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关于农垦的重要论述
我国的农垦事业是在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倡议并建立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农垦事业的发展历程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关军队从事生产，发展军垦、农垦事业的重要论述；周恩来、陈云有关国营农林场发展商品粮和橡胶战略以及搞好水土保持的重要论述；王震关于农垦要屯垦戍边、“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超前规划、因地制宜”的重要论述；邓小平、胡耀邦有关垦区农工商综合经营、农垦工业化的重要论述；江泽民、李鹏、温家宝、朱镕基有关农垦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科技兴垦的重要论述；胡锦涛、李克强关于农垦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和新时期新疆兵团维稳戍边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关于深化农垦体制改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造中国农垦现代农业航母的重要论述等，都对农垦事业发展起到决定性的指引作用。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有关农垦事业发展的论述、讲话和指示是国家制定农垦政策的主要依据和指导思想。其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农垦事业发展最具变革性影响。
一 毛泽东关于屯垦重要论述
早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工农革命军要执行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23]。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加之中共领导下抗日军民人数的增加，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克服这一困难，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24]他提出全党全军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大会要求军事机关、学校和八路军留守部队当年的生产任务是一万两千五百石（占生产总任务的41%）。在八路军留守部队中，生产自给运动搞得最好的是一二○师三五九旅。从1940年起，在旅长王震的领导下，在距延安近百里的南泥洼（后改名为“南泥湾”）开荒造田，从1940年到1943年开垦荒地5万亩，并建立了纺织厂、肥皂厂、盐井、磨坊、运输队、军民供销合作社等工商部门，到1944年，三五九旅实现了全部经费、物资自给，粮食做到了“耕三余一”[25]。1942年，毛泽东为电影《南泥湾》专门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为推动大生产运动的深入进行，毛泽东于1942年到1945年间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等重要著作，其中对军队参加生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述和说明。
毛泽东指出，大生产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基本原则是“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其核心内容是既要发展公营经济，也要发展民营经济[26]。在物质分配方面“还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27]。关于生产的组织形式，他认为要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28]。
1943年，毛泽东提出：“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29]1945年，毛泽东进一步号召全党全军“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同时，还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30]。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31]。
在军队从事生产过程中，毛泽东一再强调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他指出：“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两年内是继续发展的，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机会，那末，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32]。”
毛泽东高度赞扬军队在大生产中取得的成绩，1945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工作者大会上总结道：“最近几年，我们边区部队从事大量的生产，衣食丰足，同时又进行练兵，又有政治和文化学习，这些都比从前有更大的成绩，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也比从前更好了。”同时他继续鼓励游击区的生产工作，他说：“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和部队，如果有了生产自给运动，他们的战斗、训练和工作，就更加有劲，更加活跃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团结，也就更好了。”[33]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赞扬了晋察冀游击队生产运动的经验，称他们“实现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把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看重”[34]。
对于军队从事生产的合理性问题，毛泽东强调“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35]。”毛泽东认为军队从事生产的另一重要任务就是学会经济工作，他说：“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36]
毛泽东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升华和创新进一步指导实践的理论。1943年11月，毛泽东科学地总结了军队从事生产的工作，并提出了后来影响他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重要观点——“组织起来”，他说：“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毛泽东强调：“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毛泽东认为，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和分散的个体生产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他对集体化的发展方向作了明确的指向：“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37]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1952年2月2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参加农业生产建设的有15个师，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江苏、山东等省、自治区，以他们为主建立了一批农场[38]。《命令》说：“你们过去曾经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39]
