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成果斐然的汉学研究

自“二战”期间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始，半个多世纪以来霍克思笔耕不辍，对待汉学研究及翻译实践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完成一部部宏伟巨作；至2007年发表人生最后一篇有关中国研究的文章终，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他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历史、宗教、音乐、哲学的研究论文已逾50篇8。

1951年霍克思在《希伯特杂志：宗教、神学与哲学季刊》第50、51期发表了对苏慧廉《明堂：早期中国王权之研究》一书的评论，这是他自中国返回牛津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汉学研究论文。此后，其汉学研究成果不断见诸各类汉学期刊。

1953年，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3/4期上，霍克思发表评论文两篇，分别评论了华裔汉学家洪业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和海陶玮的《韩诗外传——韩婴对〈诗经〉的教化应用的诠释》（Han Shih Wai Chuan: Han Ying’s Illustrations of the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the Classic of Song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霍克思（1953：164）对洪业的杜诗英译持肯定和赞许的态度，在《杜诗初阶》中还指出如果学习者想深入地了解和研习杜甫诗歌，洪业的翻译是值得信任和借鉴的译文。

1955年，霍克思在汉学研究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4月，他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2上评论了艾尔文（Richard Gregg Irwin）的《一部中国小说的演变：〈水浒传〉》（The Evolution of a Chinese Novel: Shui-hu-chuan）。随后以题为《〈楚辞〉的年代与作者》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7月，《文汇》第5卷第1期刊登了霍克思《译自中文》（“Translating from the Chinese”）一文，文中通过对比庞德（Ezra Pound）和韦利《诗经》的英译文，指出译者应努力抹去自身印记，以忠实再现原文，而非展示自身的创作能力。同时，他（1989c：246—247）认为韦利的“艺术敏感性”和“技巧综合能力”的背后存在“隐含的原则或哲学思想”，这种原则是一种特殊的人文主义思想，它“坚持用一样严肃和警觉的态度去处理任何年代发生在任何地方的社会形态和文学形式”。笔者认为这是霍克思首次提出汉学研究方法、原则或者哲学上的“人文主义”观。9月30日，霍克思《著作与文化》（“Work and Culture”）一文刊登于《旁观者》（The Spectator），表达了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化发展所持有的保留态度。

1959年，《楚辞：南方之歌——古代中国文学选集》一书由牛津克拉伦顿出版社出版，该书集霍克思楚辞研究与翻译于一体，是其楚辞研究成果的集结。同年秋，在《东方艺术》（Oriental Art Magazine）上，借助《万寿图：18世纪早期卷轴画》（“The Wan Shou T'u: An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Scroll-painting”）一文，霍克思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画卷的特点。

1960年5月，霍克思在《亚洲研究》上发表书评，评论施友忠（Vincent Yu-chung Shih）翻译并作序、作注的《刘勰：文心雕龙》（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by Liu Hsieh）一书。在分析刘勰及其作品之基础上，霍克思高度评价了施友忠的译文，认为其译文通顺晓畅、可读性强。

1961年3月，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霍克思发表了《源于中文》（“From the Chinese”）一文。文中，他高度赞扬了韦利的东方学研究（包括汉学及日本文学），特别是他作为译者翻译中国诗歌的成就。借此，霍克思简要阐释了自己的翻译观。同年5月25日，霍克思就任牛津大学汉学系主任，在就职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汉学：古典、现代与人文》（“Chinese: Classical, Modern and Humane”）演说，盛赞中国文学中的人文思想。

1962年，《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82卷第4期发表霍克思对华兹生（Burton Watson）所译寒山诗的评论，认为华兹生的译文介于韦利和斯奈德（Gary Snyder）之间，较韦利的译文更为口语化，却缺乏斯奈德译文的爆发力。

1963年3月21日，霍克思在法国巴黎中国学院（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de Paris）用法语发表演讲，题为“象征主义小说《红楼梦》”（“The Story of the Stone: A Symbolist Novel”）。该演讲稿后被收入1974年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奉献戴密维先生：中国文学集》（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es à Mousieur Paul Demiéville）卷2中。其中讨论了《红楼梦》不同人物的特性及其有趣的象征性，后被译成英文，并于1986年刊登于《译丛》第25期。

1964年，《中国之遗产》（The Legacy of China）刊登了霍克思的两篇重要论文。在《中国文学：介绍性说明》（“Chinese Literature: An Introductory Note”）一文中，他指出“西方文学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预设是不成立的。相反，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逐渐抛弃了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的传统，转而向西方借鉴和学习。另一篇论文《中国诗歌与英国读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20世纪20年代前中国诗歌对英国文学不存在任何实质性影响。此文最重要之处在于，霍克思指出在英译中国诗、词、曲、赋时应予以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中国文学中‘诗歌’的概念比英国文学中的含义宽泛。它应包含诗、词、曲、赋（a broad class of literature containing shi, ci, qu, and fu）”（同上：81—82），但是它们内在的格律并不相同，所以霍克思在译词和曲时尽量采用韵体诗，因为“译者可以不受每行固定韵律长度的限制”（同上：88）。

