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研究
清方与北伐太平军的津西南之战
——参勘相关两则诗体资料的考察
董丛林[1]
摘要：关于北伐太平军于咸丰三年（1853）秋末冬初之际抵达天津西南一带，与清方对战的研究，在所见知的相关史料中，马恂所留两则诗体资料让人注目。这两则诗体资料，一是它的“文学”类别体裁属性，与常规史料有所不同；再是它的内容上，既有与其他史料类同可互为佐证之处，也有诸多独异的地方。同时两诗在体裁、主旨、作者主观条件上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故需客观考察其史料意义。
关键词：北伐 太平军 马恂 津西南之战
一
马恂，字瑟臣，号半士，直隶迁安人。道光二年（壬午，1822）、十二年（壬辰，1832）两中副车（乡试的副榜贡生），曾官县级教职（如在邯郸、柏乡）。或言其“天才卓荦，博极群书”，而“平生潦倒名场，未得一遇，晚年得苜蓿一席，非其志也”。所谓“苜蓿一席”，是指清苦冷落的小官职，可见，是个不怎么得志的“小人物”。他最主要的著作是《此中语集》，“自嘉庆戊辰（嘉庆十三年，1808）起至同治甲子（同治三年，1864）止，共五十六年，年各一卷，或诗，或词，或古文，或四六，或灯谜楹联，或仙乩禅偈，有触即作，有作即存”。[2]可知此书为多样体裁作品的“杂集”，本文所说的“两诗”即出其中。
“两诗”都没有简短题目，而是以说明性文字兼而代题。[3]第一首的代题文字为：
癸丑九月二十八日，天津谢大令子登（澄）字云舫，率乡勇击南贼于黄家坟，大败之，天津遂安。贼窜据杨柳青。十月初五，胜将军至，授谢大令官军二千同击贼，复败之。围诸静海，收复杨柳青镇。[4]
文中“癸丑”是指咸丰三年，“天津谢大令”即天津知县谢子澄，胜将军指胜保。从这段文字看，该诗所写主要涉及咸丰三年九月末、十月初发生在黄家坟、杨柳青一带的战事。黄家坟在稍直口附近，此地之战即通常所说的“稍直口之战”，因清方取胜，后来稍直口曾改称“得胜口”[5]。它位于杨柳青以东约二十里处，南运河南岸，时距天津城仅十余里。代题文字后为诗之正文，为七言句（但非律诗），间有小字夹注，共900余字。因较长，这里不再全文录载，只在论证需要之处酌情摘引。
第二首的代题文字更长：
十一月二十七日，谢公云舫击贼于静海。已战胜矣，副都统佟鉴急进拆贼浮桥，贼从西门突出马队，佟都统被围，谢公闻报驰往援之。方决围出，而副都统达洪阿遽以后军退，谢公军孤力战，身被七创坠马，民兵负之溃围出。贼追急，谢公语民兵：“我必无生理，汝辈前杀贼，可置我勿顾。”民兵负走不释，公奋身坠河，遂殁。既殓，柩将入城，贼出劫之，为民兵击杀千余。事上闻，奉旨赠布政使衔，世袭骑都尉职，天津及故里皆立专祠。柩既厝，哭奠者日以千百计。民兵痛哭，欲散去。钦差天津盐院文谦，谢公知己也，抚循民兵，告以谢公虽殁，上有老母，下有公子，当为公复仇。民兵悉感奋，皆白巾白带从盐院，奉公子于军中。十二月初七日，不俟官军，冒死突入静海城，杀贼万余。零贼窜归独流镇，遂克复静海县，成谢公志也。谢公为不死矣。[6]
文中“佟都统”，即指前边言及的副都统佟鉴，所涉其他官员，录文中皆已有简明官职交代，只是所述文谦的“钦差天津盐院”之职名不太规范。其人是长芦盐政，也是当时驻天津的最高官员。这时他“奉派办理地方防守事宜”，被朝廷责成“督同镇道各员及绅商士民等，迅速妥筹布置”，[7]是天津地方上（不含胜保、僧格林沁等）军民防御的“总指挥”。代题文中提示出的该诗所涉事件，主要是咸丰三年十一月下旬的“静海之战”及谢子澄死事。这里需说明两点：其一，代题文中所说这时的“静海”之战，实际主要并非在静海而是在独流（因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在此汇成一河而得名）展开，独流属静海县的一个镇，在静海以北二十余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北伐太平军踞守的主要据点之一（另一则为静海，二者互为犄角）。