1958年1月，为了裁减军队数量和减少脱产人员，中央军委决定在1958年内从军队现有干部中精简十万人，动员他们上山下乡进行劳动生产。并规定：“除地方机关可能接收一部分分配工作外，基本上应是动员他们转业复员参加生产建设。知识分子学员中的军士人员和工农骨干，在自愿条件下可动员去国营农场从事劳动，干部中凡愿意去的，也可以去一部分。地方无法接收的，如军队在当地办有军垦农场（或有条件办并准备办军垦农场的），在本人愿意参加的条件下，也可以吸收一定数量。”[40]1958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参加的成都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提出：“军垦既可解决军队复员就业问题，又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在有些地区还可以增强国防和巩固社会治安。因此，在有大量可垦荒地、当地缺乏劳动力，又有复员部队可调的条件下，应该实行军垦。”《意见》同时指出：“军垦的组织形式，一种是首先组织军垦农场，然后逐步转变为国营农场，另一种是一开始就组织国营农场。军垦农场的经营，应该以农业为中心，同时结合经营林业和畜牧业，农林牧产品加工工业。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经营运输业和建筑业。在建立军垦农场的初期，应保持军队的领导关系，以利军队帮助建场，同时还应受农垦部和地方的领导。待建场完成后，则由农垦部和地方领导。无论建场初期和建场完成以后，均应以地方领导为主。”[41]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提出5年内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方去参加开发和建设工作，并要求农垦部负责此项工作[42]。1962年2月，时任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政治委员的张仲瀚在和周恩来一起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周恩来总理告诉张仲瀚：“毛主席和我有个设想，把我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43]196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宁夏、陕西建立农业师。在指示中提出：“采取军垦形式，开垦荒地，建设农场，发展生产。”1966年，中央决定在西藏成立农业建设师。1968～197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批准建立黑龙江、内蒙古、兰州、江苏、福州、安徽、云南、山东、浙江、广东生产建设兵团和江西农建师及广西生产师等[44]。要指出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各地兵团和建设师的成立对稳定混乱的局势和巩固边防是有积极作用的，但用带兵打仗的方式管理农场企业，其经营体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1972年以后，各地建设兵团和建设师相继撤销。
计划并实施建立如此庞大的生产建设部队，除了屯垦戍边的需要外，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具有高度组织化的“国有经济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引领示范作用。
一是帮助边疆发展。1949年新疆解放初期，毛泽东对向新疆进军的人民解放军和到新疆工作的干部指示：你们到新疆去的任务，是要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45]。1951年12月，毛泽东在给《王震关于新疆军区一九五二年生产计划的报告》的批复中十分赞同王震准备将开垦好的农场移交给当地农民，试办集体农庄的计划。他说：“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新疆因为是将军队垦出的一部分土地、军队修好的一部分水利和房屋让给农民，如果又能给以机器援助，农民可能很乐意干。望将这方面的经验随时报告。”[46]
二是发展国民经济，解决民生问题。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的经毛泽东多次参与修改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国家应当有计划地开垦荒地。从1956年起，在12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1955年的1300多万亩增加到1亿亩左右。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组织移民和鼓励合作社组织分社或者派出生产队，进行垦荒。”“国营农场应当实行多种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这份《纲要》还提出“要有计划地发展国营牧场和国营林场”“积极改良和利用盐碱地、瘠薄的红土壤地、低洼地、沙地和其他各种瘠薄的土地”[47]。1958年秋，毛泽东主席将数十封反映订奶困难的人民来信亲自批转给农垦部部长王震，要求国营农场重视发展奶牛生产，增加奶品供应[48]。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在研究进口粮食的同时也考虑如何提高国营农场的商品粮生产问题，1961年4月，毛泽东主席对王震说，国营农场只要能搞到商品粮，我赞成农垦部搞些直属的[49]。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提到要大力支持国营农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能够逐年向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粮，并规定国营农场每年增加上交国家商品粮3亿～5亿斤[50]。1978年1月，王震副总理接见全国国营农场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说：“办国营农场也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关于我们国家人口多、要充分安置就业的指示，办农场就业花钱少，同时，可为国家多生产粮食。”[51]
三是引领示范农业技术。1954年6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时，加写了“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52]。10月，毛泽东在答谢苏联赠送可供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设备时提到“无疑地，这个国营谷物农场不仅在推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会起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也会帮助中国训练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人才和学习苏联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宝贵经验。”[53]1957年，毛泽东提出“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农场应当成为繁育农作物良种的基地，积极繁育和推广适合当地的农作物良种”。所有的国营农场，要“团结和帮助周围的农业合作社，在生产技术方面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54]
随着社会主义公有化的改造，毛泽东对国营农场在社会主义农业的集体化、农业合作化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化方面的示范作用更加看重。1953年，针对河南省盲目扩大国营农场问题，中共中央发文指出，“须知目前时期我们发展国营农场主要是为了增产示范，扩大影响，团结群众，积累经验，培养骨干，为将来农业大规模集体化作准备工作，而不是靠经营农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55]。毛泽东在1955年论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说：“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56]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充满信心地说：“同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到1957年，国营农场将达到3038个，耕地面积将达到1687万亩。……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有大规模的发展。”[57]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应该加强国营农场的工作，使国营农场对于合作化运动更多地起帮助和示范的作用[58]。在农业部的多项文件中，也一再提到国营农场的主要任务是“启发引导个体小农经营，走向机械化、集体化的生产道路”[59]。
