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元代的儒士问题

有元一代，封建文化继续沿着前代传统发展，但作为文化人的儒士的地位、出路和境遇却又始终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

如同上述，大致自窝阔台开始，就注意保护和起用儒士，忽必烈更进一步信用儒臣，在他即位之初，曾得意地说：“自国朝开创以来，论其得贤，于斯为盛”。忽必烈以后，仁宗朝开科举，文宗（图帖睦尔）朝又采取了崇文尊儒的若干措施。但儒士问题还是成为元代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成为后人论说元代文学的内容和某些文学样式兴衰的症结之一。按诸史实，这里面存在着种种复杂因素。

一，中央朝廷规定的措施常常在一些地区不能贯彻。陶宗仪《辍耕录》中说：“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书，崇学校、奖秀艺、正户籍、免徭役，皆翰林学士高公智耀奏陈之力也。”这里说的是戊戌年即窝阔台即汗位十年以后的事，那时窝阔台已接受耶律楚材建议，开始起用儒臣。据《元史·高智耀传》记载，早在窝阔台即汗位以前，高智耀就向坐镇西凉的阔端（窝阔台之子）建议免除儒者徭役。窝阔台即位后，问高智耀：“儒家何如巫医？”高回答说：“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于是窝阔台下诏免除儒生徭役。忽必烈时期，又下诏免儒户徭役，但南方一些地区未予执行，陆文圭《墙东类稿·廉访使孙公墓志铭》中说：“至元有诏，蠲免身役，州县奉行不虔，差徭如故。”更严重的是，在忽必烈即帝位后，高智耀还以“时淮、蜀士遭俘虏者，皆没为奴”事上书，这又不仅是服徭役的问题了。他向忽必烈陈说：“以儒为驱（按：即驱口），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厉天下。”从耶律楚材建议窝阔台把大量驱口释放为民到忽必烈即帝位，其间已有三十年左右，这时有些地区的儒生还沦为奴隶，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

二，在起用儒士为官的问题上，由于存在着民族歧视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权力分配的不平等，而儒士又大抵是汉人，因此从中央朝臣到地方官员的任用都存在着矛盾、斗争。在封建统治下，各民族之间本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平等，历代封建王朝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由于元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中的上层统治阶级统一中国的王朝，民族歧视政策更为明显。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诏令“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此外，府、州、县达鲁花赤也都必须由蒙古人充任。达鲁花赤在地方官中地位最高，即使不实际理事，也成为高居在上的特殊官员。这也是始终招致儒士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央朝臣的任用上，由于忽必烈在争夺帝位过程中得到了一大批儒士的支持，因此在中统即位之初，儒臣很受重用。中统三年发生了山东地方军阀李的叛乱，叛乱虽然很快平定，但忽必烈发现在他身边任中书平章要职的王文统和李有勾结，[2]而王文统又是刘秉忠、商挺、赵良弼这些人推荐的。这时一些回回朝臣趁机进言，打击儒臣，说：“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指儒臣）敢为反逆”。一时间，为忽必烈建立大功的刘秉忠、赵良弼等人都被疏远，并且改变了当初在中央首脑机构主要依靠汉族儒臣，色目人处在次要地位的情况。由此引出有元一代统治集团中不同族别之间的长期纷争。在儒臣看来，这又涉及“士之贵贱”问题。王恽《儒用篇》中说：“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轻重，用与不用之间耳！”在中央首脑机构任要职的儒臣，常常是汉族地主阶级的著名政治代表人物，因此他们的地位升降也就容易在一般儒士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此外，自忽必烈以后，规定南人不得任省台之职，到元亡前十七年即至正十二年才恢复忽必烈时代的“用人之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南人即使考中进士，不能为御史、为宪司官、为尚书[3]，这种现象也必然在南方儒士中引起不满。