其二，代题文中所记谢子澄之死，为“十一月二十七日”，当系误记，据多种资料互为参勘对证，实是在该月二十三日。钦差大臣胜保在事后奏报静海接仗失利并自请与达洪阿等交部议处的奏折中，就述及“谢子澄与佟鉴同时阵亡”之事，[8]虽未及具体时间，但查其出奏是在当月二十四日，那么谢子澄之死不会早于此日，殆无疑义。而就该折中所述相关情事，有“系二十三日事”的朱批，日期即明。此外，所见吴惠元《天津剿寇纪略》及附编、李金海《谢公事实清册》、吴汝言《闻见偶钞》中，都将谢氏之死明确记为当年十一月二十三日，[9]此外能证明的材料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此诗的代题文字之下，诗之正文亦多为七言之句（亦非律诗，且有个别诗句不是七言），偶有夹注，共八九百言。这里亦不再全文录载，而只在论证需要之处酌情摘引。
二
既然“两诗”主要涉及当年九至十一月的稍直口、杨柳青、独流战事，那么就以之与其他相关资料参勘，考察、分析一下战事的具体情形。为便于凸显“两诗”资料的相关内容特点和长短盈缺，先根据其他史料，力求概述出较为接近实际战局的背景和过程。
在北伐太平军进抵津西南之际，胜保的追击之军尚在静海更南的青县一带；僧格林沁大营则在京南固安，其分部驻津北武清；[10]天津总兵特克慎扎营城外；天津道张起鹓则婴城御守。当时天津本地的官军兵力单薄，不过千余人规模，而胜保、僧格林沁等军暂不在近前，无法介入。有限的官军之外规模更大些的是地方上的各类“民团”，人数数倍于官军，有研究者统计两者的总数“达七千余人”。[11]这是就天津城乡各处综合而言，并不是说这些兵勇全都参加战事。还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决堤泛洪的环境条件。战前，南运河堤坝决口，使津西南一带被淹，陆上进入天津唯经杨柳青、稍直口的一条通道，城外各地的陆路通联也大受限制，这自然利于清方的御守而不利于北伐太平军的进攻。在许多资料中决堤之事被渲染上神异色彩，而实际上是官方瞒着民间的秘密所为。有记：“城西芥园决口前一日，堤上有二人徘徊往来，一人曰：‘须在何处？’一人指曰：‘此处即可。’咸以为异。次夜溃堤，即所指处也。”[12]此实非神异，不过是有人密勘开堤防水地点而已。决堤放水在确实有利于天津防御的同时，也给民生带来莫大灾难，清官方当然不会自承故意开口，渲染神异有利其掩饰而已。
北伐太平军方面，此时有三四万人的规模，而它在进抵津西南后并没有全力进攻天津的部署，而是大部驻扎下来，仅以李开芳率领一支部队做试探性的进攻，遂有稍直口之战的发生。此战抵御太平军进攻的最主要力量并非清军，而是由谢子澄统带的民团（包括为应急临时组织起的监犯），以及临时组织利用的“雁户”。所谓“雁户”，即以小船放置掩饰起来的排枪，“推行水中”，“用以弋凫（按：打野鸭子）”的村户，[13]用他们在水中设伏，伺机击敌。此战确实是清方取胜，应该说，它有效地阻截了北伐太平军向天津城的进攻，并使之有一定伤亡，特别是打死了“‘贼’中呼为开山王”[14]的先锋官。此战对于阻遏北伐太平军攻取天津，振奋清方人心、士气，令其稍能缓气来做进一步筹策布置，是有不小作用的，而事后清方也愈发铺张炫耀。不过，就战事本身而言，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实际上这不过是太平军初到的一次前哨接触战，规模不大”。[15]这从此战的清方最高指挥层文谦等人战后的奏报中也看得出。该奏短短二百余言，称“该逆于（二十八日）午刻，贼众分股直扑，开放枪炮。臣等督饬兵勇枪炮齐施。直至亥刻，贼众退回。伤毙逆贼约有二百余人，斩获首级二颗，兵勇伤亡检点不过十数人”，[16]似乎当时自己也未将其当作重大战事。当然，也能看出文谦不像胜保那样惯于无边际地讳败夸胜，说话还较靠谱，尽管所报战果上未必没有一定水分。