毛泽东对于问题的看法，从来都不止于“头疼医头，脚痛医脚”，他在大生产的运动中敏锐地发现，将“军民组织起来”，除了能解决吃穿用等现实困难外，“组织起来”带来的社会和民众精神及心理上的变革，更为重要。毛泽东曾多次学习《共产党宣言》，并对文中“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实行普遍的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等句子做了圈点批画[60]。据王震回忆，“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他们曾多次谈到，中国这么一个幅员广阔、多民族的大国，为了巩固边疆、保卫祖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组织军队屯垦戍边的问题。我们的海岸线、边境线很长，有几万里，组织军队屯垦，这样有战斗力，一旦发生战争就能打仗，保卫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不被侵犯。他们还讲到，共产党宣言的十大纲领中，有一条要建立农业产业大军，所以要开垦荒地，建设一支采用现代化机器和科学技术的农业大军”[61]。所以，毛泽东要求军队从事生产建设，不仅是解决经济困难和转业军人的就业问题，也不仅仅是屯垦戍边、发展现代农业的问题，而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实践来看待的。全国各垦区的国营农场更是被看成是示范以合作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余秋里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毛主席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1955年10月，会议主要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指出“这一次没有人讲国营农场的问题，是个缺点。希望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研究国营农场的问题。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年一年大起来”。1959年9月，毛泽东在视察天津杨柳青农场时感慨地说：“还是全民所有制优越性大，可给集体所有制作样子。”[62]
图1 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屯垦思想的发展路径
毛泽东的屯垦思想是指导革命时期军队从事生产和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以转业、退伍军人为主体，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屯垦戍边”，并从事国营农场生产建设的理论依据。毛泽东的屯垦思想既是对“屯垦戍边”这一延绵千年治国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发扬，也是毛泽东结合马克思主义尝试解决中国问题的重大实践。在革命时期，以军队为主体的大生产运动，保证了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生产和管理经验。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实践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成立产业军”的教导，并形成“三个队”的建设理论，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丰富这一理论树立了坚定的信心。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毛泽东对国营农场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寄予了厚望。他认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屯垦大军，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支撑下，一定能够创建出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于一体，并在高级阶段发展为农工商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新农庄，彻底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为此，他曾设想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先创建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的军垦农场，创建出样板，再交给地方，并通过这种具有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国营农场，不断引领示范全国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建设。在随后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十年中，我国的军垦及农垦生产单位承担着大量商品粮和国家战略物资的生产任务，消化解决了数十万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在自身获得较大发展的同时，也因承担过多社会职能而矛盾重重。
受时代的影响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局限，新中国的军垦和农垦事业发展虽然遇到了挫折，但其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
一是解决了大批复员转业军人的安置和城市及农村富余人口就业问题。截至1984年，全国农垦系统共接收复员转业和荣誉军人145.4万人，吸收农民转为农垦职工145万人[63]。据顾洪章统计，1962～1979年，全国共有291.19万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被安置在国营农场[64]。截至1978年，全国共有国营农场2067个，总人口1095.8万人，实现职工就业514万人[65]。
二是促进了全国经济特别是边疆经济的发展。在新疆，建设兵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按照“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天山南北的塔克拉玛干、古尔班通古特两大沙漠边缘和自然环境恶劣的边境沿线，兴建水利，开垦荒地，建成一个个田陌连片、渠系纵横、林带成网、道路畅通的绿洲生态经济网络，并逐步形成以轻工、纺织为主，钢铁、煤炭、建材、电力、化工、机械等门类较多的工业体系；在东北，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在南部亚热带地区，农场建设者们实现了中国橡胶产业的从无到有。
三是维护了边境安全和民族地区的稳定。无论在“伊塔事件”“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还是在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稳定工作中，兵团战士和农场职工都为战争的胜利和对一些突发事件的成功处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62年，毛泽东对新疆建设兵团在维护边境安全方面的突出表现大加赞赏，他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66]