三，元代的科举时行时止，仁宗以后，也发生过停罢科举，即使科举实行的年代，由于科举制本身存在着不利于汉族士子的规定，如名额由四等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均分，实际上不利于人数众多的汉族士子。元代还有两举不第，恩授教授、学正和山长之例，但又规定享恩授的汉人、南人的年龄限在五十以上，而蒙古、色目人只限三十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儒士们企求越过科举，直接进入仕途，就出现了大量“游士”。袁桷《清容居士集·赠陈太初序》和余阙《青阳先生文集·杨君显民诗集序》中先后都说到这种情况，袁文从战国时代的游士讲起，一直说到元代，他说当时“游复广于昔”，“今游之最伙者莫如江西”，但这些“弊裘破履，袖其囊封”，艰苦跋涉的游士们大都“卒无所成就”，有成就者“十不得一”，还说：“朝廷固未尝拔一人以劝使，果拔一人，将倾南北之士，老于游而不止也”。游士之多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儒士的出路在元代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元代的吏员出职制度在儒士中引起了不满。中统元年即被召至燕京行中书省的王恽曾说：“今天下之人，干禄无阶，入仕无路，又以物情不齐，恶危而便安，不能皆入于农工商贩，故三尺童子，乳臭未落，群入吏舍，弄笔无几，顾而主书。重至于刑宪，细至于词讼，生死屈直，高下与夺，纷纷藉藉，悉出于乳臭孺子之手，几何不相胥而溺也。以至为县为州为大府，门户安荣，转而上达，莫此便且速也。人乌得不乐而趋之。”（《秋涧集·吏解》）元末元统元年进士及第的余阙在《杨君显民诗集序》中说：“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属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者，得入台阁共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才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据许有壬《至正集·吏员》，元代科举未行之前，儒士通常只能由吏入仕。除了特殊情况，由吏可跻要官，受显爵外，一般都要经过漫长的道路，至元九年，规定提领案牍吏员文资出职“凡升转资考，从九三任升从八，正九两任升从八，巡检提领案牍等考满转入从九，从九再历三考升从八，通理一百二十月升。”一百二十月即十年。到了仁宗时代实行科举后，又规定由吏入仕最高不得超过从七品，当时孛术鲁奏言：“科举未立，人才多以吏进，若一概屈抑，恐未足尽天下持平之议。请吏进者，宜止于五品。”科举制实施以后，吏员出职制度依然保留，这对元王朝来说，是仕进有多途政策的体现，也有保证吏员质量的用意，实际的结果又使元代的吏比唐宋时代吏的地位显得重要。但对于大量的要经历由儒充吏再“入流”为官的元代儒士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改变。自唐代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僚的主要来源以后，儒士实现传统仕进的机会更多了；大致也是在唐代科举盛行以后，州县小吏的地位更低了，他们甚至被明文规定禁止参加进士试。这种传统的观念使元代一些儒士不愿为吏。中统初年，元好问的门生“东平四杰”之一李谦被选至中书省，当听说拟以士人充吏员，立即辞去。元末王冕曾试进士举，不第，但当他听说他的朋友李孝光要推荐他做府吏时，立即骂道：“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这种坚持正统的儒为“四民之首”的价值观念的人不屑为吏，当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仕进的机会。而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进入了吏途的儒士，通常又会产生两方面的苦闷：一是羞与那些粗识字的“小民”为伍；二是不甘心老于刀笔。武宗（海山）时代，还规定南人不得为廉访司书吏，据《元史·王艮传》载，王艮曾在淮东、淮西廉访司当书吏，“会例革南士”，只得转到两淮都转运盐使司为吏。王艮由吏出职，后来官至淮东宣慰副使，但也有更多的儒吏盼不到远大前程，一生沉抑下僚。

五，仕进多岐的弊端与儒士的关系。《元史·选举志》载：“然当时仕进有多岐，铨衡无定制。”据姚燧《牧庵集·送李茂卿序》中说：“凡今入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吏。”这是元初的情况。但实际上不止这三途，如工匠也能当官就在这三途以外。《元史·彻里帖木儿传》记载，到了惠宗至元元年，许有壬反对中书平章政事彻里帖木儿议罢科举，和伯颜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许有壬说：“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余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受宣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许有壬说的“其途非一”远远超过姚燧所说的“三途”；许有壬说的“白身补官”范围更为宽广而复杂。据《元史·选举志》，“诸王、公主，宠以投下，俾之保任”。此处“投下”当指由奴隶转化来的奴仆供役之人，即所谓隶卒，或者是诸王贵族占有土地所属的“投下户”中人，所以《选举志》中又载：“而舆隶亦跻流品。”这样的“仕进多歧”，与儒士的传统价值观念必然发生冲突，从而引出愤懑，元末李继本《一山文集·与董涞水书》中记俗谚说：“生员不如百姓，百姓不如祗卒”，正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反映。

如上所述，元王朝对待儒士的政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笼统地说元代儒士受压迫或笼统地说他们受到重用都不符合历史实际。又由于民族歧视政策和选官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元代儒士问题始终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唐、宋时代相比较，元代儒士的地位、价值观念在实际上有所变化，南宋遗民郑思肖说元王朝法律规定“九儒，十丐”，未必可靠，或许是一种社会传闻，但这种传闻却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问题。同样，忠于元王朝并在抗击起义军时为元王朝殉难的元末人余阙说的“小夫贱隶，亦以儒为嗤诋”（《青阳先生文集·贡泰父文集序》），也反映出这种问题。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的为儒生地位、境遇而发的不平和抨击之音，异常强烈，在程度上超越了前代作品，其实也正是这种社会问题的反映。

元代儒士社会地位的下降和引出的儒士危机感，对文化、文学的影响是复杂的。金朝灭亡之际，北方面临“士风大沮”，王恽《秋涧集·故翰林学士紫山胡公祠堂记》中说：“金季丧乱，士失所业，先辈诸公，绝无仅有，后生晚学，既无进望，又不知适从……故举世皆曰：儒者执一而不通，迂阔而寡要，于是士风大沮。”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北方东平、真定等地，在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开办学校，设帷讲课，一直未辍，东平在元好问主持下还举行过“进士业”考试。卢挚、王恽等著名文人就是在金亡后成长起来的。还有一些文士则致力于文学创作，其中突出的人物如关汉卿，《析津志》记他正是在“文翰晦盲”之时，“淹于词章”，但他终于成为有元一代的“杂剧班头”。仁宗时期正式举行科举以后，不愿出仕或达不到出仕目的的儒士也占大多数。余阙说：“延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是可惜也”；但他同时又说：“夫士惟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钟嗣成《录鬼簿序》说杂剧作家中有不少都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却又有“高才博艺”的人。这都说明，元代儒士地位的变化和引出的危机感实际上又存在着有利于文化发展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