再后几天的杨柳青战事，更非攻守相对、交锋激烈的大战。太平军似乎无意于此坚守，而取相机酌退之策，清军占据此处自然是容易的。不过，这时胜保业已率军到来，代替文谦成为前敌的最高总指挥官（他奏报中对文谦用“嘱令”之辞）。杨柳青战后，他于十月初八日的奏报中，却极力张扬其“进剿”“全获胜仗，将杨柳青贼匪杀剿殆尽”，[17]夸耀战绩和自己的指挥部署得当，几无可信之言。
至于独流之战，无疑是清方惨败，特别是二品大员佟鉴被杀，谢子澄为救护佟鉴也负重伤投水而死。此外人员和军械上损失亦重。而胜保为此不得不上奏自请“交部议处”。但其折中，还是大力宣扬自己的忠勇尽职，布置得当，且率兵杀敌，致“贼尸填积”，极力推卸自己为失败应承担的责任，而诿过于达洪阿等人。[18]无论如何，此战清方的败局结果是掩饰不了的。此战之后，太平军在独流和静海还有短时坚持，次年正月初全军便告南撤，其间与清方的战事本文不再涉及。
三
那么，马恂的“两诗”对反映相关战事来说有何局限，又有何史料意义呢？
先概说其局限，主要是三点：一是体裁本身的局限。诗体资料毕竟与常规体裁的史料有所不同，它在语言上、意境上都有特定要求，一般不能以通常的语体直截了当地叙事和评论，这样从历史学所要求的明确、准确方面说，就要受到表述上的限制。二是主旨上的局限。“两诗”是以褒扬谢子澄其人为主旨的，谢氏为其中的主人公，自要围绕他来选材、置评和抒感，而对相关战事内容的较全面反映自受限制。三是“两诗”作者主观条件上的限制。“两诗”作者似非相关战事的局内之员（没有见到说明其直接涉事的资料），如果是这样，那么作者对战事情况的了解，就只能得之于别人的口头介绍和相关文字资料。不过，他与谢子澄倒是相识并有过交往，在“两诗”的第一首中，有“我昔摄铎向古赵，获从公游联诗盟”句；[19]第二首中，最末有“论文把酒忆邯郸，那知公今已醒黄粱梦”句，随后注云：“公在邯郸摄篆，欲搜集黄粱梦祠中诗刻之，属予为序。”[20]可知马恂曾代任邯郸教职，而谢子澄当时署理邯郸知县，从而建立主从和“诗盟”关系，并有谢氏拟编诗集向马恂请序之事，其间交往算是由来已久，且非泛泛。在谢氏死后，马恂为之作诗以祭自在常理之中，诗作中为之揽功和溢美的偏颇也在所难免。
注意其局限性，更利于实事求是地研究其史料意义。“两诗”对谢子澄“忠勇义烈”的状描，对相关战事形势、情节的揭示等，大致能与其他诸多史料合辙相符，互相印证，对此不拟再详做论证。这里特别注意的是，在“两诗”内容中，在若干具体事情、细节上的“独异”或其特别强调和突出之处。试由以下数端分别论之。
第一，所谓“民兵”在战事中所发挥的作用问题。在这最初的津西南之战中，清方的“民团”“壮勇”之类，特别是由谢子澄直接统带的“民兵”力量，发挥了重要甚至是关键作用，这在“两诗”中得到了反映。“县令谢公官七品，奋起简练呼编氓”；“保障畿东尊县令，陷坚摧锐提民兵”；“一片刀光压人影，妖贼血雨飞纵横。血仇敌忾气无敌，壁上观者神皆惊。唾手功成静海静，云是谢公旧领之民兵”。[21]这些诗句即可为证。“民兵”战果的具体事例，除了本文中他处述及者外，这里再举“两诗”中的一例：在“大头羊自粤西起，奔突直进如狂酲。公麾健军擒之到，系颈不异牵牺牲”诗句后，有注云“贼渠大头羊为刘继德（原监犯，回族，被释后很快纠集其千余人的回族民团受训参战[22]）冒火炮生擒，并夺其大司马大旗”。这个太平军官弁看来绰号作“大头羊”，其具体情况笔者尚不得其详（肯定不是绰号亦是“大头羊”的张钊，颇早参加太平军的他不久即反叛降清，1852年为两广总督徐广缙所杀），若擒获其人确有其事，那么他就是被清方视为与“开山王”同类的不寻常人物，非一般军官，是重要战果。的确，谢子澄在组织编练“民兵”特别是率团作战方面，其特殊作用别人无可替代，当然，也不能单靠其个人，应该说是天津官绅共同努力的结果。像文谦和天津道、府官员，还有盐运使杨霈，在津的前浙江巡抚梁宝常等，就或是督导或是直接参与其事。还需特别提及的是静海的豪富盐商张锦文，他对民团的举办和参战提供巨额经费支持，若无经费保障，自然一切皆成画饼。有了经费保障的此等“民兵”，有合适的前敌统带者自然就成关键，而身为“父母官”的谢子澄自告奋勇，承担此任，身先士卒，得到团众的拥戴，为其卖命效力。[23]从上录“两诗”中第二首的代题文中相关语句，亦可见“民兵”对谢氏的依从和护持之情。