二 邓小平等领导人关于农垦重要论述研究述评
邓小平关于农垦重要论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就对国营农场工作提出管理意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视察新疆、黑龙江、海南等垦区时，做出许多重要指示，在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中对国营农场改革亦有诸多重要论述。
从1998年起，国内以新疆建设兵团的研究者为主，开始系统研究邓小平关于农垦重要论述。其主要研究成果有：肖发灿（1998）《邓小平与中国农垦建设》，颜忠民（1999）《关于邓小平农垦理论研究》，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1999）《邓小平同志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赵柳成（1999）《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农垦思想》，麻霞（1999）《农垦改革开放的实践丰富了毛泽东屯垦思想》，方英楷、吕道珍（2000）《论邓小平农垦理论的科学体系》，张振华（2001）《邓小平对毛泽东屯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李书卷、王瀚林（2004）《邓小平对毛泽东屯垦思想的重大贡献》，湘平（2006）《简论邓小平农垦思想的主要内容》，杨华（2017）《邓小平关于兵团屯垦思想的政治智慧与实践》等。
2000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刘成林等人撰写的《邓小平农垦思想研究》，系统论证了邓小平关于农垦重要论述的形成发展和科学体系，全面概括了邓小平关于农垦重要论述的基本观点。如：国营农场必须实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农垦干部要实现“四化”；国营农场要对外开放；建成“三个基地、一个中心”；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为实现农业现代化起示范带头作用；国营农场有优越性，有发展前途，非办不可；对国营农场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国营农场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效益，扭转亏损；国营农场管理要照顾农业生产特点，划小核算单位；国营农场要搞多种经营，变成农工商联合企业；边疆农垦要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备战防边，巩固国防；进一步弘扬农垦精神，大力发展农垦科技、教育、文化，努力提高农垦干部、职工的素质等[67]。
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邓小平关于农垦重要论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营农场要全部作为出口产品基地。1959年，国家为了从国外购买急需的粮食和机器，必须出口外国需要的农畜产品，以换回外汇。国家决定把一部分国营农牧场建成出口基地，直接为外贸提供货源。1959年3月，农垦部在北京召开出口工作会议。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指示：“全民所有制国营农牧场和劳改农场，凡能生产合乎出口需要的产品的农场，都不打杂，全部作为出口产品基地，专门生产出口需要的大豆、油料、花生、猪、牛、羊、鸡、鸭、鹅、肉、蛋、奶制品等农畜产品，并且使供应出口的产品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68]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59年，国家农垦部成立了出口产品经销机构，直接抓直属垦区的出口工作。国营农场要全部作为出口产品基地的指示对农垦农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提升质量而倒逼国营农场农业科技和农业机械化加速发展。邓小平的“出口产品基地”指示，是改革开放后农垦确立国营农场要建成以“三个基地一个中心”[69]为主要任务的指导思想来源。
二是国营农场要加强管理，搞好经济核算。1962年5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国营农场的家当已经不小，就是没有管好，看来是管理问题。农场是非办不可的，是有发展前途的。苏联现在也走这条路，看来也没有管好。是否世界上的农场都要赔钱？要搞多种经营。农场是有优越性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发挥它的优越性。”他提出，“农场必须有几定，有定员、定额和责任制、经济核算制，才算办企业。”“农场以两级制为好，除了大型农场外，一般不要搞三级制。核算单位可以划小一点，要照顾到农业生产的特点。”[70]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针对诸多问题无人管理的现状，多次提出在管理制度的改革上，要加强责任制。他肯定和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积极推动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改革。这些指示都为农垦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责任制改革指明了方向。1984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国营农场应继续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办好家庭农场。机械化水平较高，不便于家庭承包的也可实行机组承包”。家庭农场的建立，使原来国有农场的经营模式变成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改变了过去国有农场高度集中统一的生产经营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农垦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71]。
三是农场要工业化，搞多种经营。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黑龙江垦区时指出：“农场不仅要搞粮食，要变成农工商联合企业，基本是农业加工，农业的技术改造，也可以搞种子基地，可以搞种子工厂，搞肥料厂，农业最终是要工业化的。”[72]把农牧业生产、农畜产品加工和产品销售组成一个产业链，加速农业现代化，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关于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对农垦企业经营体制的创新。这种一体化组织形式是农垦在改革开放中组建大集团、大公司战略的主要指导思想。1983年8月，邓小平在听取黑龙江友谊农场的生产和建设情况汇报时说：“你们不仅要作商品粮基地，还要大力发展畜牧业和饲料工业。”他还说：“你们分离出这么多劳动力，要注意大搞多种经营哟，要多发展林业、林果业、畜牧业、渔业、加工业，全面提高劳动生产力。”邓小平关于“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理论是对毛泽东同志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四是强调新疆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根据王震1981年6月的建议，当年8月，邓小平来到新疆石河子垦区，考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撤销建制后以农垦总局取代的管理体制是否合适。他回京后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恢复起来确有必要，组织形式与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军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随后，国家农委党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给中央提交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提出从防御霸权主义入侵，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和建设社会主义富强、文明的新疆的战略考虑，建议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1981年12月，中共中央等发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被撤销6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得以恢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恢复了兵团建制，纠正了对兵团的一些偏见，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兵团屯垦重要论述的基础上融入了更多、更新的符合新时期社会发展和经济市场化要求的元素，使兵团事业得到恢复和壮大[73]。
