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杰斐逊良知的守卫者
十九世纪初的那场经济变迁，摧毁了农人乌托邦的梦想，同时也向政府提出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弗吉尼亚的阿卡迪亚式哲学不曾思考过的。杰斐逊其人，素来都对民族需求保持敏锐，这种敏锐总是能够克服他对教条的忠诚。在总统任期之内，他开始稳步调整对工业化的看法。“我们的制造业人士跟我们的农民一样纯净自然，一样独立且有道德”，这是杰斐逊在1805年给出的一番品评，很显然，他对此颇感惊讶。四年之后，杰斐逊承认，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综合和平衡，对美利坚的独立地位来说，已然是本质要件了。1813年，他明确宣称，世事的进展“已经打消了先前的疑虑”。1816年，美国社会开始认真尝试将汉密尔顿的《制造业报告》付诸实践，对此，杰斐逊几乎是以悔悟语气评论说：“经验已经让我懂得，无论是对于我们的独立还是我们的福祉，制造业如今都是不可或缺的了。”八年的执政生涯显然已经令作为政治家的杰斐逊战胜了作为哲学家的杰斐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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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杰斐逊的总统任期是在向必然性寻求妥协，那么他的继任者就可以说是在向必然性投降了。1812年战争明显地暴露出杰斐逊派的不足，他们的解决办法无法应对财政以及行政领域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战后的经济乱局令政府在面对商业群体提起的诸般要求之时，变得特别没有抵抗力，这些要求持之有据且相当精细；麦迪逊和门罗，都出身弗吉尼亚，于1809年到1825年间占据总统宝座，此二人显然都缺乏足够的意志和能力依托弗吉尼亚的社会哲学去构筑一套施政纲领，最终都不得不从原初的杰斐逊立场上败退下来，这场败退虽然曲曲折折，但也明晰可辨。
1816年的第二合众国银行提案获得批准，批准这个方案的人，也正是二十五年前第一合众国银行方案最为激烈的反对者。第二银行提案获批，可以说是最好不过地诠释了杰斐逊田园梦想的坍塌。接着，麦迪逊又为1816年的关税提案背书；而后，他虽然拒绝认可内部改进运动的合宪性，不过，仍然就这场运动的重要性发出倡议，并且跟杰斐逊一样，提议修宪，以便批准内部改进运动。门罗则做出了更大的让步。在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他签署了内部改进法案，由此提供的合宪空间之大，令众多杰斐逊派都备感震动，1824年，门罗签字批准再次提升关税。弗吉尼亚王朝的末日遂成为一段忏悔时光，忏悔弗吉尼亚教义的无能。
此时的联邦党则因抵制1812年战争，差不多已经瓦解了。既然麦迪逊已然推行了昔日联邦人的大部分纲领，那么这个政治党派的复兴也就没有太大必要了。地方层面当然还有联邦党的残余组织，但在国家舞台上，这些组织基本上没什么分量了。到了1820年，1800年的尖锐敌对态势已然消解而去，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感觉良好的时代”（Era of Good Feelings），时代氛围则融洽且平和。这个时代的选战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不和谐的情况，那就是选举人票方面反对门罗连任，不过，背后的原因仅仅是私人嫌隙而已。
四年之后，也就是1824年的大选，则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战，不过，这场选战的轴心是人选而非议题。亨利·克莱是“美利坚体制（American System）”最率直的支持者，约翰·昆西·亚当斯则被怀疑是披着羊皮的联邦党人；威廉·哈·克劳福德则谨守杰斐逊路线，安德鲁·杰克逊处在一个模糊的中间位置上。不过话又说回来，所有这些候选人名义上都是杰斐逊共和党人，想必都认可并接纳上一个十年的基本潮流。