第二，清方阵线中的矛盾和谢子澄被胜保忌恨、陷害的问题。谢子澄与所率“民兵”虽关系和谐，但与其他官员特别是前敌大员的关系并非都能如此。清方阵营中矛盾重重，相互猜忌乃至构陷之事多有，具体说像胜保对谢子澄就是这样。胜保其人品行恶劣，一贯好欺瞒虚饰，又嫉贤妒能，贪功诿过。他来到津门前敌之后，成为最高指挥，谢子澄所带民兵也在其麾下。他拒不听取谢氏的合理建策，一意孤行，甚至有意陷谢子澄于孤危之中。有资料说，谢子澄率队奋勇能战，与敌对垒，“贼已奔北，公（按：指谢子澄）犹挥勇前进”，“而胜保忌之，阴撤其队（按：指胜保撤回其官军队伍），且扬言军中曰：‘此谢公著绩之日，我等岂可争功。’贼见无策应，转身向前，（谢氏）故及于难”。[24]“两诗”中对胜保拒纳谢子澄建策，陷其孤危致死的情事，亦有披露。如在“县令战胜将军至，合军急击消欃枪。四张天网靖余孽，蔓草岂复留枝茎”诗句之下，有注文云：“胜将军至，谢公从之击贼于杨柳青。贼窜入静海城，遂围之。谢公言乘胜急击，贼可悉殄，而胜将军不从，休军数日，贼遂得于静海作冰城泥垒，猝不易攻。”这是说拒纳合理之言而致军事被动。又在“受军旅寄方驰驱[25]，失贵臣意生芥蒂。一朝马革裹尸还，龙性难驯鸾翮杀”诗句后，有注云：“胜将军令谢公以民兵攻静海（实独流），公不可，忤将军意，遂生龃龉，以致谢公阵殁。”其意自是因生龃龉而对谢氏故意陷害了。与其他相关资料互为佐证，可知此事并非无根游谈。由此则可见清朝阵营内部自斗自害之一斑。
第三，北伐太平军在天津的民众基础相对薄弱的问题。太平军在南、北方群众基础的相对薄弱是明显的。北伐太平军来到北方为一支孤旅，无力也无暇深入做好群众工作，语言、生活习惯上又颇存隔膜，再加清方极力诋毁宣传，群众对太平军缺乏实际了解甚至怀有恶劣印象而敌视之，这种情形的存在是毋庸讳言的，在天津地方也不例外。当然，也可以找出当地群众支持、拥护北伐太平军的一些事例，但那似乎并不能代表主流方面。对清方的支持自然就意味着与太平军的敌对，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两诗”中反映群众支持清方的内容是很典型的。规模颇大并切实发挥无可替代作用的“民兵”即由“民”组成，这本身即颇能说明问题。而民间在钱物、军食方面的支持亦颇积极，所谓“输赀输力廷为盈”。又有诗句写及稍直口胜后的情形，“一军驻野壶浆馈，大饼争擀肥牛烹”，其下注云：“战胜，谢公虑回军贼必扰关厢，遂驻军于野，民争以饼粥烹牛，送供军食。”在这种情况下，北伐太平军在这里哪能说得上有深厚的民众基础？这当是它最终无法坚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北伐太平军在进军和抵达津西南后的军事表现问题。“两诗”中当然少不了对北伐太平军的污言贬语，不过，从中或正可看出其污、贬对象的优长之处。譬如“两诗”中溯其北上的进军过程，有“蹂躏临洺径北窜，三百余里无坚城”之句，这不正好说明这支军队当时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势头吗？而所谓“突出诡道群妖行”，则说明它能出其不意、机动灵活地择路进军。所谓“贼自江皖走豫晋，狂势黑海翻鲵鲸”，也正可反映其进军迅疾猛烈的情形。北伐太平军进抵津西南地区之后，还使用侦察人员侦测敌情，并有诈取火药、纵火焚敌等谋划和试行。“两诗”中因有“剪除间谍弭内患，更擒伪使穷敌情”句，并有注云：“先擒奸细三十余名，女贼一人。贼伪为差官，诈取火药，镇总（按：指天津镇总兵）欲与之，谢公讯诘奸状，穷其情，立斩之。