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文字 文章和理论文章

在当代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理论文章、阅读理论文章，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撰写理论文章，思考着怎样才能写好理论文章。相比“读理论文章”的“大众”来说，“写理论文章”的只是“小众”。然而，这个“小众”的作用却不能小视。他们的理论文章写得怎么样，直接影响着“大众”的思想认识和社会行为，进而影响着国家的发展与进步。理论文章并不是想写好就能写好的。怎样把理论文章写好，是“小众”的“刚需”，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理论文章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进一步说，是在产生了文字、文章和理论的基础上出现的。尽可能多地了解文字和一般文章的产生、演变及特点，对于写好理论文章至关重要。

一、文字的产生及演变

文字，是理论文章的“始祖”。任何文章都是作者按照一定次序把文字连接起来的产物。没有文字就无所谓文章，更无所谓理论文章。所谓“无字天书”只存在于神话之中。探讨怎样写好理论文章，理所当然要从了解文字谈起。

考古学表明，人类文字的产生、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其他任何一种生物都无法创造的辉煌成就，并成为“地球的主人”，主要归功于人类特有的杰出能力——创造、保存并传递知识的能力。其中，文字的诞生，使人类的这种能力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文明源于历史，历史源于文字。人类从蛮荒步入文明，有三次伟大的跨越：第一次是语言，第二次是农耕，第三次是文字。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写道：“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马克思认为，语言是实践的意识，产生于交流的需要。卢梭说：“语言起源于人类的精神需要，起源于人类的激情。”因为有复杂的语言，人类能够将以前积累的经验和知识记忆下来，传给后代，使历史能够向前进步。但在实践中，人类发现，仅仅有“口口相传”的语言，不能保证更多的知识和经验正确全面地传播出去。于是，作为语言延长和扩展的文字便应运而生了。清代陈澧的《东塾读书记》指出：“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用当代语言说，文字是一种信息转换方式，它使语言从听觉信号转变为视觉信号，既听得见，也看得见。

伏尔泰说，文字的书写是声音的图画。的确，文字始于图画。5000多年前，随着农业时代的到来，最早的文字出现在被称为“文明的子宫”的两河流域。早期文字是一种图画性的符号。这种表意的象形文字在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墨西哥和中国都有出现。

现今所知的人类最早文字是楔形文字[1]，是由苏美尔人所创，演变自象形文字。楔形文字雏形产生时，多为图像符号。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前3000年是楔形文字的早期阶段，当时这种文字只得到了少量使用。公元前2600年左右，文字使用量增加。公元前500年左右，楔形文字成了西亚大部分地区通用的商业交往媒介。楔形文字一直被使用到公元前1世纪前后，使用情景如同现今的拉丁文。后失传，19世纪以来才被陆续译解，从而形成一门研究古史的学科亚述学。已被发现的楔形文字多写于泥板上，少数写于石头、金属或蜡版上。书吏使用削尖的芦苇秆或木棒在软泥板上刻写，软泥板经过晒或烤后变得坚硬，不易变形。由于多在泥板上刻画，所以线条笔直形同楔形。

发明字母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其中，字母文字是所有文字系统中最简化、最具颠覆性的东西。有了这种拼音字母，任何人类语言都可以被记录下来，形成文字，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人类通用文字。

文字是记录事件和传递信息的书写符号。它的创造给人类生活带来文明的曙光，其价值超过了其他任何成就。人类在5000多年前迈出的这一大步，使他们创造的思想和经验可以得到更加完整的保存，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得来的智慧可以代代相传。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对汉民族，而且对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也非常大。在形体上，汉字逐渐由图形变为由笔画构成的方块形符号，所以汉字一般也叫“方块字”。它由象形文字（表形文字）演变成兼表音义的意音文字，但总的体系仍属表意文字。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是甲骨文。公元前1300年前后，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创造出甲骨文。甲骨文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具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所谓汉字的“六书”原则，是古人解说汉字的结构和使用方法而归纳出来的六条规则。“六书”之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后世学者定名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东汉学者许慎给“六书”下的定义是：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㧑，音huī，意指挥——编者注），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汉字具有集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这一特性在世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具有独特的魅力。

