人的最优行为内生决定的，所以拉姆齐（Frank Ramsey）开始研究最优的储蓄、生产以及消费时间问题，凯斯（Cass）和库普曼斯（Koopmans）将拉姆齐的消费者最优化理论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内生储蓄率的最优增长模型，即拉姆齐-凯斯-库普曼斯模型，但由于模型中仍然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所以无法对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现象做出合理解释。在这一模型出现的同时，戴蒙德构建了以消费决策者的生命时间有限为前提的“世代交替模型”，与时间上的无期限模型相比，更加强调了个人的消费-储蓄最优化决策不一定带来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而在无期限模型中两者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总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意味着经济总是向均衡增长路径收敛，在该路径上资本和劳动平均产出增长率只由技术进步决定，而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所以每个变量的增长率都是常数，长期来看又会趋于零。

新经济增长理论以技术外生为前提，放弃了规模报酬递增，认为外生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没有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充分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决定了刺激经济增长政策的无效性，即政府的政策只有水平效应，没有增长效应。基于现实情况来看，各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能力、管理效率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符合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往往存在规模报酬递增或规模报酬递减。此外，在机会均等化条件下，技术无差别的假定使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趋于一致，而这与事实情况是相反的。

（二）内生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存在规模报酬不变、边际收益递减以及技术进步外生等严格的假定，使资本积累具有报酬递减性质，产出的长期增长率由人口增长率决定，人均产出增长率为零，经济增长趋于停滞的稳态。但是这种理论与现实情况不符，为了解释经济长期增长问题，索洛将技术进步引入生产模型中，强调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增加可以抵消边际收益递减带来的影响，由此可以解释现实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但是在索洛的古典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未能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做出合理解释，也无法合理说明不同国家间经济差距的产生原因。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之后，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成为经济增长理论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以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E.Lucas）为代表的学者将增长理论带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规模报酬递增保证了经济长期增长，当资本存量增加时，其边际生产率不会减少为零，而企业也不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中，因此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内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和市场垄断的相关因素，包括干中学、技术溢出、教育人力资本、创新、国际贸易、专业化等方面，新增长理论模型有两方面的研究思路，分别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增长模型和内生技术变动增长模型。

知识溢出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罗默对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做了修改，他认为知识是生产函数中的投入要素，知识溢出完全可以弥补生产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导致的产出减少，知识可以作为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他的模型中有三个关键性因素（即外部性、产品产出收益递增、新知识产出收益递减）与竞争性均衡是一致的，由此开辟了对知识溢出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索洛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一内生增长模型的特点表现在：第一，强调“外部性”在经济长期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外部性的存在使总量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第三，该模型与现实中的一些增长事实相符合；第四，该模型说明了整个经济的基本技术水平能够影响到长期人均收入增长率。

内生技术变动增长模型中，由于要素的积累最终还会遇到报酬递减的现实，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仍不足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这也暗示着要摆脱报酬递减的现实，需要借助生产效率提高和产品质量改善。内生技术变动增长模型的主要贡献者是罗默（Romer）、豪伊特（Howitt）、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等人，他们的主要结论是：第一，只有新技术被不断引入生产中，才能够克服报酬递减，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二，知识技术包括新技术的产生以及知识积累两个方面；第三，垄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创新，在垄断利润的激励下，企业才会有动力进行研究开发活动。

与以往的经济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的重要贡献是揭示了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分析了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积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说明了政府政策的重要作用，即贸易政策、政府对研究开发的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产业政策等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新增长理论同样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是该理论假设过于严格，很多变量的测算过于复杂，难以用于模型的实证分析中；其次是忽略了很多新经济地理因素，例如制度、运费、距离、基础设施等，而这些因素又是非常重要的。

从内生增长理论分析交通基础设施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的外部性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源。Barro（1990）提出的现代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及拓展中，重点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对私人资本产生的溢出效应。内生增长理论其他相关研究认为基础设施的外部性主要可以从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和降低企业成本等方面体现出来。

（三）新经济地理理论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生产函数模型中所包含的因素逐渐增多，资本积累、劳动力水平、技术进步等因素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都没有考虑“空间”因素，认为地理空间属于均质的，产品的流动是无摩擦的瞬间移动，运输成本为零，正如区域经济学先驱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对以往经济增长理论（包括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的批判，称其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展开研究，发现了空间区位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同时借鉴了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D-S垄断竞争模型，以及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运输成本”[1]概念，发表了《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由此完成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此后以Krugman、Fujita和Bark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新经济增长理论、区位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放松了规模报酬不变以及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并将运输成本纳入一般均衡框架，新经济地理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并走向成熟。

克鲁格曼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将垄断竞争、货币外部性与前后向关联效应结合在一起，得出了市场放大效应、突发性集聚、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等丰富的研究结论。他认为规模经济的存在是产业集聚发生的重要原因，规模经济使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倾向于在同一个区域布局并进行生产。例如，一个典型的中心—外围结构，即所有的制造业集中在一个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只有农业，这一结构中存在三种力量的抗衡，有两种是“向心力”，该力量会进一步维持制造业的中心地位，还有一种是“离心力”，它将使中心结构向外部分散，在上述假定条件下，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加快了产业集聚的积累进程，这背后的驱动力是劳动力和企业的迁移，因为它们总是愿意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心—外围模型说明了两个地区，一个是制造业中心地区，另外一个是农业生产外围地区，当运输成本较高，规模经济较弱，制造业份额较低的情况下，制造业生产的空间布局由劳动力的地理分布决定；当运输成本较低，规模经济较强以及制造业份额较高时，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会起作用，制造业将向那些具备初始优势的区域集中，中心—外围模式将保持稳定。但是中心—外围模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它只解释了两部门、两地区的情况；第二，模型操作起来过于复杂且得不到解析解；第三，忽视了早就存在于空间经济中的其他成本（如拥挤成本等），同时也忽略了集聚带来的其他好处（如劳动力共享、知识溢出、中间投入品共享）；第四，农业部门只有保证贸易余额的有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