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与跨学科研习
白建军
作者小传
融会通浃，牢筑人生底盘
白建军：我先和大家分享几个学生的故事。第一个学生是修信科双学位的法学院本科生，他是很典型的法律和计算机专业融合的例子。在法学领域，裁判文书是非常重要的法学资源，但它是以海量自然语言文本的形式呈现的，因此我在思考怎么能更好地利用这种法学资源。案例是法制的细胞，这小小的判决书里囊括了立法、司法、守法程序，实体，控方，辩方，判决，证据，事实等内容，包含一些肉眼看不见的共性和规律。千万份判决书背后，存在着一些法官不约而同的做法，其中必有其合理性，关键在于如何把合理性挖掘出来，如何通过大量事实去发现背后的规律。最早我组织学生看裁判文书，但是学生的时间越来越少，裁判文书的量越来越大，我想到可以使用计算机阅读电子裁判文书，将反复出现的表述提取出来，发现其中的规律。比如量刑规范化的问题，没有哪个法条规定应该从重判决还是从轻判决，因为每一个罪名的量刑幅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人将量刑幅度的中间线称为“法定刑中线”，量刑在中线以上称为从重，在中线以下称为从轻。但我对这个观点持怀疑态度，就想用计算机设计程序去读取大量的判决书，对大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测算出大部分常见犯罪实际量刑的平均水平，法学术语是“裸刑均值”。通过分析，我发现几万份样本的裸刑均值普遍低于法定刑中线。也就是说，整个量刑幅度，不管是三至十年、三至十五年还是三年至死刑，量刑的平均水平都是法定幅度的下1/3处。案件量刑到了1/3以上一般称为从重，在1/3以下一般称为从轻，这是全国各地几万名法官集体的平均选择。这种规律靠肉眼是找不到的，必须要借助计算机的帮助。法学院并没有与计算机相关的课程，几乎没有人会写程序，然后我就想到了我的这个学生。我先给他布置了一个小作业，让他用计算机程序比较《红楼梦》各章节文本的区别。他很快就写了一个程序，我随机地把几十回的内容装进去，程序将它们分成了两类：第一类绝大部分内容是在前八十回，第二类绝大部分内容是在后四十回。《红楼梦》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是两个人所写，虽然高鹗尽量模仿曹雪芹的表达和修辞习惯，但还是被计算机识别出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区别。也就是说，电脑程序能读自然语言，能够识别出不同的语言风格，连《红楼梦》都可以，那么判决书更可以被识别出来了。最后，在我们实际用计算机去分析判决书的内在规律时，还是存在缺陷的，虽然大部分信息可以被提取出来，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抓不出来的，用肉眼察看却可以发现其中的区别，这是个难题。现在我发的很多文章其实都是对裁判文书中的这些法律大数据（最开始叫法律大样本）的利用。这就是跨学科发挥才能的一个例子。
第二个学生是跟着我做研究的一个博士生，她对于实证分析、量化分析、统计分析这些方法都掌握得很熟练，在读期间还在《法学研究》发表了文章，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她还获得了“中华法学硕博英才奖”一等奖，我想取得这些成绩光靠纯法学知识是不够的。她在一项研究中，运用了法学、计算机和统计学知识，发现了故意杀人罪的量刑规律。杀人罪不一定都判死刑，什么样的情况得偿命，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判死缓，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判无期，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判有期，这个学生能够用量化的方法区分出什么情况该怎么判。无论是法院的人还是我们法学教授都高度认可这篇文章，因为她既发现了一些背后的规律，又提出了非常实用的建议。这也是一个跨学科的例子。
北大还有一位“学生”，自己在北大教书，但是同时经常去听其他院系老师开的课。比如说“什么是科学”这门课就是请计算机、生物、物理等不同学科里有名的学者来讲课。有一次杨振宁来上课，没有座位，这个“学生”就蹲在窗台边听，旁边一个学生问：“你不是讲‘犯罪通论’的白老师吗？”我说的这个学生就是我自己。我那时候快六十岁了，已经是教授了，虽然自己也给学生上课，但是我听别人的课还是觉得很有收获。去看看别人怎么讲课，看看别的学科是什么样的，对我的教学都很有帮助。
通过这几个学生的故事，我想表达：通识教育、跨学科研习有非比寻常的意义，有利于解决重大复杂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什么样的金字塔能建得最高？当然是底盘最大的金字塔建得最高，唯一决定金字塔高度的变量就是底盘的大小。而底盘是什么，这和我们今天说的通识教育和跨学科这个话题是有关系的。把“底盘”拆开来讲，大概是三层意思。
兴趣盎然，融合跨科思维
白建军：第一层意思指的是你的学科跨度，每个人除了自己的“主饭碗”，还需有一块“自留地”。至少从法律层面来说，如果你不理解婚姻的概念就很难知晓婚姻法中蕴含的道理，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学科的布局，学会组织自己的知识。知识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每一门专业课具体的知识；第二层是如何获得知识的知识，通常就是各种学科的研究方法、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即方法论的支持；层次最高的第三层是如何组织知识的知识，即把头脑中的各种知识有机地融合起来，恰到好处地运用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上，这其实是最难的。实际上做到这一点的人就已经达到了一定境界，不再需要讨论通才和专才的关系了。