关于邓小平农垦重要论述对于农垦事业改革发展的总体评价方面。赵柳成（1999）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谈论公有制优越性的观念的逐渐破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再强调国营农场在所有制方面的示范作用，而把着眼点转移到了农垦在我国农业实现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中起示范作用上面。据此，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规定了新时期农垦的基本任务：一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建成稳定的内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和城市及工矿区的副食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二是向农村开放，发展经济联合，成为当地农村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推广、产品加工、运输和销售的服务中心；三是提高经济效益，在农业实现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中起示范作用；四是屯垦戍边，帮助兄弟民族繁荣经济文化，增强民族团结，稳定边疆，巩固国防。赋予农垦这些任务，反映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新时期发展农垦事业意义的认识[74]。
在确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几届中央领导人都一再要求各个方面要重视和支持农垦事业的发展，帮助农垦解决困难。例如，1991年3月，李鹏总理主持召开的关于研究国营农场发展问题的会议纪要指出，“对现在仍处于贫困状态的国营农场，纳入国家的扶贫开发计划，要像对待国家确定的贫困县一样，进行扶持”。并要求：“凡是与垦区和农场自办社会性建设有关的税费，如教育费附加、农林特产税、城市建设税、环境保护排污费等，应酌情减免或部分返还给农垦，用于发展生产和自办社会性事业。”[75]2002年，温家宝在有关调研报告上批示：“要抓紧研究解决农垦、林业企业的社保问题。”[76]
在优化农垦产业结构，建立农垦经济新体制方面。1994年4月，朱镕基看望黑龙江农垦系统领导时指出，要发展生产，提高效益，可以广开一些生产门路，多种经营，多发展一些第三产业[77]。温家宝1994年8月在黑龙江垦区视察时提出，要全面发展农垦经济，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不断把农垦系统的改革引向深入。深化农垦系统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使农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需要。1996年7月，李鹏在黑龙江考察时要求农垦“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和农副产品深加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2000年，江泽民总书记为黑龙江垦区题词“发扬北大荒精神，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2008年4月，胡锦涛在海南考察时指出，要深化农垦体制改革，建立富有效率的农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使农垦企业成为海南经济新的增长点[78]。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对黑龙江垦区做出了“积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重要指示。
在边疆垦区发挥屯垦戍边特殊职能方面。1990年8月，江泽民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题词，“艰苦奋斗，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79]。1998年7月，他要求新疆建设兵团“增强完成中央赋予的屯垦戍边重要任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新疆生产建设的模范、安定团结的模范、民族团结的模范，以及稳定新疆和巩固边防的模范”[80]。2001年6月，胡锦涛要求新疆兵团“高举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旗帜，在保持社会稳定、反对民族分裂斗争中充分发挥中流砥柱作用”[81]。2006年，他进一步指出，“兵团要更好地发挥建设大军、中流砥柱和铜墙铁壁作用”[82]。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农垦事业发展基本方针，不断推进农垦改革，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垦经济新体制，从而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垦改革重要论述，也进一步解放了农垦生产力。
三 习近平关于农垦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这一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83]。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有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深化改革、新发展理念、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是农垦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关于深化国企改革、打造中国的国际大粮商战略要求，深化国有农垦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努力形成农业领域航母思想是新时代农垦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