1966年，霍克思前往日本东京参加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在会上宣读了名为《欧洲戏剧中的中国影响》（“Chinese Influence in European Drama”）的论文。次年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通报》（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收录了此文。

1967年，霍克思《女神之求索》（“The Quest of the Goddess”）一文发表在《大亚细亚》（新集）（Asia Major New Series）第13卷第1—2部分上，该文后被白之（Cyril Birch）编选的论文集《中国文学体裁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收录，文中通过对楚辞和赋的分析指出文学原型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关涉着其他学科，如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1969年，《通报》（T’oung Pao）发表了霍克思的书评《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此文评论了汉学家桀溺（Jean-Pierre Diény）《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汉代抒情诗的研究》（Aux origins de la poésie classique en Chine, Étude sur la poésie lyrique à l’époque des Han）一书。同年，在第21届国际汉学会议上，他提交了《对几出元杂剧的思考》（“Reflections on Some Yuan Zaju”）一文，其中有对元代杜仁杰套曲“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勾栏》的英译。虽未英译宫调“般涉调”、曲牌“耍孩儿”及曲子的曲牌名，却有八首曲文的译文。另外，文中还包含了对元代乔吉《金钱记》中两句唱词“你也恃不得官高，动不动将咱吊。我也赌不得心高，早两遭儿折了腰”的英译文，更让笔者感受到霍克思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1971年，在《大亚细亚》（新集）第16卷1—2部分发表《元杂剧之思》，即1969年所提交文章《对几出元杂剧的思考》。

1976年，《译丛》第5期刊登了霍克思的《论林纾》（“On Lin Shu”）一文。同年12月，他还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了《宝玉的幻灭》（“The Disillusionment of Precious Jade”）一文，该文首先简要介绍了《红楼梦》，之后评论了浦迪安（Andrew H. Plaks）《〈红楼梦〉中的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一书。

1977年6月，《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登了霍克思的《中国歌剧》（“The Singing Plays of China”），评论华裔学者时钟雯（Chung-wen Shih）《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元杂剧》（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Drama: Yüan Tsa-chü）一书。同年，霍克思还在《译丛》第7期上发表了题为《从译者到批评家》（“Translator to Critic”）的论文。

1978年9月，《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75期刊登了霍克思对《东方文学辞典》（Dictionary of Oriental Literatures）的书评，其尤其关注第一卷之东亚篇。

1980年，中文期刊《红楼梦学刊》第一辑刊登了霍克思用中文完成的研究论文《西人管窥〈红楼梦〉》。凭借卓越的《红楼梦》翻译及研究成就，霍克思成为第一位被《红楼梦学刊》约稿的海外汉学家。同年，他还在《译丛》第13期上发表《译者、镜子与梦》（“The Translator, the Mirror and the Dream—Some Observations on a New Theory”），谈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的选择问题。后于当年6月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表对钱锺书《围城》的长篇介绍与研究论文《微笑面对悲哀》（“Smiling at Grief”）。

1981年5月15日，霍克思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再发书评《一个朝代的没落》（“The Decline of a Dynasty”），评论艾克敦（Harold Acton）和陈世骧（Shih-hsiang Chen）合译、白之修订的孔尚任传奇剧《桃花扇》（The Peach Blossom Fan）。在分析和介绍了《桃花扇》的特点之后，他认为译文可读性强，是一部令人感动而具启发性的译作。后在《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É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上发表《全真剧与全真教祖师》（“Quanzhen Plays and Quanzhen Masters”）一文，研究中国元杂剧的特殊形式——全真剧。

1982年，在《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第4卷第2期上发表《屈原的神话》（“Myths of Qu Yuan”），评论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楚国的狂人：中国的忠诚和异端的神话》（A Madman of Ch’u: The Chinese Myth of Royalty and Dissent）一书。

1983年，在《通报》69卷1—3期上，他发表了《高阳的后人》（“The Heirs of Gaoyang”）一文，探讨中国古代早期各部落间祖与帝的融合。同年6月，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发表《繁荣时代》（“The Age of Exuberance”）一文，介绍汉赋的演变历史。

1986，戴锡琦与钟兴永主编的《屈原学集成》一书收录了一小段霍克思用汉语写就的文字，名为《释楚辞》。

2007年，霍克思发表了人生的最后一篇学术研究论文——《刘洪斌的诗歌》（“The Poetry of Liu Hongbin”），是其对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的一个缩影。同年，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屈原学集成》一书收录了霍克思用汉语写成的《屈原创作原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