选举人票方面，没有人获得多数票，于是便需要众议院做出裁断。其时，亚当斯和克莱的人联合起来令亚当斯获选，克莱则成为国务卿。于是，这个“美利坚体制”的坚定捍卫者算是执掌了实权。杰斐逊派在这场选战中遭遇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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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的妥协是必然的，但麦迪逊和门罗并不一定就得缴械。此时西进运动正如火如荼，这实际上襄助了农业力量在这个国家的存续。美利坚也就是在这些年间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并将佛罗里达收入囊中，与此同时，引人注目的边疆地区也正有新州陆续崛起，令联邦不断扩大。截止到1830年，联邦成员已经从最初的十三个州增加到二十四个州。农耕仍然是美利坚人民的主要职业，也是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但是从政治上讲，农业虽然具备十足的经济分量，却缺乏相应的权力。商业集团则表现得非常紧密且团结，由此便享有了至关重要的优势地位。只有在南方的种植园地区，农业才享有集中优势，同时也拥有相当敏锐的领导集团，这个集团自感有义务去经营这个国家。于是，反对联邦政府当中这股汉密尔顿政策导向的主要责任，便落在了南方种植园主身上。
特别是在弗吉尼亚，人们怀着深深的忧郁，观看着这段历史平和期。杰斐逊在就职演说中给出了温和陈词，“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2对弗吉尼亚的震动是非常大的。杰斐逊的施政举措很快便令他的一些激进追随者认定，他太把这句说辞当真了。当杰斐逊提名麦迪逊为自己的继任者的时候，这些追随者的不满开始向着叛乱发展。麦迪逊当然拥有一段长时间的共和派生涯，但他毕竟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通力合作写就了《联邦党人文集》，而且，二人的紧密合作态势令这些著名论章究竟出自二人当中何人之手，仍然殊难定论。此人禀性小心谨慎，因此也就很难认为这样一个人物一旦登临总统大位，会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去抵御联邦主义的压力。1808年，第三党，也就是该党教条派自称的“特廷奎德斯（Tertium Quids）”（简称“奎德斯”），心意相当决绝地将詹姆斯·门罗奉为自己的候选人，一七九〇年代的门罗乃是炽烈且激进的共和党人。不过，门罗最终意识到，若要入主白宫，最好是追随共和党，此一盘算令这场分裂运动归于瓦解。
“奎德斯”遂安静下来，等待下一次反叛。约翰·昆西·亚当斯进入共和党阵营，这并没有提升“奎德斯”对麦迪逊的信任。“两个亚当斯都是君主主义者，”来自加罗林的约翰·泰勒评论说，“对此，我毫不怀疑。这些君主主义者，究竟能不能像异教徒一样，靠着俸禄就能够改宗，这的确是个问题，而且我一直都担心麦迪逊先生会愚蠢地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1812年战争令这个党团更感不安，1816年的一系列事件则印证了他们的这种悲观态度。杰斐逊本人似乎都成了叛徒。罗阿诺克的约翰·伦道夫禁不住地一番嘲讽，他说，那位信仰之父已经堕落了，“成了那批阴谋者的君主，成了‘坎汀伯雷’（Cantingbury，意指“虚伪”“假虔诚”）的圣徒托马斯”。3
对麦迪逊派的投降举动，伦道夫在国会引领了一场剧烈斗争。在论辩和政治运作之时，伦道夫一直担任“奎德斯”的领袖，然而，他那不分青红皂白的暴烈态度，往往是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不过，1816年，也正是对这项事业之重要性的这种强烈信念，将他提升到新的高度。这一年，他凭借尖刻且无情的态度和令人震惊的雄辩之能，对麦迪逊派展开了猛烈攻击。这样一个人物，形象邋遢，举止傲慢，颇受当局忌惮。有时候，他那尖利、刺耳的声音也会令不堪折磨的对手发起并不算明智的反击，不过，这种反击并不多见。伦道夫的回击简洁有力：“你们所自傲者不过是你们身上的某种动物机能，说实话，在这方面，黑人不逊于你们，公驴则比你们强太多了。”当然，这番话是经过坊间加工了的。