一是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打造中国的国际大粮商战略。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农业主要矛盾已经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的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84]。比如，牛奶就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质量、信誉保障的要求，大豆生产缺口很大而玉米增产则超过了需求增长，农产品库存也过大了。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85]。他提出，要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农业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保障粮食安全是农业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底线[86]。为此，习近平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87]。由于我国缺乏有国际核心竞争力的大型农业企业集团，习近平提出打造中国的国际大粮商的战略要求。他指出，如果我国没有可靠的生产主体、本国的大粮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缺乏有效载体，国内粮食市场调控就会捉襟见肘，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往往就会被动[88]。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粮商和农业企业。[89]在此背景下，中国农垦于2014年启动了“国际大粮商”培育计划，积极推进“联合、联盟、联营”发展战略，先后成立中国农垦种业联盟、中国农垦天然橡胶产业联盟、中国农垦乳业联盟，并积极筹建冷链物流、节水灌溉等联盟组织，这些大型行业联盟的组建，标志着农垦已进入以大整合推动大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努力使农垦成为国家实施农业宏观调控最强有力的抓手，是关键时候“抓得住、调得动、用得上、应得急”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可靠力量。
二是深化农垦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2015年10月1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会议指出，我国农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承担国家使命而建立的。推进农垦改革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政企分开、社企分开，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核心，以推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为主线，依靠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资源资产整合、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全面增强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发挥现代农业建设的骨干引领作用。此份农垦改革发展意见，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农垦思想的最新成果，实现了理论、改革、政策三大突破。一是理论上有突破，提出农垦是中国特色农业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新时期农垦在国家全局中的战略地位。二是改革上有突破，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导向，以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为主线，重点回答了垦区怎么改、农场怎么改，以及人员、资产和土地管理体制机制等怎么办的问题，但同时又结合农垦实际提出了“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管办分离、购买服务”等改革过渡路径。三是政策上有突破，提出要实现“一个同步实施、两个全面覆盖”，即各项规划要在农垦同步实施，国家强农惠农富农和改善民生政策要在农垦全面覆盖[90]。
三是建设现代农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努力形成农业领域的航母。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视察时对深化国有农垦体制改革做出了重要指示，要以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为主线，推动资源资产整合、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努力形成农业领域的航母。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2017年8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黑龙江农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初步形成农业领域的航母”的改革目标。在垦区集团化改革方面，突出由行政管理向企业管理转变。省农垦总局整建制转换体制机制，形成以若干个产业板块公司为支撑的农垦企业集团，组建农业产业公司，农牧场作为基地进入产业集团。改革过渡期后，不再保留省农垦总局牌子。在深化农场企业化改革方面，强化国有农场市场主体地位，推进农场公司化改造，建设现代化的水稻、大豆、玉米、麦类、马铃薯、青储饲料、种子、蔬菜、林产品、奶牛、肉牛、生猪、禽类、冷水养殖等专业化生产基地，与龙头企业共同构建产业集团。在改革农垦办社会职能方面，采取整体移交、分步分项移交和内部分开、管办分离相结合的方式，将国有农场承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纳入地方政府统一管理。
四是在农垦改革中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组织落实、干部到位、职责明确、监督严格。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要处理好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明确权责边界，做到无缝衔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91]。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36号），进一步明确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中，要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到2020年，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更加牢固。在中央的要求下，各垦区落实党的建设和深化改革同步谋划，同步实施。在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全面推行集团公司和各产业公司党组织书记、董事长“一肩挑”，党员总经理兼任党组织副书记，党组成员（党委委员）兼任董事。公司“三重一大”[92]事项坚持“先党内，后提交”程序，党组织单独召开会议对董事会、经理层拟决策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再提交董事会、经理层研究通过。加强垦区海外企业党组织建设，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新加坡等国家的海外企业建立9个党支部、2个党小组[93]。
五是把新疆兵团建设成“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2014年4月，习近平在视察新疆时指出，兵团的存在和发展绝非权宜之举，而是长远大计。兵团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兵团的战略作用不可替代。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发挥好兵团调节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等特殊作用，使兵团真正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94]。把兵团建设成“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就是要求兵团在政治上能够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在军事上实现保卫国防，在社会上增强民族团结，在经济上大力发展边疆经济。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边疆治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新形势下兵团履行屯垦戍边使命做出的新定位、提出的新要求，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发展的高度统一，为新形势下的兵团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1]民间相传秦渠的流向是依白马缰绳拖地而成。参见郭建申编著《中国西部回族民间故事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第1页。