文字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必然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某个时期的水平上。汉字经过3000多年的变化，共产生了7种主要的字体：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这7种字体被称为“汉字七体”。（1）甲骨文。它是殷商时代的文字，是现在已知最早的汉字，只有少数卜人史官使用。它主要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由于龟甲兽骨坚硬，所以笔画以直折为主，很少圆转。甲骨文具有早期汉字的特点：图画性强，大小不一，随意性强。（2）金文。它又叫钟鼎文，盛行于西周，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是把字刻在模子上再浇铸而成，比较容易写。其笔画特点是：字形圆转，大小均匀。（3）篆书。有大篆、小篆之分。大篆是西周晚期的一种文字，形体特点与金文大致相同，具有笔画繁多的特点。小篆是秦代实行“书同文”政策时颁行的统一字体。因为小篆是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而成，所以一般说小篆是大篆的简化体。（4）隶书。产生于秦代，盛行于汉代。隶书比小篆好写，它把小篆圆润均匀的线条变成了方折平直、粗细有致的笔画。它对汉字字体的改变是巨大的。因此，“隶变”就成了古今汉字的分界。（5）草书。由秦隶的草化、连笔演变而来。由于它笔画相连，越发展越潦草难认，所以逐渐由实用转变为书法艺术了。（6）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产生于汉末，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成熟于唐代。它完全清除了隶书中残存的小篆的影响，形成了完善的笔画系统。楷书的特点是：形体方正，横平竖直，笔画清楚。楷书在宋朝刻印的书籍中被美术化，发展成为“宋体字”，后有模仿宋体字而来的仿宋体，大体就是今天所用字体。（7）行书。它是楷书的快写体，介于草、楷之间，既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工整，笔画连绵呼应，字字独立，写得快，也认得清。

汉字的演变，与书写工具、书写材料的变化密切相关。现在有人根据甲骨文“图画性强，大小不一，随意性强”的特点，就判断殷商时代人们的书写工具是“刀笔”而非后来的毛笔。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新华网2013年10月2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殷墟研究表明：三千多年前中国人主要用毛笔写字》。文章引述考古权威人士的话说，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看，中国至少在夏代已有了正式文字，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土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有太多的证据显示，商族人的日常书写是毛笔字。可惜因为书写材料的特性影响，毛笔字不能长久保存，唯有刻在坚硬卜骨上的甲骨文保存了下来，见证了商王朝的存在。”后来，书写材料有了变化，如竹简、布帛、纸张等相继出现，毛笔这个书写工具有了用武之地，汉字字体的变化也有了广阔空间。

在甲骨文的故乡——河南省安阳市，有一座中国文字博物馆，笔者曾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去参观过。它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专门收藏和展示中国汉字文化遗产的国家级文化殿堂。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世界文字为背景，以汉字为主干，以少数民族文字为重要组成部分，荟萃历代中国文字样本精华，讲解中国文字的构形特征和演化历程。展览以翔实的资料、严谨的布局、科学的方法和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充分展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字、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同时反映华夏文明与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成果，具有普及性和学术性双重使命。

中国文字博物馆展示了历代中国各种材料上的汉字书刻的文本，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文化性。历代写刻汉字的“文本”，不仅是中国历代各种字体、书体及各种风格面貌的汉字符号的“字库”，而且是历代书写（刻）者表达各种意义的“语言文本”。“语言文本”创造了“意义的世界”，体现着书写（刻）者的动机、目的和具体功能，是汉字书刻的核心价值。语言文本的文字内容包含各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宗教等诸方面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多元的文化价值，是不可再生的“文化传承物”。二是审美性。在人类文明创造中，真善美的统一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汉字的造型及其书刻文本，无不自觉不自觉地蕴含着书刻者的审美意识。中国的文人为写好汉字临碑习帖，终生努力，在书写实践中具备了为汉字作精美造型的能力，实现了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文本内容与书写形式的统一，“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统一。直面那些精美碑帖原迹或拓片，欣赏汉字书写的点画、结构、章法之美，或心追手摹，深感汉字之美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对象，中国人对写得好的汉字是那样一往情深。[2]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展览雄辩地表明，文字的创造和使用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创造最早、使用最为广泛、生命力最为强大的文字之一。汉字的创造和使用，融合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创造、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历史过程之中，汉字的使用助推着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与发展，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创造与发展的强大动力，汉语汉字也成为全世界应用最为广泛的语言文字之一。由汉字书写而构成的汉字文本，不仅记录着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而且是直接“参与”着中华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实践，如国家治理、民族融合、社会建设、物质生产、教育传承、宗教传播、人际交往、知识生产与储存、思想理论构建、情感表达与文字文本的生成等。宝贵的甲骨“刻辞”、青铜“铭文”、简牍“文书”、石刻“铭文”、纸本“文稿”等，已经标明它们是“辞”“文”“文书”“文稿”等，汉字作为“语言”符号，总是在语言的文本中存在。物化的语言的文本超越时空，具有强大的传播功能和持久的语言力量。中华民族充分利用作为“语言符号”的汉字，把这种作为“语言符号”的汉字书写在中华民族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书写在华夏大地上，充分显示了汉字书写的独特功能、卓越价值与巨大力量，鲜明地显示了中华民族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而壮美的“中国形象”。