然而，所有这一切的机锋和狂野最终都是徒然无功。在经历了数个星期的论辩之后，伦道夫也只能在绝望中哭喊着说：“会开到这个时候，我才大概明白这场战争给人民的情感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共和主义就此失去威力，杰斐逊派已然瓦解，沦为孤立无助的可忽略不计的少数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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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伦道夫在国会决绝战斗的时候，加罗林的约翰·泰勒，下弗吉尼亚地区最能干的农夫，也正在思量这场经济变迁的宏阔意涵。5他的大部分光阴并非在公共舞台上度过，而是抛洒在绿树如荫的拉帕汉诺克河种植园里面了。泰勒钟爱乡野，热衷于改进农业方法，对乡村美德有着深沉信念，他将这一切的情感和心念都倾注于《阿拉托》（Arator）中，此书遂成为弗吉尼亚的农事圣经。
不过，像他这般纯正的杰斐逊派，对公职的召唤是有充分意识的。他常常会离开田间，如同当年的辛辛纳图斯一样，前往里士满或者华盛顿，为人民、为自己的原则效劳。1794年，约翰·泰勒发布了题为《政党定义，兼论当前纸币体制的政治影响》的小册子，对汉密尔顿的一系列举措提起尖锐批判，由此廓清了杰斐逊派的论战纲要。1798年，他一手操持发布了著名的《弗吉尼亚决议案》，该法案由杰斐逊构思而成，麦迪逊起草。该决议案一出，便成为共和主义的“三十九条论纲”。一八二〇年代，约翰·泰勒一直在参议院效力。此人受人敬重，作风朴实坚定，他的发言兼具智慧和谦恭，穿着简朴——就是一件外套、一件背心和一条齐腰工作裤，典型的“伦敦灰”（London brown）老式工作服，这给当时的年轻政客留下了深刻印象。托马斯·哈特·本顿不禁留下如下品评：“我常常会去想象共和派政治人物的理想形象，看到约翰·泰勒之后，我一下子意识到，没有比这个现实人物更完美的形象了。”6
泰勒在加罗林乡间忙着自己的田地，跟在加罗林驻留过夜的友人交谈，也经常跟亲朋好友通信。在此期间，他内心一直在思量弗吉尼亚原则，同时也在急切地探察那些正在威胁弗吉尼亚原则的力量。他在杰斐逊任期中就已经对世事进展有所觉察。“联邦主义，”他写道，“……已经赢得了新的立足点，已经开始跟共和主义成了伙伴。”他笔走龙蛇，“肆意且潦草”，纸张一页页翻过，圈圈点点，涂抹加注，最终成就了一部大书。7
1814年，这部伟大作品于弗雷德里克斯堡问世，这是一部七百页的大书，书名是《合众国政府之原则和政策探析》。就形式而论，这书显得有些散漫且不够系统，就这么围绕一个主题来回“溜达”，时而从旁观察，时而从后窥探，时而从山顶俯视，时而又将之用作熟悉的标志。“老天啊，”已经被折磨得失去耐心的伦道夫大声说道，“找个像样的人……将这书重新编排一下，编成能看的英语吧……人类心灵的力量和弱点都在这里面了；强劲、简洁、明澈、软弱、枯燥、含混、不可理解，等等，尽在其中。”8
然而，伦道夫显然误判了这部大书的本质特性。这种风格显然并非寻常类型，在美利坚实属罕见，文学史也将之低估并忽视了，但是，这种风格轻松、灵动，语意丰富，比喻精美且动人，在这些方面已然非比寻常。这俨然是十七世纪的格调，用本顿的话来说，这就是那种“古怪的爱德华·柯克体”，充满了回旋和巧思，遣词造句中，“形而上学”的姿态和力量喷薄而出。9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啰嗦、重复且含混。不过，运思之精微以及其中的睿智和洞见，与无情且精细的剖析，简直匹配得天衣无缝。
这本书极为全面地解析了杰斐逊农业乌托邦的基本意涵。跟杰斐逊一样，泰勒也深深服膺于自由社会图景，对自由的物质条件有深刻意识。他着重申述说：“财富，就如同选票一样，分配之时必须慎之又慎，只有这样才能支撑起一个民主共和国；若是大量财产都落入少数人手中，这个民主共和国就完蛋了。权力的确追随财富，因此，多数必须拥有财富，否则就会失去权力。”10