在大学期间，你要想达到这个境界，起码得有可组织的知识，文科、理科、跨学科的东西了解得越多越好。我刚刚讲的第二个成功的跨学科案例就是实证研究，实际上是法律、统计和计算机三者的跨学科。我自己写不出计算机代码，但是可以去找集中了各种层次“码农”的法律数据公司。很少有能够把法律知识和计算机知识糅合在一块讲得比较明白的人才，现在各大法学院都想开设这门课，但是发现很难成功。其实将来这也是个生长点，不论是法律和计算机，还是你的本专业和其他学科，只要有一个项目做得比较好，而且两个学科糅合得比较自然，你就是两个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专家。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这里最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科学突破。实际上没有真正意义上典型的通才或者专才，真正的通才知道自己该去找哪方面的专才合作，反过来说，专才也应该知道自己该融合到哪个学科的框架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目前很多情况只是把两个学科的课程加在一起，简单做了加法，比如说环境化学，如果只是去学一学化学，然后再去学一学环境的知识，这仅仅是一种加法。简单加法会让知识变成“两层皮”，并没有实现一种纵向的融合。我们做了实证研究之后，很多学生想模仿这种方式写论文，既用了法律的规范学方法，又用了实证研究方法。最后如何判断那篇论文是不是简单加法，标准就是去掉某一部分内容之后原来的内容是否还成立。如果还成立，说明这只是简单加法；反之，如果拿掉一部分内容之后大的逻辑链条断了，这种就叫作深度融合。
学生：刚刚您提到了关于跨学科学习的一些经验，我们在进行跨学科学习的时候，要思考的不仅仅是对不同学科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进行不同学科的思维范式、思维习惯的训练。但是大多数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更注重的是具体知识的掌握，忽视了自身已经掌握的思维习惯的优势。那么，怎样用更好的方式来发挥自己的潜力，即使在知识结构有很大区别的学科上，也能拥有融会贯通的能力？
白建军：如何做到深度融合，更多的还是要从问题出发。问题是最好的导师，跟着问题走，多半都会融合得比较好。这是多种方法之一，还会有其他一些选择。总之，纵向的深度融合真的很重要。我们在进行跨学科学习的时候，要思考的不仅仅是对不同学科的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让自己在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上有一种融会贯通的感觉，在一个学科上得到一些启发，然后运用到其他学科上去。因为不同学科在知识结构上虽然有很大的区别，但在本质的思想源泉上是具有共通性的。要学会联想，学会尝试用一个学科的眼光去解读另一个学科的问题。比如很多人都在修经济学双学位，如果你是法学院的学生，当你读经济学的时候就要想一想这个经济学问题在法律世界中是什么问题；当你从经济学院来读法律的时候，你也要想想如何用经济学的观点、概念和原理来解释这个法律现象。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读双学位最大的好处，否则读经济的时候把法律的知识放在一边，读法律的时候把经济的知识放在一边，只是想着怎样才能考高分，这就算白读了。
跨学科取得成功的例子很多。比如现代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他的专业背景兼及法律和经济学，他把经济学的观点用到了法律中，提出罪刑要均衡，多重的罪要判多重的刑，二者之间要有数量关系和阶梯关系，这就是一种经济学思维在法学中的体现。犯罪学之父龙勃罗梭其实是学医的，他最初被分配到军队做军医，后来军队不打仗了，他就到监狱里做狱医。他通过研究杀人犯的颅骨并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凶恶的暴力犯罪的罪犯的颅骨、颅相等很多生物学的遗传学特征在统计学意义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他就提出了天生犯罪论，认为罪犯是天生的，是人类隔代遗传的产物，他们在生理、心理或体质等方面与正常人不同，这种人的犯罪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不论其社会生活条件好或坏都会成为犯罪者。龙勃罗梭是医生，是一个生物学家，又一脚跨入了犯罪学，成了犯罪学之父。
学生：跨学科学习选择哪个学科去“跨”最好？是“跨”得越远越好，还是越近越有用？
白建军：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但是可以提供一个建议：在选择你的第二学位或者进行跨学科学习时，兴趣是最重要的。理论上说，问题应该是最重要的，比如我20世纪90年代做了法律和金融的跨学科研究，出了两本关于金融犯罪的书。我当初做这个不是因为对金融感兴趣，而是出于问题意识。90年代中期中国的金融领域存在一定风险，短时间内成立了很多公司，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于是就出现了各种问题，但是中国金融牵扯到千家万户，不能乱，是这个问题逼着我去展开这个领域的研究的。刚开始做的时候，我的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研究金融犯罪，他们说我应该搞犯罪预防控制、维护公平正义。我说那些大问题有人去做，我就研究些小问题。