二、文章的产生及演变

文字产生之初，其主要功能是“画图纪事”。后来，根据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文字开始用于占卜、誓约或记账等。在中国，殷商时期有敬鬼神的社会习俗，占卜成风，因此，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占卜决定渔捞、征伐、农业一类的事情。进入周朝后，整个社会文明程度有显著提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较之以前更加系统化、理性化。与此同时，对文字的运用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具体表现是文章的出现。

什么是文章？《现代汉语词典》说：文章，泛指著作，篇幅不是很长的单篇作品。其实，文章就是文字的集合，是“有物有序”的文字集合。“有物”，是指有某种思想、观点、知识等实际内容；“有序”，是指把具有公认字意的文字进行有条理的集合，具有逻辑性。

在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上，有这样的传说：

“第一首诗歌”是“弹歌”，共8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ròu）。”意思是，砍下竹子，连接起来做成弹弓，射出弹丸，驱逐鸟兽。古人认为这是原始社会末期黄帝时代的歌谣。

“第一首情歌”是“候人兮猗！”，《吕氏春秋》记载：大禹治水的时候，遇到涂山氏之女，娶为妻。而后他到南方巡视，大禹的妻子就让她的侍女在涂山脚下等候迎接。大禹的妻子作了一首歌，歌的内容就是这四个字，意思是“我在等你啊”。

这两首诗歌，其实也就是中国人早期的两篇文章。由此让我们看到，文字发展到文章之初是个什么样子。一般只有几个字，还没有能力把更多的字连接起来表达更丰富的含义。如同我们在婴儿时期，最开始只能叫“妈妈”“爸爸”“水”“吃”等。等我们逐渐长大，就可以连贯说越来越长的话、表达更多更丰富的意思了。人类从文字到文章，或许也是如此。只不过，这个过程不是几年、几十年，而是一两千年。

当中国社会进入到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时，中华民族的思想认识和聪明才智有了质的飞跃。最能够说明这个飞跃的，是周朝一系列经典著作和优秀文章的出现。

《易经》被誉为华夏上古三大奇书之一，是阐述天地世间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它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即“天人合一”，是博大精深的辩证法哲学书。它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部。《连山》《归藏》已经失传；《周易》相传是周文王在羑里城坐牢的时候，研究《易经》所作的结论，是谓“文王拘而演周易”。远古早已有之的时空、阴阳观念，经过《易经》，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世界观，用阴阳、乾坤、刚柔的对立统一来解释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变化。《易经》认为天地万物都处在永不停息的发展之中，其阐述的规律揭示了整个宇宙的特性，囊括了天地间所有事物的属性。“易”义有三：一是“变易”，指变化之道，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二是“简易”，指一阴一阳，囊括了万种事物之理；有天就有地，有上就有下，有前就有后，都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三是“不易”，虽世间的事物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但是有一样东西永远不变，那就是规律；天地运行，四季轮换，寒暑交替，冬寒夏热，月盈则亏，日午则偏，物极必反，这便是规律。万事万物的发展皆有“定数”与“变数”，定数有规可循而变数无规可循；定数中含有变数，变数中又含有定数，无论定数还是变数其大局皆不变。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易经》被誉为诸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纲领。含盖万有，纲纪群伦，是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广大精微，包罗万象，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生活、文学、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是各家共同的经典。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500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在先秦时期被称为《诗》，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室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对《诗经》的评价，最早大约是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说：“不学诗，无以言。”在孔子看来，学习《诗经》可以有启发鼓舞的感染作用，有考察社会现实的认识作用，有互相感化、提高教育的作用，有批评不良政治的讽喻作用；如果不学习《诗经》，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先秦诸子的理论文章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道德经》是一部集纳了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末期老子（李耳）的思想的哲学作品，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道德经》文本以哲学意义之“道德”为纲宗，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而多以政治为旨归，乃所谓“内圣外王”之学，文意深奥，包涵广博，被誉为万经之王。《道德经》认为，道作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本原与本体，缔造、成就了天地万物。但道成就天地万物，并非有意作为，而完全出于无意作为，完全是自然而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之本性是自然无为，但正是这种无为，成就了有为；正是因为无为，才成就了一切。这种现象，被老子加以哲学的高度概括，就是“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充满辩证思想，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美丑、善恶、有无、难易、长短都是相互依存的，有此才有彼，有是才有非，有善才有恶。表面看来，正反相对的两个方面是相互对立的，而实际上又是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任何事物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对传统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文化名著。