在这个共和国，农业——“自由的护卫者，财富的母亲”，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泰勒认为这便最为有力地保证了财富的大范围分配。农业涵括了泰勒所谓的“自然”财产或者说是“实体”财产，确切地说，就是从生产性劳动中直接取得的财产。泰勒便据此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观念：自由民主体制是否能够存续，取决于“自然”的私人财产秩序能否存续下来。有了“自然”的私人财产，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如此一来，无论是压迫还是欺诈，都无法对私人财产进行掠夺了。11
泰勒特别提及自然经济秩序面临的两种威胁，这是“侵夺私人财产的两种方式：其一，穷人掠夺富人……手段暴力且突然；其二，富人掠夺穷人，通常采取法律手段，徐图缓进，步步为营”。泰勒认为，第一种威胁在美国是不可能存在并立足的。在美国，只有财富的集中制造了太多的穷人，穷人才有可能变成威胁。泰勒相信，真正的危险在于第二种情况，也就是来自上层的掠夺行径，这种行径是以有序且合法的方式展开的。特权集团前赴后继将历史串联起来，先是教士阶层，后是贵族集团，如今是银行体系，这就足以表明，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制度化的掠夺方式，少数集团可以凭借五花八门的办法，借由国家的力量展开掠夺。12
在美国，教士集团和贵族集团已经被摧毁了；不过，泰勒仍然告诫说，万万不可因此便认为，美利坚已经免除了暴政之忧。如今人类已经发明了第二种财产形式，泰勒称之为“人造”财产或者“虚拟”财产，正是这样的财产形式，令贵族集团可以肆意地压榨农民和工人的血汗。当然，最本质的错误是汉密尔顿的政策体系。那是一套依照英国的等级制度建立起来的财政金融纲领，在泰勒看来，这样一套政策体系置身新世界，将会是彻头彻尾的罪恶。“在我看来，”泰勒在一个标志性的段落中写道，“他们豢养的这个美人，就是一个化了浓妆的妓女，拉拢、腐化并劫掠她的仰慕者；倘若有人认为，抛弃自己的原配，抛弃那健康且贞洁的乡村姑娘……而后去娶一个二手的城市妇人，一个浑身溃烂的病态妓女，就能够提升眼前或者未来的幸福指数，那就大错特错了；也许人类的情趣和品味难以解析明白，特别是我们所谓的爱情这种东西，不过，对这样的二手烂货，英格兰人民是巴不得将之抛弃的。”13
泰勒以尖刻且精细的方式解析了基金体系、纸币银行体系以及保护性关税的运作方式，据此表明，所有这些体系和制度都是以老实且有德的农业群体为代价，让金融贵族去获取利益的。“财产转移政策，”泰勒宣示说，“催逼着一切劳动群体和生产群体落入贫困境地，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联邦主义者的此类举措，确保了从“自然”财产身上获取未定的抵押金，并确保将这笔钱转归“人造”财产，最终的结果就是专制和暴政。“税赋，无论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在一切形式的纸币体系的襄助之下，终会将这个国家的财产掠夺净尽，却没有将自由赋予这个国家；就这样，这套政策体系创造了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并让他们赚得盆满钵满，这个利益集团最终将剥夺这个国家的自由，完全用不着让渡任何的财产。”14
泰勒在几个引人瞩目的段落里明确指出，贵族集团的这种自我强化程序，既表现在财产掠夺方面，也同样有效地表现在心理掠夺方面。“欺诈和暴政的钓钩，”泰勒评述说，“通常都辅以美妙辞令……应当像对待叛国者那样，挑战并解析他们的政治辞令，靠着原则对他们展开严厉审讯，在此之前，切不可给他们任何的信任。他们往往将自己打扮成原则的仆人，由此获准进入家里，如此一来，便不难觅得最佳机会下手谋杀主人。”跟教士和贵族一样，这个金融贵族集团也有其心理同盟，“武力、信仰和信誉就是他们的手段，就如同往日的教士和贵族也会动用宗教和封建体制为自己效力一样”。15
这个集团到处叫嚷着要宗教自由，叫嚷着要剪灭贵族封号，但这只是为了分散人民的注意力，令人民意识不到真正的危险所在，泰勒着重攻击了这样的行径。这个集团如同毒蛇，“正安静且阴险地缠绕着自由，将古老的贵族遗骸摆放出来，令人们陷入惊恐，无暇顾及他们的所作所为”。泰勒动用了更为形象的比喻，来集中表述此等情状，“我们当然都了解死亡，都知道如何用一把镰刀杀人，但是他们是用四把镰刀杀人，令人们将他们误认为是神”。16