没想到现在很多律师专门为金融犯罪辩护，出现了很多书、培训班和相关专业，金融犯罪这个话题养活了很多人，这就是跨学科成功的一个例子。所以说，跨学科理论应当是问题导向的。但是我更强调的一点就是兴趣，你跟着兴趣走，一定会对得起自己。如果因为别人都在选某个学科或者专业，觉得自己不选好像就不行，硬选一个自己不太感兴趣的，这是很悲哀的。其实上大学不是发现未知的知识，而是发现自己，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发现自己到底爱什么。教育不是灌输，除了要给学生传授知识，也要唤醒学生已知的东西，这就是启发式教学。大学教师最难的任务就是面对知识层次不同的学生，把深奥的东西变得让大家都能听懂，这也是我的追求。我在“犯罪通论”课上讲的那些例子和段子，其实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将概念慢慢转化成大家都能理解的知识，即一步一步地把学生引到一个他一定能理解的概念上去，直到快退休了我才慢慢体会出这么一种方法。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你要相信自己内心深处一定有一座金矿，只是可能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很多学生都念到博士了，还不知道自己那座金矿在哪儿，这很可惜，很多博士二年级的学生到写论文的时候甚至还不知道该写什么好。实际上，写论文是最享受的，做研究是一种乐趣，你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让兴趣带领自己跨出本学科去找寻更广阔的天地，不论文理都是这样。
航海梯山，履践方能致远
白建军：所谓底盘大的第二层意思，不仅是指你掌握的知识跨度大，还包括大跨度的亲身体验和实践。我在大学里见过双学位、三学位的学生，甚至见过四科的博士，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是跨学科人才，是不是跨学科人才要看有没有做过这一行业的经验，是否做到了力学笃行。我从北大附中毕业后就去插队了，在农村待了七年。当时并不是被撵到外面就业去了，而是真的有一腔热血，梦想到了乡下用我们的科学技术、育种知识来提高土地产量，改变乡下贫穷的状况。但是我连干了七年，从生产队长做到大队书记再到公社副书记，那个地方还是没什么变化，“山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当时让我最想不明白的一件事就是每家自留地的粮食都比生产队的地种得好。相当于我用七年的时间做的都是想象中的东西，自己觉得应然的东西实际上不是这样。后来我回北大念书了，还经常回农村去看看，惊奇地发现土地产量提高了，人民生活也好了。发生这么大变化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改革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一腔热血干了那么多年，土地不长粮食，产量还是那么低，但是政策一变，劳动经营服从了规律，情况就改善了。所以这也对我做实证研究有很大的影响，我知道了很多事物不一定会按照设想的路线发展，必须服从它实际的发展规律，只有顺着规律走，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心中的应然。如果没有这种大跨度的实践体验，没有花七年得出的这个感受，我做实证研究大概也没有什么基础。所以真的要多去感受、多去尝试，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更容易发现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不论成功失败都是弥足珍贵的人生财富。
学生：现在法学研究大多是在吸收、应用其他学科如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那么法学研究本身如何出圈呢？我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同样是实证法学的研究，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实证研究的技术方法更加成熟，但是对法律规则的理解比较浅，只是简单地把法律政策当作一个外生冲击；如果是法学学者来做实证研究，可能就会对这个东西有更加细腻的处理，只是在科学性方面还要再提升。所以我想跟老师请教：怎样发挥法学研究的优势和特长？
白建军：法学怎么走出去，怎么去影响其他学科？要先跳出纯学术圈，才有可能提升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我退休以后仔细想过这个道理。我在北大首先被学生们认可了，他们对我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认可，真的让我非常感动。然后我得到了编辑们的认可，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我是否被实践认可了？所以我退休之后去做了一些工程，把自己的学问融入社会方方面面有关人员共同参与的法律实践。例如，“世界法治指数”越来越被中国法学界和政府关注，还有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等，都让“法治”以量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许多法学家在参与做法治评估。法治评估不仅是做理论研究，而且是给企业或者地方的法律世界做一个量化的系统工程。这种评估可以强化企业和地方政府对法治的重视。很多论文写出来根本没有人看，但是这样的评估就是一种系统性的实践，当这种法律工程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别人不被影响也不行，这就是法学出圈的一个具体方法。法治评估过程中现在还存在着较多的主观因素，我正在尝试寻找一种更客观的方法；如果成功的话，能进一步影响地方政府，让政府认识到自己哪个方面是欠缺的，哪个方面是值得发扬的。
