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主体间共识视角下的社会文化共识

1.主体间共识视角下文化共识的三个层面

主体间共识视角的提出，为文化共识信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让文化信念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在个体外层面（supra-individual），文化信念嵌于各种外在媒介之中，如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法律、政策、语言、流行文本、谚语、大众媒体等（Chiu & Hong，2006；Morling & Lamoreaux，2008）。第二，在个体层面（individual），这一层面的文化以一种个人表征的形式存在，文化是文化中的个体成员内化于心的信念和价值观。第三，个体间层面（inter-individual），文化以主体间共识表现出来，存在于人们共同持有的有关其所在文化中多数成员的信念和偏好的想法（Chiu，Gelfand，Yamagishi，Shteynberg et al.，2010；Wan & Chiu，2011），主体间共识就是这一层面的文化体现。相应地，对于文化共识的研究，也可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在个体外层面，研究经济、语言、社会流动等（Chen，Chiu，& Chan，2009；Oishi & Kisling，2009），这一层面研究集中于描述文化现象，解释不同文化之间的行为差异，不过对于文化差异的机制性解释比较少。第二是在个体层面，分析文化成员平均的信念和价值观，作为社会共识的体现。第三是在主体间层面。在主体间共识视角下，文化被界定为一种被社会文化成员共享的知识和实践传统（Zou，Tam，Morris et al.，2009），这一概念源于Keesing（1974）对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表述，“文化能力不只是个体如何认识、思考和感受世界，而是个体所具有的有关其所处社会中，其他成员知道什么、相信什么、说的话是什么意思的理论，有关社会中人们遵守什么行事规则的理论。该文化中的人们在理解不熟悉或模糊的事物时，在和陌生人互动时，参照的正是这些理论……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确切地共享相同的关于文化准则的理论”。该理论分析视角认为，文化既不存在于个体的知识当中，也不是完全超越于个人之外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沟通交流之中。身处某一文化中的个体所具有的文化知识源于社会互动（Wan，Chiu，Tam et al.，2007）。在同一社会文化中的个体，彼此在不同层面上进行互动，从个人一对一的直接沟通到集体进行意义构建。在这些互动中，互动者吸纳彼此的观点，接收有关文化的信息，形成共同的社会表征。通过这些交互过程，社会表征被确立、维持和修改。最终的产物是文化群体成员共同持有的一套关于文化的共识信念。在和内群体成员进行人际互动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提及这些文化信念，将其作为交流的共同基础（common ground），从而让人产生一种知觉，那就是其他社会成员共享并持有这些观念（Kashima，2008；Kashima，Klein，& Clark，2007）。随即，人们便会根据这些被认为是共识的观念而思考和行动。知觉到的文化模式正是通过这种途径来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的（Strauss，2004）。而主体间共识，也就是某一社会文化中大多数人对什么是在自己文化中已达成共识的信念的知觉，是这样一种共享知识。人们所持有的这种对共识信念的知觉，接近于俗语所说的“常识”。

2.主体间共识视角下文化共识的动态形成

图1-1 主体间共识视角下文化共识过程示意

这三个层面的文化共识之间的关系如图1-1所示，个体外层面的文化共识是一种外部的生态指标，而个体层面的文化共识是人们内化文化信念之后的个体特征的平均结果，这两个指标反映的都是一种客观的文化共识。而主体间文化共识反映的则是人们对于客观现实所持有的一种假设，它就好像是桥梁一样，将不同层面的文化共识和共识形成的过程都连接起来。一方面，主体间文化共识是公共文化共识和个体文化共识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主体间文化共识将个体过程和群体过程连接起来，由此去分析文化共识的动态性。