这个贵族集团特别擅长将“虚拟”财产包裹起来，确切地说，就是借助诚实的私人财产的声望将纸币和股票包裹起来，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力量源泉。他们会假装宣示说，他们要保护土地和劳动不受来自底层的再分配威胁，此举不过是为了从上层来保存并维持他们自己的再分配体系。泰勒对这样一种全然非自然的同盟体系展开决绝战斗。“倘若私人财产是劳动的果实，那么盗取劳动果实也能够建立私人财产吗？他们单纯地将一门火炮称为财产，这实际上是在扭曲财产的意涵，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将他们的炮群掩盖起来。税赋和股票，就是他们发明出来，用以攫取私人财产的手段。如果这样的东西也能够称之为私人财产，那么断头台岂不是也能够成为脑袋了吗？”17
面对这样的局面，该怎么做呢？泰勒字里行间不免透射出悲观情绪，有时候甚至像是一曲哀歌，仿佛是在哀悼一个因为变革而受到致命伤害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探析》一书就是为失落的乐园写就的精美悼文。很明显，泰勒已经觉察到，即便自己的党派执掌大权，也无可避免地要背离那些真正的原则。“我是顶风冒雪，赶了上百英里的路前来给你投票的，一旦你获选，”泰勒告诉门罗，“我对你的信任也就会在错愕和困惑中跌落谷底，我肯定是要再次投靠共和党少数派阵营的。”
哪个政党能抵御权力的诱惑呢？“共和党多数，”泰勒申述说，“已然被内阁共和主义败坏了，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尽管还不能说是彻底败坏了，但他们已经深染一些愚蠢的情感和取向，比如喜欢一个强大的党派，喜欢猎取民心，喜欢鼓噪、吵嚷。我们这些真正的少数派必须去揭露这样的内阁共和主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的看法，我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党沦落到盲人骑瞎马的境地，就这么背离党的目标，一路走到黑。”如此一来，一个人若是尊奉真正的杰斐逊主义，也就注定了永恒的少数异见派的命运。泰勒是杰斐逊派最具锐见的人物，他的此番宣示实质上等于是承认杰斐逊主义已经失去效能，同时也足以表明，挫败感已经何等深刻地灌注了弗吉尼亚观念世界的裂隙。18
此后，泰勒继续发出警报，但世事也有自己的演进之道，甚至都没有工夫暂停或者反驳一下。泰勒认为人民应当为自己身上的枷锁负责，因为人民太冷漠了。“我们这些农民和工人在所有国家都是政治上的奴隶，”他极为痛苦地宣示说，“因为我们这些人往往就是政治上的傻子。”191820年，泰勒发表了自己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论宪法解释与宪法辩护》，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对马歇尔派的宪法解释展开批判。1822年，泰勒推出《暴政揭秘》一书，对保护性关税体制提起了一份尖锐且全面的勘察和批判。一年后，泰勒发表《再论宪法》，同样致力于揭露马歇尔的异端邪说。
泰勒就这么不断地写东西，将自己的复杂思想一一展露出来，用精妙的修辞绞杀联邦主义；然而，“美利坚体制”依然走着自己的路，并逐渐攀升到霸权位置。泰勒有自己的纲领或者规划吗？“回归淳朴；恢复自由贸易；取消垄断特权；清除不正当的年金体系；瓦解立法裙带；压制法官造法；伸张财产之不可侵犯性，甚至抗拒立法侵夺行径，除非是为着真正的国民福祉。”当然，同时也要压制最高法院，压制制造业，取消纸币，重振民兵，造就一个“公正、自由、温和且廉洁”的政府。一句话，就是要造就一个乌托邦。一个词，绝望。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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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〇年代，杰斐逊派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杰斐逊本人于1816年向正在崛起的制造业发表了相当友善的欢迎词，他显然已经淡忘了1782年就制造业可能带来的恶端提起的那些警告了。而今，杰斐逊当初的预见开始成真了，杰斐逊也开始回归当年的悲观主义。