[2]《宁夏水利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夏水利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第165页。
[3]（北齐）魏收撰《魏书1卷1～41》，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第529页。
[4]宁夏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宁夏百科全书》，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第174页。
[5]司马光：《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第7辑）》，万卷出版公司，2009，第339页。
[6]耿相新、康华：《二十五史（9）》，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499页。
[7]（明）胡汝砺纂修《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第439页。
[8]宁夏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夏军事志（上）》，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第84页。
[9]中国文史出版社编《二十五史（卷五）·南史、北史、隋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第1514页。
[10]灵州地区水土丰沃，垦殖发达，据《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记载：“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灵州三十七屯。”参见《册府元龟》卷503，《邦计部·屯田》，中华书局，1960，第6036～6037页。
[11]郑彦卿编著《宁夏五千年》，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第55页。
[12]张泽咸等：《中国屯垦史（中册）》，农业出版社，1990，第158～160页。
[13]《明史》（七），中华书局，1974，第1884页。
[14]黄云眉：《明史考证 第2册》，中华书局，1980，第613页。
[15]转引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农业地理（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080页。
[16]薛正昌：《丝绸之路与宁夏石窟文化》，《现代哲学》2010年第6期。
[17]马建军：《丝绸之路“宁夏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点突出的普遍价值》，《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18]宁夏通志编纂委员会编《宁夏通志·军事卷》，方志出版社，2004，第18～19页。
[19]（清）张廷玉《明史》，岳麓书社，1996，第2571页。
[20]张维慎：《宁夏农牧业发展与环境变迁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
[21]田澍：《西北开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473页。
[22]我国物候时期的气候变化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新华月报》1973年第6期。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版，2005，第228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大事记（193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7页。
[25]《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6、8页。
[2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第891～895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1019页。
[28]《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报告》，1938年12月12日，转引自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233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第911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1022页。
[3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1182页。
[3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893～894页。
[3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1019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1022页。
[3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892页。
[3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1020页。
[3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版，第928～931页。
[38]《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3～14页。
[39]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中央领导与兵团专辑·14》，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80页。
[40]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办公室编《军队干部转业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1982）》，劳动人事出版社，1983，第527～531页。
[41]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第311页。
[42]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第321页。
[43]张仲瀚：《周总理关怀屯垦戍边》，载郭书田等编《周总理与农垦事业》，中国农业出版社，2000，第12页。
[44]《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468～470页。
[45]王恩茂：《在庆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4年第6期。
[46]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纂委员会、兵团党委党史研究室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中央领导与兵团专辑·14》，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第21页。
[47]经济资料编辑委员会辑《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而斗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文集》，财政经济出版社，1958，第10～18页。