心纳百川，一生满怀喜悦
白建军：“底盘”的最后一层含义是指心的容量。2017年我迎新致辞的时候说：“你们进北大之前大概都觉得自己很厉害，等进了北大发现大家都很厉害，存在心理落差是普遍现象。”我听说现在学生频频发生心理危机事件，不只是同学之间，甚至老师之间都存在同行压力，有人评上长江学者了，有人有了新项目，等等。在北大，每个人都被或多或少的压力困扰，大概存在两种压力：一种压力是别人比你强，比如他拿到奖学金了你没拿到，他评上三好学生了你没评上，他当教授了你还是副教授，等等；还有一种压力会自己出现，比如你获奖了、拿奖学金了，在学习上领先别人了，其实这会对自我形成一种压力——担心哪天会失去这些东西。但如果一直沉浸在压力带给我们的压迫感中，一个人的格局会缩小，并受到很多消极负面因素的影响。
如何应对压力？我有解压秘籍，就一句话——人人都有过我之处，我与人人都不同。这叫双向解压法。面对第一种压力，要真心相信别人至少在某一个方面确实比自己强。当别人比你强的时候，他肯定有过人的地方，你得真心地服气，这样心里就可以放松一点；同时你再一想，我与人人都不同，我也有比他强的地方。反过来说，如果你突然拿了奖，得到了所谓的肯定，突然发现自己后边还有很多人，这个时候你也得想，人人都有过我之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后面的人都盯着你，他们也随时可能获得成功，你就没这么焦虑了。首先找到你的能力、你的兴趣、你的才能里最独特的地方，再把它发扬光大。一定要找到我与人人都不同的地方，再加上你又对别人真心地服气，至少不会不快乐。底盘大、容量大、心大，这样就不可能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满怀喜悦地工作一生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又能够快快乐乐地享受工作，多好啊！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还在写文章、做项目，还在做学术研究。退休后压力减轻很多，我觉得这会儿好好做点学问也是一种养生，所以乐趣是最重要的。
学生：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乐趣呢？有时候我会觉得写论文、看书时有一种和自己独处、非常安静的感觉，不受外界的打扰；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在模拟法庭上接受仲裁员的提问，然后指出对方的一些缺陷，也有一种比较舒适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难抉择，喜欢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这让我非常困惑，很想听一下老师的意见。
白建军：对很多事物感兴趣是非常可贵的，但还是要在很多觉得有兴趣的事情当中选择一个将来可能会出成果的事情。想象力对于学术成长也很重要。想象力既是对这个问题的想象，也是对这个领域将会变成怎样或者这个题目将会出什么成果的一种想象，更包括你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想象。一个人能想到多远，这座人生金字塔的底盘就有多大。真正决定你底盘大小的想象力，在你众多的兴趣当中去做出最正确选择的想象力，大概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我是在这个园子里长大的，那个时候我们的邻居、同学的父母，都是任继愈、黄昆这些大学者，他们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所以我从那时起就会形成一种思想，什么是学问、什么是大家、什么是对社会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这些就是指引我成长的精神。在我迷茫的时候，我总是回顾自己的行为，思考是否偏离了这一道路。后来虽然我当了生产队长，耕地、开山放炮，但始终没有忘记这种思想。所以从心出发，回去找你当时心中想成为的那个人，他一定会带着你走，带着你做出比较好的选择。
有些学生在追求兴趣的道路上会有压力，中国大学的学生和其他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相比，心态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跟现在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我们有些老师不太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当老师的确实有很大的责任。我们的学生太过于看重成绩、看重绩点，绩点当然很重要，但是没有独创性是不行的。学校和老师应当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我们学校有各种健全的制度，但是制度干预只是辅助手段，更重要的是，学生也要尊重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不应该过度依赖学校。人在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中，最主要的还是靠自己，自己去实践，自己走出来，只有从心态上彻底突破和改变，才能自强自信。
白建军与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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