第一，主体间文化共识将外在的公共表征，也就是外在的公共文化共识与内在的个体文化共识连接起来，一方面让生态分析个性化，另一方面弥补个体化分析视角的局限。从理论上讲，主体间共识根植于外在的社会现实，反映了人们对于嵌在社会生态中的文化元素的共享的认识，因此，主体间共识所体现出来的文化差异与大众的印象或是专家所期待的那种文化信念差异就会更加一致（Wan & Chiu，2011；Zou，Tam，Morris et al.，2009）。而主体间共识视角所阐释的是个体层面的共识和主体间共识所代表的文化的不同层面，分别对应文化成员共享的个人文化特征和关于文化的象征化表征。由于不同的人对于共享的象征化表征所赞同的程度不同，所以对于文化共识而言，客观共识和主体间共识之间可能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较大差异（Fischer，2006；Shteynberg，Gelfand，& Kim，2009；Wan，Chiu，Peng，& Tam，2007）。这一逻辑可以用来解释公共共识和个体共识之间的差异，同时，也让人们对于文化共识的过程机制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从方法论上讲，测量个体间共识可能更容易捕捉到文化之间的实际差异，因为这种对于流行的观点的评价，与对个人观点评价相比，较少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实证研究也发现了在个体共识上不一致或是较小的文化差异（Oyserman，Coon，& Kemmeleier，2002；Peng，Nisbett，& Wong，1997），而在主体间水平上则表现出一致而稳定的文化差异（Wan，Chiu，Peng，& Tam，2007；Zou，Tam，Morris et al.，2009），下一章节会对此进行详述。

第二，主体间共识的视角比较适于研究文化共识的动态性，将文化与个体过程和群体过程连接起来。文化共识研究不仅关注文化共识的内容，还关注文化共识的动态机制，比如文化共识如何形成，如何维持和传承，如何影响个体（Kashima，2008）。以往在个体外或是个体层面的共识研究对于这种动态机制的探讨并不全面。比如，对于文化共识影响个体的机制研究，尽管个体层面的研究讨论过个体内化的文化表征如何影响认知和行为，但是这种内化的文化共识对于行为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很大局限（Oyserman & Lee，2008）。有很多研究显示，主体间共识对于个体行为的影响和解释力度较大（详述见下一节）。研究结果一致显示，文化共识对于个体的影响至少包括个体内化共识和主体间共识两个层面。

再比如对于文化共识演变的探讨，主体间共识的视角也具有优势，原因有三。第一，在主体间共识视角下，文化成员不仅是文化生态的被动接受者，还是文化共识内容的主动建构者，通过参与建构共识的过程去管理文化生态。这种关于文化形成的共识建构理念与Kashima（2008）的文化传递基态模型（Grounding Model of Culture Transmission）和Hardin与Higgins（1996）的共享现实理论（Shared Reality Theory）的逻辑是一致的。一些研究揭示了主体间共识的动态形成过程，比如一项关于习俗化倾向（conventionalization tendency）的研究发现，人们知觉到的社会共识会将沟通的方向引向习俗化的信息，与共识一致的信息通常会通过信息传递保存下来，而与之不一致的信息通常会在沟通过程中被摒弃（Kashima，2008；Lyons & Kashima，2003）。另有关于沟通的一些研究证实，个体的态度会转向在集体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共识，沟通的双方都努力形成一种共享的表征，也就是共识（Hausmann，Levine，& Higgins，2008；Lau，Chiu，& Lee，2001）。第二，维持主体间重要的价值观念的动机对于文化的自我延续非常重要。有研究显示，父母不仅有动机给后代传递他们个人的价值观，还会传递主体间重要的共识价值观（Tam & Lee，2010）；另有研究证明如果公开抨击那些主体间重要的共识价值观，会导致人们做出一些防御性反应，比如会对自己的文化评价更为积极（Wan，Torelli，& Chiu，2010）。第三，文化共识的变迁轨迹可以通过主体间共识的变化而不是客观共识（如文化成员观点的均值）的变化体现出来。就像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多元无知现象（pluralistic ignorance phenomenon）所展示的那样，即使群体中每个人的观点和信念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原有的主体间共识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且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与文化变迁相伴的，是对于文化成员普遍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变化的意识的提升，换句话说，主体间共识的变化成为社会变迁的临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