（实际上，很久之前，约翰·泰勒就已经有所预见，认为杰斐逊迟早会重拾旧日观念，“我所见的这一切，定然也是令他极为愤懑的”。）宿敌约翰·马歇尔的权力日益攀升，这令杰斐逊在沮丧境地中越陷越深。联邦主义，正如他1823年告诉阿尔伯特·加勒廷的，“已经隐姓埋名，潜伏到我们中间了”，“它的力量自1800年之后，便不曾削减过……跟以前一样，法官集团就是他们的首领，就是他们的入门楔子”。1821年，他对《论宪法解释与宪法辩护》一书的问世充满希冀和热情。不过，1823年，当《再论宪法》一书推出的时候，他只能非常痛心地说：“我估计，这书发出的声音要变成荒野里的呼告了。”他不免感受到，他的农业田园只能沦落成“老人的梦”了，美利坚的机会“已然逝去，不会回来了”。他就那么生活在静谧的蒙蒂塞洛，悲伤且无助地看着贵族体制大踏步前进，在暗自神伤中悲叹自己那些希望就此覆灭。21
一八二〇年代的美利坚，当然还有整整一批人都分享了杰斐逊的这些强烈希望，伦道夫、泰勒、北卡罗来纳的纳撒尼尔·梅肯，这些人在华盛顿都还算活跃。伦道夫仍然在众议院供职；但是因为他在国会演说之时控制不住脾气，让演说变成一场令人眩晕的、炽烈的、失控的大谩骂和大批判，这令他在竞逐国会领袖的道路上归于挫败。此时的伦道夫一直生活在忧惧和阴影当中，他担心自己会发狂。约翰·泰勒于1823年短暂离开了加罗林，从绿树成荫的拉帕汉诺克河谷投身到参议院的争斗当中。有那么一个会期，参议院的新人看到他总是跟梅肯待在一起，在认真交谈，“看起来就像是两个希腊圣人，他们敬重彼此，就如同其他人敬重他们两个一样”。22不过，此时泰勒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一年后便去世了。
纳撒尼尔·梅肯在“奎德斯”里面是最不惹眼的人物，不过他活得够长，一直坚持着，在接下来一代人中成为杰斐逊式淳朴风格的体现者。梅肯其人绝对诚实，也绝对讲原则，就那么维系着共和主义的纯粹火焰，使其不至于熄灭，那般敬畏，那般虔诚，就如同大祭司侍奉神庙里的圣火一样。在他看来，所谓民主，就是一套朴素的伦理准则，而他已然是那么安静地将这套准则彻底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他的信仰直率且坚定，并毫不迟疑地予以奉行。
梅肯是共和国之初的斗争岁月遗留下来的老兵了。革命时期，他以普通士兵身份参加战争，拒绝领取酬劳，也拒绝晋升。他反对1787年的宪法，因为他担心那样一套综合性的政府体制很容易就会失去控制，从人民手中滑落。1791年，他获选进入国会。在公职间歇期，他安静地生活在北卡罗来纳的农场里。他是种植园主，不过不是巨富，只能说是家道殷实。收获时节，他能够举起三大桶烟草，当然这是在烟草质量不错的情况下，若是质量一般，他也能举起两大桶。他就那么领着自己的奴隶在田间劳作，直到1817年的那个夏天，在一次劳作中，太阳太过毒辣，他无法承受；当时他已经六十岁了。
在华府，他的生活简单且有规律。他总是穿着非常精细的海军蓝外套，还是革命时期的剪裁风格，干干净净的亚麻衬衣，有帽檐的贵格帽，齐腰裤外面套着高筒靴子。作风朴素，衣着简朴，言谈实在，他的存在简直就是对当时华府诸般潮流的嘲讽和斥责，那个时候的华府正在变化之中，人们纷纷致力于改善那粗朴的民主体制，令其变得更精巧、更雅致。
梅肯对杰斐逊可谓矢志忠诚，不过，当他感觉到他们的这个领袖已经偏离当初原则的时候，便加入了伦道夫和泰勒的阵营。梅肯应该说是伦道夫最亲密的朋友了，很多年间，伦道夫都因为肩头的责任而流于狂怒，梅肯总能够适时地予以疏解和缓冲。1812年战争令梅肯的处境更为孤立。海军蓝外套、精细的老式亚麻衬衣以及朴素作风，这一切都很难融入战后的华府，此时的华府已经是宴会和社交圈的世界了。梅肯反对“这种潮流，这种潮流从来都是将有钱人同穷人隔离开来的”。23
他是那种原生态的杰斐逊主义者，因此，他反对一切有可能瓦解那个老式共和党的举措。不过，也会有那么一些时刻，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疲倦和沮丧，这种感受也一直折磨着杰斐逊和伦道夫。“杰斐逊及其朋友们的那些观念，已经被世人淡忘了”，1824年，他在极度苦闷中写道。实际上，他应当把这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宪法也正是在这一年被参议院埋葬了。24