《论语》作为中国儒家经典，是春秋时期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的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文集，成书于战国前期。全书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及儒家学派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作品多为语录，但辞约义富，形象生动，用意深远。孔子思想以善德礼仁为根本，善乃是人为起点，以人为本；德则是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基石，它蕴含着民主和博爱的思想；礼乃是礼施之于民，将礼仪规范作为世人的禁律和信条，教导人自行遵守秩序；仁乃是治国根本，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强调待人真诚、宽厚，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为做人准则。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实行“德治”或“礼治”。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基本特点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论语》自宋代以后，被列为“四书”之一，成为古代学校官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必读书。

《孙子兵法》也被称为《孙武兵法》，是“兵圣”孙武（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所著。这部包含13篇、6000多字的著作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的兵书，被誉为“兵学圣典”。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体现大战略、大智慧，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周朝爆发式产生的这些经典著作（文章），是文字发展到文章后的第一批伟大成果，也是人类跨入文明的门槛后展现出的第一次智能大爆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个时期不仅中国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和经典著作，而且在欧洲、南亚等地的文明古国，也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和经典著作。例如，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死后10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古希腊最聪明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只差了7岁。这一大批伟大思想家和经典著作集中产生的时代，被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3]称为轴心时代，就是说，人类智慧的轴心就在那个时候。

“轴心时代”产生的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文章，固然是那些天才人物的杰作，但我坚信，更是此前漫长历史里人类知识与智慧“口口相传”的文字性总结。如果文字没有发展到文章阶段，我们就看不到这些伟大著作，但其中某些观点仍然可能在当时流传。一如《黄帝内经》，它发端于黄帝时代，经“口口相传”，到了周朝后期初步形成文章，至汉代才最终形成20多万字的医学皇皇巨著，成为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

文字为什么会发展成为文章？这是人们交流思想、传播知识、宣传见解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必然要求。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人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人的视野越来越宽，人的交往越来越广，仅靠语言这个工具已经远远不适应要求。这是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我认为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某种思想意愿、知识见解，仅仅靠语言，是传不远的，依靠文章，才能流传到远方，流传到后世；二是，文章应该有文采，如果没有文采，味同嚼蜡，人们不愿意看与传，也不能传布到远方及后世。西汉思想家扬雄在《法言》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语言，是内心的表达；文字，是内心的写照。在已有文字的基础上，通过对某种思想、知识进行系统的整合与加工，赋予其更准确的意义和更大的信息量，形成有文采的文章，满足人类交往日益扩大的需求，这就是文章产生的必然性。

概括地说，人类之所以要写文章并努力把文章写好，主要是为了进行系统的信息交流，把自己认为成熟的思想观点、理论见解和必要的信息传播出去。为此，就必须写得明白，让别人看得懂，能够正确理解你的意思。

三、理论文章的“前世今生”

理论文章是文章的一种，是随着人类知识体系的划分而出现于世的。

在周朝，当文字进入到文章阶段后，各类文章井喷式问世。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各种内容的文章，各种思想观点，各种文体形式，几乎应有尽有，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但这一时期，作为人类知识载体的文章还没有得到科学划分，理论文章与文学作品及医药、建筑等方面的著作仍被统称为文章。三国时期的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所讲的“文章”就是笼而统之的，包括各方面的著作。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逐渐把人世间的文章大体划分为三大类：纪事、抒情、讲理。其中，专门纪事的是史学类文章，如《史记》；以抒情为主的是文学作品，如《诗经》；集中“讲理”的文章，包括传布人世间各种道理的文章，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理论文章了，如《道德经》《论语》等。当然，这三大类划分并不绝对，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纪事、抒情中隐藏着某种道理；抒情、讲理往往不能离开纪事；纪事、讲理又蕴含着特定感情。这种文体的不绝对性，是由社会的相关性决定的，是文章的基本属性使然。