[48]《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199页。
[49]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农垦事业大事记（1949～1981）》（内部资料），第23页。
[50]《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462、464页。
[51]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第830页。
[5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497页。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第565页。
[54]经济资料编辑委员会辑《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而斗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文集》，财政经济出版社，1958，第10～18页。
[55]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法研究组编《农业经济法规资料汇编（第7辑）》（内部资料）1981，第158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248～249页。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237～238页。
[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254页。
[59]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第60、68页。
[60]江东然：《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109页。
[61]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第1043～1044页。
[62]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第837页。
[63]《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436页。
[64]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第258页。
[6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第61～62页。
[66]《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第4辑）》，载《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第30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第632页。
[67]刘成林、赵柳成、蔡志远、方英凯等：《邓小平农垦思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序言。
[68]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第360页。
[69]1985年10月，全国农垦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提出，要把农场建成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农业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示范基地，大城市和工矿区的副食品生产基地，成为当地农村推广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产品加工、运输和销售的服务中心。
[70]《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国营农场问题时的讲话（1962年5月15日）》，载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等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第535页。
[71]湘平：《简论邓小平农垦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3期。
[72]农垦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农垦事业大事记（1949～1981）》，内部资料。
[73]杨华：《邓小平关于兵团屯垦思想的政治智慧与实践》，《党史博采》2017年第1期。
[74]赵柳成：《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农垦思想》，《兵团党校学报》1999年第5期。
[75]《国务院关于研究国营农场发展问题的会议纪要》（1991年3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垦局编《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1991～1995年）》（内部资料），1997，第40～41页。
[76]丁哲元：《二十年的农垦情结——回顾有关农垦问题的调研活动》，《中国农垦》2014年第11期。
[77]丛培恩、梅殿龙：《朱镕基副总理在黑龙江看望农垦干部职工》，《中国农垦》1994年第6期。
[78]《学习胡锦涛同志考察海南讲话精神 全面推进垦区橡胶产业改革发展》，《海南农垦报》2008年4月16日，第1版。
[7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183页。
[8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205页。
[8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244页。
[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4）》，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268页。
[83]李捷：《习近平总书记的决定性作用与决定性贡献》，《党建》2017年第12期。
[8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人民出版社，2016，第157～158页。
[8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253～254页。
[8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人民出版社，2016，第157～158页。
[87]《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中国农业信息》2013年第12期。
[88]王守聪：《充分发挥农垦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中的骨干作用》，《农民日报》2014年6月14日，第3版。
[89]李克强：《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求是》2015年第4期。
[90]《农垦改革发展意见实现了理论、改革、政策三大突破》，中国政府网，2015年12月7日，http：//www.gov.cn/xinwen/2015-12/07/content_5020709.htm。
[9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176～177页。
[92]党的纪律规定，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做出决定。
[93]农业部农垦局：《农垦情况（农垦改革发展专递第57号）》2018年第14期。
[94]习近平：《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新疆》，新华网，2014年4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4/30/c_1110494979_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