在《圣经》规定的天年到来之际，梅肯便早早地决定结束政治生涯。在四十六岁的年纪上，虽然正值中年，精力正盛，他毅然选择了悄悄离职。不过，他的这段漫长政治生涯，足以影响一批年轻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和密苏里的托马斯·哈特·本顿、来自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的安德鲁·杰克逊、来自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的詹姆斯·诺·波尔克、来自北卡罗来纳和纽约州的丘吉尔·卡·康布勒朗以及来自纽约州的马丁·范布伦等，都成了他的伟大追随者。人们劝他留下来，对此，他仍然朴实作答：我现在还足够清醒，知道应在清醒离开我之前，离开这个职位。而后，他便动身回归北卡罗来纳的农场了。
退隐之后，他仍然支持民众最大限度地参与政府。“年度选举结束之时，就是暴政开启之日，”这是他经常说起的格训。他相信，最高法院之所以会有此等篡权行径，就是因为最高法院是独立于民意的。1835年北卡罗来纳的修宪集会之上，梅肯再次挺身而出，为年度选任制度而战，对司法独立制度发起攻击。他的这项基本信仰由此经历了众多考验，并一直坚持下来。“我相信人民要比我见识过的大多数人都好，”他写道，“我曾用各种办法考验他们，从来没有发现他们是没有信仰的。是他们选任了领导人，但是领导人背叛了他们，令他们疑虑重重。”25
1837年6月底的一个早晨，八点钟的北卡罗来纳已经相当炎热了，纳撒尼尔·梅肯知道自己的大限到了。他像往常一样穿戴得整整齐齐，然后便躺在床上，跟身边的人交谈，“他在举止之间已经表明他做好了准备，没有任何慌乱”。他在一处荒蛮山脊地带挖下了自己的坟墓，那里不会有人耕种，他让人用一堆粗砺的燧石将自己掩埋，没有人会将这种燧石用作建筑材料。无论是生还是死，他都是一样的简朴。整个美利坚民主大地对他的死感到悲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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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道夫、梅肯和泰勒，在这段末日岁月里展示或者体现出来的观念很清楚，也很明确。联邦政府，即便在其表现最好的时候，也绝对不曾赢得过这些人的充分信任，到了这个时候，当然也就完全失去这些人的信任了。即便是朋友上台，这个政府也必然会为他们的敌人效力。于是，这些人便望向各州，将各州视为最后且唯一的救赎之地。这个世界之上，但凡大国，都要给特殊利益群体以相应的空间，以便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形成缓冲和过渡。就美利坚的情形而论，州这样一个政治单位是足够小的，完全可以推行充分的民意控制机制。
此等情形之下，州权也就成了唯一有效的宪法壁垒，可以对抗金融贵族集团操控下的中央政府的侵夺行径。“联邦政府，实际上就是外来政府，”杰斐逊说，“其权能全部是从各州主权攫取而来。”伦道夫甚至否认各州曾让渡过任何的主权。他宣告，“要求某个州让渡部分主权，这就相当于要一个女人让渡部分的贞洁一样”。约翰·泰勒更是凭借无限的耐心和才智为州权建言。于是，这个群体便纷纷向着州权集结，将之视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是他们播撒了风的种子，化育出一场飓风，掠过他们的坟头。27
伦道夫、梅肯和泰勒实际上都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连串的失败使悲观主义和抱怨成为贯穿他们政治生涯的主要论调。不过，若是切实观之，他们带来了极具激发性的正面影响力。他们是杰斐逊遗产的传播者。他们在那么一个令人灰心丧气的时代坚守一套价值，一套在那个时代显然没有实现可能性的价值。日后，将会有人跟上来，这些追随者比他们更有能力设计出达成最终目标的手段，不过，正是伦道夫、梅肯和泰勒这些人将那目标牢牢守住并传递下来，否则这些在手段方面更具才干的追随者，也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他们坚信民主之终极可能性，因此，在这些可能性上面，他们寸土不让，这就令这些可能性在未来的民主世界更容易达成了。正是这些人维系着民主的灵魂，让这灵魂得以生存下去。