进入现代社会后，人类的知识体系有了巨大发展，出现了各个学科与门类的划分，赋予文章和著作以新的属性。理论文章也有了特定含义。

什么是理论文章？自然是专门讲理论的文章。所谓理论，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就是人们通过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系统性结论。进一步说，理论是指人们关于事物知识的理解和论述，是指由若干人长期形成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智力成果。理论是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学术发展的伟大成果。

科学学意义上的理论，严格指科学理论，是人类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以论题—论据—论证的逻辑推导过程来认识、把握世界的逻辑体系，包括知性认识阶段的理论和理性认识阶段的理论。知性认识阶段的理论（如形式逻辑、数学）反映世界的本质；理性认识阶段的理论（如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学、对称经济学）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是本质和本质关系的展开；人类认识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所以，知性认识只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个步骤，不是目的，理性认识才是人类认识的目的。狭义的理论，是指理性认识阶段的理论。理论的存在方式是论文、专著与教科书。抽象性、逻辑性、系统性、可证实性与可证伪性，是理论的五大本质特征。人类形象思维的成果，如书法艺术作品，不是理论；没有抽象性与严密逻辑推演过程的随感、散文、技术、实验报告、科研报告、方案设计、模式设计、数学模型、政策建议，不是理论；只有观点不成逻辑体系的看法，不是理论；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非科学理论，不是理论；暂未证实也未证伪的学说或假说，也不是理论。当代的理论讲究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指学术研究必须运用一般科学方法，研究成果必须符合科学学基本原理，理论阐述必须符合形式逻辑与对称逻辑，文字表述必须符合学术论著格式要求。

按照上述科学学意义上的理论，当代理论具有多种门类。2011年3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规定我国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交叉学科14个学科门类[4]。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目录由国家制定，二级学科目录由各学位授予单位依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学科目录，在一级学科学位授权权限内自主设置。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理论，有相应的理论文章和理论著作，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学术规范。

必须提及的是，本书所探讨的理论文章，不是上述14个学科门类的学术文章，而是针对现实社会发展、社会矛盾、社会管理中的实际问题所进行的综合性理论探讨，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理论的研究和宣传，目的是积极促进社会进步，主要是官方报纸、杂志和社会科学期刊上的文章。

目前人们理解的理论文章是官方报刊中的一种重要体裁，并没有严格、统一的定义。它面向社会大众，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是关于社会发展问题、规律认知的一种思想交流。有学者不主张从学理层面对理论文章过度标准化、机械化地下定义。表象上看，理论文章不像学术论文那样有着严格的学术流程，强调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大量的实验、调查和数据分析，而是更强调在某种知识体系框架下审视问题，比如，对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进行解析，让党员干部和群众能够深入了解和接受。学术论文学术性强，强调学术的严谨和逻辑；理论文章政治性强，强调专业和准确。理论文章和评论的区别也很大，理论文章注重大框架，评论则注重小切口。理论文章重视宏大主题，而评论往往针对新近发生的社会热点表达观点，短小精悍，一气呵成。仅从知识深浅、逻辑特点、文章长短来区分理论文章和评论，没有太多意义。在移动化阅读基本普及、碎片化呈现成为常态的今天，我们不必刻意进行文体划分。理论文章完全可以用最通俗的说法来下定义，即凡是“讲理”的文章，都可以叫理论文章。[5]

注释

[1]楔形文字，阿拉伯语是hatt mismari，意思是“钉头文字”；英语是cuneiform，源于拉丁语，是cuneus（楔子）和forma（形状）两个单词构成的复合词。

[2]参见刘守安：《汉字·书刻·文本》，人民周刊网，2021年11月9日。

[3]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哲学【1】流派，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2】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学术社群。该学派正式创立于1923年。

[4]2018年4月，教育部又对该目录进行了修订，减去了“交叉学科”。

[5]参见卢文炤：《理论文章如何越“走”越“宽广”》，《青年记者》2016年第30期。

链接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