奸细谋纵火，亦擒之。”太平军官兵的作战也是有勇有术的，“两诗”中有“骁贼飞斗有鬝首，百战不惧火炮鍧”句，说的是“贼渠号‘秃子三王’，踊跃，炮不能伤”，就是前边提到的“‘贼’中呼为开山王”者。北伐太平军在总体进攻不力的情况下，注重的是坚守之策（似有待援之意），而其具体方法，“两诗”中也有涉及，如在“纠桓奋要摧冰城”诗句后注云：“贼于静海城外壅泥加木为重城，以布絮渍水护之，凝结为冰，甚固，大炮不能损。独流亦然。”这种“冰城”防守之术，对于生发于南方的太平军来说不啻创举，因为南方气候条件下自然是难有“冰城”之筑的，这反映出北伐太平军因地制宜的灵活和智慧。
第五，对相关战事中“要角”谢子澄的形象塑造问题。谢子澄是津西南战事中的重要角色，在“两诗”中更是主人公，看其中对他的形象塑造，除知其本身情况之外，亦可有助于了解相关战事情形。“两诗”中直接涉及主人公的诗句颇多，不一一征引，只言概要。它对其人形象的塑造大致是：忠勇而又机谋，挺身力当艰危，带队克敌制胜，又曾发奸擿伏，建立大功，所谓“县令岳立功峥嵘”，“今闻功烈青天擎”，又能深得民心，为众拥戴，而为胜保之辈忌恨、陷害，最后战中死难，既得到绅民的哀痛祭奠，也为朝廷旌奖表彰，所谓“九重轸惜垂殊眷”。“两诗”中对谢氏是十足的正面形象塑造，甚至有这样的话语：“使得如公十余辈，早奠黄路歌有庚。”就是说若是有十几个像谢子澄这样的人，早就能奠定国运大局、欢庆胜利了。且不说作者的立场问题，即从清朝方面而言，这样的定位似乎也太夸张了些。当然，“两诗”毕竟是文学作品，并非史传，且评说与史实记述也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情。不过，谢子澄这样一个知县之死，确显“忠烈”，这也给了清廷借破格旌奖表彰以激励官民的一个由头。很快，谢子澄死难三天后（二十六日），就有上谕：“知府用天津县知县谢子澄，督带练勇，保卫天津，民心爱戴，自调赴军营办理粮饷，带勇杀贼，极为奋勇，乃以救援佟鉴，身受七伤，被害情形尤堪痛惜。谢子澄着加恩赏给布政使衔，即照布政使阵亡例赐恤，于四川原籍建立专祠，并赏给骑都尉世职。佟鉴、谢子澄仍着一并于阵亡地方建祠置祀，以慰忠魂。”[26]这样看来，“两诗”的基调与官方亦大致合拍。起码可以说，若当时在津的清方文武官员，都有谢子澄这样的“忠勇”精神，津西南战局对北伐太平军来说当更被动、不利。
[1]董丛林，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史梦兰著，石向骞主编《史梦兰集》第八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第271页。
[3]笔者所见，此两诗体作品，一是上揭《史梦兰集》第八册中辑录者（在《永平诗存》卷十四），再是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十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辑录者（在该书第10575～10579页）。所说这种“以说明性文字兼而代题”的情况在两本中相同，且整体诗文亦略同，只是第二首中作者的一个“自注”，两本中所置位置不同（《史梦兰集》辑本中在代题文字末，《清诗纪事》辑本中在全诗末），另外还有极个别字眼上的差异。本文引用该两诗资料依《清诗纪事》本。
[4]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十五册，第10575页。
[5]稍直口有大稍直口、小稍直口（现皆属天津市西青区）之分，“大”者在西，“小”者在东，相隔8里许。上海进步书局民国版（最早为1915年）《太平天国轶闻》第二卷“得胜口之战绩”条中，即有“小稍直口改名得胜口，旌战功也”之语。顺便说明，该书在有些事情上错乱失实较为明显，但该条内容却非如此，推敲可知系根据多种资料撮述得较为系统、全面者，可资参考。
[6]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十五册，第10577页。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第76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第314页。
[9]见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第459、462、495页。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册，第323页。
[11]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第33页。
[12]吴惠元：《天津剿寇纪略》附编，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461页。
[13]吴惠元：《天津剿寇纪略》附编，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460页。
[14]吴惠元：《天津剿寇纪略》，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458页。
[15]张守常、朱哲芳：《太平天国北伐西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103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册，第336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册，第431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一册，第312～315页。
[19]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十五册，第10576页。
[20]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十五册，第10579页。
[21]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十五册，第10575～10576页。“两诗”全文载该书第10574～10579页（上已注及），以下引录该诗文句，皆在此页码范围，不再出注。而非“两诗”文句的引文以及需要说明事项照常出注。
[22]吴惠元：《天津剿寇纪略》附编中记：“回民刘继德者，甫出狱，振臂一呼，回民之奔聚者千余人，遂饬其率赴校场听用。”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460页。
[23]吴惠元《天津剿寇纪略》中记：“届期官绅兵勇咸集，将出探，众曰：‘谁带队者？’邑侯谢公子澄奋然曰：‘我何如？’众踊跃曰：‘听命。’公即去长袍，持枪上马。”见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458页。
[24]姚宪之《粤匪纪略》抄本他人插写语，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第466页。
[25]“驰驱”在《清诗纪事》本中原为“驰驰”，据《史梦兰集》第八册中辑录文字而改。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十一册，第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